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一代”

1992年，泡沫经济之巅峰。这年，日本全国招聘人数达165万。三年后，也就是1995年，这一数字降至60万，2000年，只剩下23万。这一断崖式的下跌持续了约十年，日本人称之“就业冰河时期”。

这一时期成年的日本人，在平成时代结束时，差不多是四十岁。他们被称为日本“迷失的一代”（Lost Generation）。这个词来自美国，指在一战中迷失了理想，对传统价值感到幻灭的那一代年轻人。据统计，2000年，日本有12万的应届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在日本的雇佣和薪酬体制下，一开始找不到正式工作，就意味着再也找不到了。

“就业冰河时期”以来，“飞特族”（Freeter）、“尼特族”（NEET，意即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宅人”（Social Withdrawal）三个词相继出现，并流行。

“飞特族”（フリーター），即散工。找不到正式工作的年轻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去打散工，和正式雇佣的上班族相比，他们的待遇低，工作不稳定，缺乏提升的空间。官方数据显示，2001年日本“飞特族”多达417万人。近些年，安倍祭出改革的“三支箭”，失业率降至史上最低，但较之15年前，35-40岁这个年龄段的“飞特族”却增加了60%。换句话说，安倍经济学催生的工作机会多为散工，虽然足以让统计数据变得漂亮，却无从救赎“迷失的一代”。

这一时期，大量低学历者放弃了就业努力，成为“尼特族”（ ニート）。他们不上学，不工作，也不打算找工作；既不从事家政，也不接受职业培训。所以，也有中文译者将“ニート”译作“啃老族”。

2004年，玄田有史、曲沼美惠合著的《ニート》由幻冬舍出版，首次将这个庞大的群体曝露在公众视野中。1997年，日本有“尼特族”44万人，2002年，这个数字已增长至70万。这些人年龄在15岁到34岁之间，多数是高中毕业生或“中退生”（即退学生），对人际关系缺乏信心，其中不少人也曾试图踏入社会，但很快在“冰河时期”的严峻气候下退缩。今天，他们大多早已过了受训成为熟练工的年纪，只能被遗忘在时代大路的两旁。

除了“飞特族”和“尼特族”，平成时代还出现了大量的“宅人”（ 引きこもり）。“宅人”顾名思义，就是宅在家里，躲避社会的年轻人。他们不但不上学，不工作，甚至无法离开自己的卧室，常常一宅就是几个月，不与外人接触，社会对他们而言，正如黑暗丛林之于孩童。而在家里呆的时间越长，他们越是无法跨出门外。

根据日本政府3月29日发布的数据，日本40岁以下的宅人约54万人，40岁至64岁的约65万。由于宅人与世隔绝的“隐居”状态，这些数字很可能大大低于实际。宅人们多为男性，他们“感觉个人失败”，不愿或无法走出家门，但又并非传统医学意义上的精神障碍患者。

失业者、飞特族、尼特族和宅人，并非日本所独有，但在日本尤其突出。这些人拒斥社会也被社会所拒斥，一起带来了日本的“2030问题”——到2030年，他们将年届六旬，如果那时仍无法进入“正轨”，就不再有机会；为维系他们的生计，日本社会将新增20万亿日元（约1.2万亿人民币）/年的负担。

在当下克服贫穷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青年问题”。昭和年间，社会学家往往从中产阶级、城市化的角度进行解析，到了平成时代，“贫困化”则成为新视角。

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青年失业大幅增加，许多人加入非正式雇佣大军，年收入低于200万日元（人民币约13万元）。在大学，父母给子女的资助也每况愈下。以私立大学为例。1990年，每名学生每个月可以从父母那拿到12万日元（人民币约8000元）；2017年，这个数字只剩下8.6万日元（人民币不到6000元）。同一时期，学生的平均房租却从4.83万日元（人民币约3200元）涨到6.16万（人民币约4100元），这样一来，学生每天的伙食费就只剩下817日元（人民币约54元）。其余开销，学生要靠打工来补足。我有不少学生，每天步行来上学，只是为了节省巴士费用。

在常识中，“贫困化”往往伴随着冲突和愤怒，社会矛盾不断膨胀，直到火山喷发的一天。但常识有时不适用于日本。日益窘迫的平成青年并不愤怒，也不反抗，和老一辈不同，他们对“当下”感到满意。

根据2013年的一项调查，日本青少年的的生活满意度高达78.4%。九成的高中生认为他们是“幸福的”。在今年7月的选举中，多数“20代”（20-29岁）的年轻人投票支持执政党。

