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新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而他在宋神宗心中扎根的根本原因却在于军事。军事问题凝聚了宋以来一百余年所有中原人的沧桑与苦痛，宋神宗不想像真宗和仁宗两朝一样用金钱去买所谓的和平，更不愿与侵占自己国家领土，残害自己子民的边境异族“称兄道弟”，他心里清楚金钱不能买宋代万世的“和平”，他要在他的时代夺回燕云十六州，荡平西夏吐蕃，让宋朝拥有如汉唐一般的恢弘气象。

然而打仗要有财力支持，以现在的经济状况无法支持收复边疆这样的大战。想要扭转当前的经济状况，为国库增收从而支持以后必然要开始的战争，当时大部分朝臣都是主节流之法，变法之前河朔地区发生水灾，宰相曾公亮提议省免郊祀典礼时对大臣的赏赐，当时很多人都赞成这一点，就连当时的翰林学士司马光也不例外。

而王安石却认为国库不足是理财不慎造成的结果，他认为能理财就不用加大赋税，但这一观点遭到了许多臣子的反对。司马光认为王安石“不加赋而国用充足”的说法只不过是变相抢夺民财，盘剥百姓，在他之前，武帝朝的桑弘羊就曾用过，后果低劣不堪，根本不值一提。

王安石的想法确实是超出了时代的限制，自然不被当时的时代所理解。王安石更认为法家的“经术”是用来治理社会的妙药良方，纵观前朝历史，以“法”治国而强盛起来的例子不在少数，迂腐之人不会用“术”，才会认为“术”是害人之物。宋神宗自幼好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有浓厚的兴趣。

“变风俗，立法度”是王安石认为的治国首要任务，从现实角度来说，法家的学术是有重要的治世意义的，但在宋朝儒学盛行，甚至已经到了开始僵化的地步，法儒根本不相融，要以法家之术进行变法谈何容易？

宋熙宁二年，宋神宗任富弼为首相，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由于王安石和新法在当时并不得人心，神宗任富弼为首相，希望以他三朝老臣的威望来镇抚局势，安定人心，而变法的具体内容和实际操作都由王安石来领导完成。这样不仅有助于朝局的稳定，新法的推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王安石，给新法推行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宋熙宁三年二月，神宗为变法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顾名思义，它以国家的财政总署三司省为根基，是专门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的条例部门，由参知政事王安石和枢密院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之后，王安石又向神宗推荐了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沈括等他认为对新法有帮助的人参与并协助变法。

这些人中较为著名的有吕惠卿和章惇。吕惠卿年轻时在真州做过推官，后被调进京城。他和王安石在政治上聊得非常投机，王安石因此推荐他进入变法集团，成为王安石变法的中坚力量。后来吕惠卿极大地影响了变法，在历史上骂名不断，这或许也是王安石事先料想不到的。而章惇是吕惠卿的同乡，他也是在历史上颇有争议之人。

既然万事俱备，改革就指日可待了。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只有选取了最稳定、最有效的突破点，迈出最稳健的一步，才能为日后新法的全方位展开铺平道路。熙宁二年七月，经制置三司条例司议定，颁布了新法第一条法令——“均输法”。那么“均输法”出台的原因又在哪里呢？

作为北宋王朝的国都，整个开封府的繁荣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周边小城镇、农村的供给，在太祖赵匡胤时期朝廷设立了发运司，把全国各地的物资运往开封。但由于发运司作为一个执行机关本身的权力不足，执行调运任务时受到各方面的牵制，供需得不到有效地调和，漕运也因此发生了混乱。

针对这个制度的弊端，“均输法”适时地出台了。在新的法令之下，发运司的权力大大增强了，具体来说就是现在由发运使亲自去了解开封和全国的物资状况，并由它来决定具体物资的运输，收上来的物资由朝廷向官员、市民等人发售。具体由原开封府度支判官、陕西转运副使薛向担任发运使，实施“均输法”。

“均输法”一颁布就引发了不少非议。这应该也是变法派事先就预料到了的。由于它由国家来承担物资的运送和销售，就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自由经济，触犯了商人的利益。而事实上，“均输法”确实有利于国家商业的稳定，更有利于国库的充盈，这和新法“富国强兵”的宗旨也是相吻合的，王安石等人在当时推出这个法令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