前注：本文授权转载自 中国农业大学陈奎孚教授的个人公众号：图形公式不烦恼
尼尔斯·亨利克·大卫·玻尔丹麦物理学家，1885年10月7日生于哥本哈根。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量子力学先驱。1922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44年玻尔在美国参加了和原子弹有关的理论研究。1947年丹麦政府为了表彰玻尔的功绩，封他为“骑象勋爵”。
他对量子力学的贡献使他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与爱因斯坦并驾齐驱的、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量子力学真的很难懂，只好外行看热闹，听听他的趣闻(真假自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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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尔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后，很快就成了哥本哈根大学足球俱乐部的明星守门员，他习惯在足球场上一边心不在焉地守着球门，一边用粉笔在门框上排演着公式。
玻尔后来进入科研机构，专心于原子物理研究，但他仍不忘心爱的足球，业余时间常把踢足球当做休息,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科学家球星”。不过他也有分神的时候，据丹麦AB队史料记载，在一场AB队与德国特维达队的比赛中，德国人外围远射，玻尔却在门柱旁边思考一道数学难题。
1922年玻尔荣获诺贝尔物理奖时,丹麦一家报纸曾风趣地报导说:授予“著名足球运动员尼耳斯·玻尔”诺贝尔物理奖。
玻尔足球和物理学都很精彩。是不是让咱们的男足们也学点物理啥的，到时候不管是诺贝尔奖，还是走出走出国门，弄成哪一项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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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尔博士毕业后去英国学习，先在剑桥约瑟夫·约翰·汤姆生（Joseph John Thomson）主持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几个月后转赴曼彻斯特，参加了以欧内斯特·卢瑟福为首的科学集体，从此和欧内斯特·卢瑟福建立了长期的密切关系。
1937年,厄内斯特·卢瑟福逝世时,玻尔悲痛欲绝地说:“对我来说,他几乎是我的第二个父亲!”为了表达对恩师的怀念,玻尔把自己最小的儿子取名为厄内斯特·玻尔。要是在中国，与尊敬或长辈重名是非常忌讳的。
卢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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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底,玻尔在获得了希特勒要劫持他到德国去的消息后的第二天,人们用一只小渔船,通过厄勒海峡的一条秘密通道,把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冒险地送到了位于彼岸的瑞典。之后坐一架小飞机到达伦敦。为了防止被人发现，飞机要飞得很高。
据说玻尔因为专心思考，而忘记了戴氧气面罩；另一种说法是玻尔的头太大，面罩尺寸不合适，使得玻尔在空中曾失去了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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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初，玻尔同他的第四个儿子A·玻尔(后在1975年获诺贝尔物理奖)前往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参加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年过花甲的玻尔,受到大家的崇敬，亲昵地称他为“尼克大叔”。因为当时绝对不能提真名字,否则让别人知道玻尔在此,则整个“曼哈顿计划”就泄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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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玻尔从美国回到了他的祖国—丹麦。他将他的那枚诺贝尔金质奖章进行了重铸。因为当年他离开丹麦时,怕法西斯的迫害而把这枚奖章溶解在“王水”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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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与玻尔围绕关于量子力学理论基础的解释问题，开展了长期而剧烈的争论，但他们始终是一对相互尊敬的好朋友。
玻尔高度评价这种争论，认为它是自己“许多新思想产生的源泉”，而爱因斯坦则高度称赞玻尔：“作为一位科学思想家，玻尔所以有这么惊人的吸引力，在于他具有大胆和谨慎这两种品质的难得融合；很少有谁对隐秘的事物具有这一种直觉的理解力，同时又兼有这样强有力的批判能力。他不但具有关于细节的全部知识，而且还始终坚定地注视着基本原理。他无疑是我们时代科学领域中最伟大的发现者之一。”
有次爱因斯坦诘问玻尔:“请您说一下,究竟什么是光?”玻尔毫不客气地说:“您可以去请德国政府下道命令:光就是波,禁止利用光电效应;或音光就是微粒,禁止利用光栅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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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尔是量子力学中著名的哥本哈根学派的领袖，他以自己的崇高威望在他周围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杰出的物理学家，创建了哥本哈根学派。