这让许多观察者大惑不解，纽约时报驻东京记者站的站长就曾问道：日本年轻人所处环境如此不幸，他们为什么不反抗呢？又或者，他们是怎样克服贫穷的呢？

社会学家古市宪寿认为，这与1990年代以来日本青年的“自足化”（consummatory mindset）有关——“活在当下，享受现在”成为一种时尚。在社会学中，这个概念强调“以自体为目的”，享受此刻的自由；与consummatory相对的是instrumental，即以当下的劳作/自律去换取明日的舒适/自在。

平成初年，日本经济熄火，世界格局陡变。随着20世纪那些伟大革命及其英雄的远去，历史的大叙事陷于崩溃，所有的参照物都消失了，存留下来的唯有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就日本而言，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它的巅峰，泡沫破灭，向上的空间已经关闭。日本社会随之趋于收缩，《清贫的思想》开始流行，年轻人与伟大的愿景和理想诀别，转而专注于 “小确幸” 。

“小确幸”，亦即微小而确实的幸福，是作家村上春树的造词。村上这样描述他的小确幸：清晨，一个人跳入寂静泳池的刹那；等餐的时候，一边喝啤酒一边看杂志； 秋日的午后，看阳光在纸糊的窗上描摹树的影子；把新买内裤洗干净摺好放到抽屉里……这种“顿悟”式的满足感，几乎不要求经济的成本，甚至是安贫乐道的。

在这种状态下，古市宪寿发现，日本青年不再期待未来，他们不相信“明天会比今天好”。或者说，他们摆脱了明天的束缚，“为了买车要节俭”、“为了买房现在必须忍耐”这一套不再适用于他们。对于物质，他们压低了欲望——衣服不需要什么名牌，优衣库、H&M就好；吃饭也不必红酒鹅肝，麦当劳足矣；至于家居，宜得利、IKEA这样牌子就很不错。

日本政府有项青年意识调查，1970年有38%的受访者在诸多兴趣爱好的选项中选择“与朋友聚会”，到了1998年，这个比例上升到74%。与此同时，依恋家乡、不愿远离的年轻人比例也在上升。

在平成青年看来，与其出于某种功利的目的去艰苦奋斗，还不如现在约个朋友出来闲聊小聚。如果是住在东京，他们可能会跑到附近的千叶县，在朋友家借宿一晚，一起烤肉喝啤酒，隐遁在一种“私密的空间”里。他们无意重复父辈们大学毕业即进入企业刻苦工作直到退休的生活模式，抛弃了公司这个“世间”，进入到密友的世界里。

值得一提的是，在“小确幸”的另一面，是对未来的担忧。2009年，近七成的日本青年对未来感到担忧，在泡沫经济年代，这个比例只占四成。而比起失业，他们更担心退休以后，能否老有所养。

物质逆反与“76世代”价值观

日本青年变了，有人认为分水岭在于“76世代”。“76世代”，顾名思义生于1976年，他们中不少人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创业，组乐队、开面包店、创办IT公司等等。生活轨迹与父辈——战后不久出生的“团块世代”大相径庭，价值观也迥然不同。

在泡沫经济时代，物质是压倒性的，一切“成功”都可以通过物质来认证。“理想人生”的线条清晰——用功读书，名牌大学毕业后成为“企业战士”，结婚生子，拥有一套3LDK（三间卧室+客厅+餐厅+厨房）住房或别墅。至于具体从事什么职业和工种，那一代人并不挑剔，能挣钱就可以。

这样的理想，“76世代”并不憧憬，他们完全不想重复父辈的人生——在那个机器喧嚣的年代，人只是物质的动物，大家都面目模糊。对他们而言，“内在的自我满足”而非外在的物质享受，才是第一位的。工作的话，他们不再执着于名校、名企业，不想做别人“企业战士”，而是要追逐“个人的梦想”。

社会学家岩间夏树在《青年劳动意识为何发生变化》中讲了一个故事：朋友东大毕业，却苦于儿子的功课不甚良好。他规劝儿子用功读书，但遭到反驳。儿子说：爸爸，你（名校毕业，但）好像并不幸福啊，功课嘛，我差不多就行了。朋友竟无法反驳。岩间认为，平成时代的价值重心发生了转移，从“重量”转向了“质量”，这个时代的青年强调个性与自我（individualism）。

与此同时，媒体也在炮制个性张扬的氛围，“无论如何，也要追求自己的梦想”——类似的话语随处可见。2003年，男子天团SMAP推出单曲《世界上唯一的花》，成为现象级的作品。歌中唱道：“我们一起种世界上/这唯一的花/我们全部/都是唯/only one ……回想起我们从儿语牙牙/就怕输掉明天/付出代价/所有的人/所有人/都想要第一个到达/你不会落后不要害怕/用清脆步伐/你是这世界上/最特别的花/每个人/每个人都是种子在发芽……我们全都是唯一/only one”。截止今年，这首歌的累计销量达到313.2万张。