他们不仅创建了量子力学的基础理论，并给予合理的解释，使量子力学得到许多新应用，如原子辐射、化学键、晶体结构、金属态等。更难能可贵的是，玻尔与他的同事在创建与发展科学的同时，还创造了“哥本哈根精神”——这是一种独特的、浓厚的、平等自由地讨论和相互紧密地合作的学术气氛。
直到今天，很多人还说“哥本哈根精神”在国际物理学界是独一无二的。
曾经有人问玻尔：“你是怎么把那么多有才华的青年人团结在身边的？”
他回答说：“因为我不怕在年青人面前承认自己知识的不足，不怕承认自己是傻瓜。”
实际上，人们对原子物理的理解，即对所谓原子系统量子理论的理解，始于本世纪初，完成于20年代，然而“从开始到结束，玻尔那种充满着高度创造性，锐敏和带有批判性的精神，始终指引着他的事业的方向，使之深入，直到最后完成。”
哥本哈根学派三巨头：玻尔，海森堡，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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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尔和爱因斯坦是在1920年相识的。
那一年，年轻的玻尔第一次到柏林讲学，和爱因斯坦结下了长达35年的友谊。但也就是在他们初次见面之后，两人即在认识上发生分歧，随之展开了终身论战。
他们只要见面，就会唇枪舌剑，辩论不已。
1946年，玻尔为纪念爱因斯坦70寿辰文集撰写文章。当文集出版时，爱因斯坦则在文集末尾撰写了长篇《答词》，尖锐反驳玻尔等人的观点。他们的论战长达30年之久，直至爱因斯坦去世。但是，长期论战丝毫不影响他们深厚的情谊，他们一直互相关心，互相尊重。
爱因斯坦本来早该获得诺贝尔奖，但由于当时有不少人对相对论持有偏见，直到1922年秋才回避相对论的争论，授予他上年度诺贝尔物理奖，并决定把本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授予玻尔。
这两项决定破例同时发表。爱因斯坦当时正赴日本，在途经上海时接到了授奖通知。而玻尔对爱因斯坦长期未能获得诺贝尔奖深感不安，怕自己在爱因斯坦之前获奖。因此，当玻尔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写信给旅途中的爱因斯坦。
玻尔非常谦虚，他在信中表示，自己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是因为爱因斯坦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因此，爱因斯坦能在他之前获得诺贝尔奖，他觉得这是“莫大的幸福”。
爱因斯坦在接到玻尔的信后，当即回了信。
信中说：“我在日本启程之前不久收到了您热情的来信。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象诺贝尔奖一样，使我感到快乐。您担心在我之前获得这项奖金。您的这种担心我觉得特别可爱——它显示了玻尔的本色。”
被誉为“科学界最牛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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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费曼还在美国LosAlamos实验室工作时，职位很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实验室研究设计并制造了原子弹，所以有不少重要的物理学家都来过这里。一天，玻尔与他的儿子小玻尔（当时他们的名字分别叫尼古拉·贝克和吉姆·贝克）也来了。即使是对于该实验室的大头头们，玻尔也是个神，每个人都想一睹玻尔的风采。
与玻尔聚会讨论的会议开始了，人到了很多，费曼坐在一个角落里，只能从前面二个人的脑袋之间看到玻尔……
举行下一次会议的那天早晨，费曼接到一个电话，
“喂，是费曼么？”
“是的。”
“我是吉姆·贝克，我父亲与我想找你谈谈。”
“我吗？我是费曼，我只是个（小伙计）……”
“是找你，8点钟见面行吗？”
到了8点，费曼与玻尔父子在办公室相见。玻尔说：“我们一直在想怎样能使炸弹更有威力，想法是这样的……”
费曼说：“不行，这个想法不行，不有效……”
“那么换一个办法如何呢？”
“那要好一些，但这里也有愚蠢之处。”
他们讨论了约二个小时，对于各种想法反复推敲着、争论着。玻尔不断地点燃着烟斗，因为它老是灭掉。
最后玻尔边点燃烟斗边说：“我想现在我们应该把大头头们叫来讨论了。”
小玻尔后来对费曼解释，上一次开会时，他父亲对他说：“记住那个坐在后面的小伙子的名字了么？他是这里唯一不怕我的人，只有他才会指出我的想法是否疯了。所以下次我们讨论想法时，将不与那些只会说‘是的，玻尔先生，这一切都行得通’的人讨论。把那个小家伙叫来，我们先跟他讨论。”
费曼于是恍然大悟，为什么玻尔单打电话叫他。
费曼 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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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如何用气压计去断定摩天大厦的高度？”这是哥本哈根大学物理系学位考试的一个问题。
有一考生答：“将一条长长的绳子绑在气压计上，然后将气压计从摩天大厦的天台吊到地面。绳子的长度加上气压计的长度便是大厦的高度。”
这个高度原创的答案让考官气得马上给了该考生不及格，考生以答案无可置疑的正确为理由上诉，大学委派了独立仲裁员去办这一件学案。
仲裁员认为答案是对的，但却没有显露出多少物理学知识。为了平息这场风波，校方决定传召此考生，让他用六分钟的时间，以口头表达的方式说出一个包含物理学基本原则的答案。
前五分钟，该考生坐着默不作声，抚额沉思。校方提醒该考生时间要到了，考生却回答说他有几个极之切题的答案，但他无法决定用哪一个作答。经再次催促之后，该考生回答如下：
“你可以将气压计带上摩天大厦的天台，抛出街外，然后测量气压计到达地面所需的时间。大厦的高度便可用公式H=0.5gt2（高中的知识）算出来。”
“如果天上有阳光，你可以测量气压计的高度，再将气压计竖立起来测量它的影子的长度。然后测量摩天大厦的影子的长度，如此就可轻易地用比例来推断出大厦的高度。”
“如果摩天大厦有外露式楼梯，可能这样更容易：徒步走上楼梯，用气压计的长度分段量度摩天大厦的高度，然后将所有分段长度加起来。”
“但因为我们老是被教诲要独立思考和应用科学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敲清洁工人的房门，然后问他：‘你想要一个精美的气压计的话，我可以将我的这一个给你，但你要告诉我这幢摩天大厦的高度。’”
这一位考生就是玻尔。
文：陈奎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