当然，一切个性化都需要经济的基础，所有的非物质化也都有着物质的背景。“76世代”的价值观恰恰萌芽于经济发达的土壤之中。即便告别了增长，日本也还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人们受教育程度较高、犯罪率低，社会生活基础设施完备，绝对生活水准较高——这是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年轻一代得以“放飞自我”的大背景。

“76世代”大多出身于3LDK家庭，未经柴米之忧，得天独厚。许多人婚前跟父母住在一起，生活支出很少，即便不工作，也不觉得窘迫。“全家”或是“7-Eleven”这样的便利店街角就有，从食物到杂志到日用的基本需求都能解决。至于社交娱乐消磨时光，一个手机就够了。

此外，20多年的通缩，让日本物价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加上日本富人尽量低调，穷人又尽量体面，社会贫富差距并不会令人难堪地表露出来，多数日本人坚信自己属于 中产阶级，并非穷人。抛却对跑车豪牌的念想，生活就还是云淡风轻的，年轻人们就不差钱，就还可以和小伙伴组成乐队，在街头唱歌。

真的“想扇丸山真男”吗

对于平成时代的年轻人，人们的评价不一。有人认为，他们摆脱了物欲的纠缠，是“开悟的一代” (さとり世代)，藉由他们，日本社会才可能克服消费主义，进入“后现代”。

但更多的人认为，平成青年弱化了。他们看似无欲无求，实则缺乏自立的精神，心智怯懦。2010年有一本叫做《年轻人为什么在厕所里吃“个人午餐”》的书，作者和田秀树调查了400个年轻人，其中9人曾有在厕所里吃饭的经历。为什么要躲到厕所里？理由有些匪夷所思——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如果被人看见的话，会被认为是没朋友，很没面子。

飞特族”、“尼特族”、“宅人”不是哲人，更非佛陀，他们无以成家立业，只能依赖父母社会的投食喂养。许多人不结婚也不生育，1970年已届半百的100个日本人里只有5个是未婚，2015年这个比例已激增至19%。而34岁的未婚青年里，甚至有四成连性经验也没有。 一个社会要保持人口的稳定，需要2.07的生育率，而日本只有1.43。

围绕“青年问题”的根源，日本主要有两种言说：一种从内部找原因，认为青年对强筋精神的匮乏负有“自我责任”；另一种则强调社会困境，认为泡沫破灭及政府的因应策略损害了青年的利益。前者得到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主流的支持，拥有强大的话语权。

“自我责任说”建议从心理学的角度介入，通过社会动员的形式，来矫正青年“缺乏信心”“无法自立”的问题。日本厚生劳动省曾发布《提高青年人间力国民宣言（2007年）》。所谓“人间力”包括交流能力、合作能力、自立能力，宣言试图通过一场“国民运动”来拯救年轻人，如今看来，效果不彰。

与此同时，“社会根源说”列数据摆事实，认为长达十年的“就业冰河期”才是问题的肇始，从那以后，才出现了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无法正式就业的情况。

2007年1月，朝日新闻旗下的《论座》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真想扇丸山真男》的文章，比标题更耸动的是副题——“31岁，散工。我的希望，是战争”。作者赤木智弘写道：“从我们作为低工资的劳动者被抛向社会后，已有十年。为什么社会没有给予我们丝毫帮助？……如果社会仍然维持和平，这种不平等的状况就会永远持续下去。那么，什么才能打破这种封闭的状态，带来变化呢？可能性之一，就是战争。”

但这与丸山真男有什么关系呢？丸山系日本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声名显赫。二战末期，丸山曾应征入伍，在那之前，他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助教、社会精英；战争让作为二等兵的丸山受尽欺辱，谁都可以扇他耳光。如果说丸山从这段经历中看到的是创痛，赤木则看到了平等。赤木写道：“战争爆发，就会出现社会流动性。对于受尽欺辱的我们来说，这是彻底改变现状的机会。也许，我可以狠扇丸山真男几个耳光，战争真是希望之光。”

这篇文章不出意外地招致舆论精英的侧目。赤木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吗？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他的言论听上去像是极右翼，但文章却刊载在一份著名的左翼杂志上。又或者，他并不是真的想扇丸山真男，他想要的只是一个平等的时刻，一个发展的机会。

结语

赤木后来出了名。但像赤木这样的人并不多。

绝大多数的失业者、飞特族、尼特族和宅人并不反抗，他们不示威游行，更无暴动或革命，事实上，他们甚至不常出门。日本的富庶托举着他们，家庭和社会的纽带维系着他们，这些都不会转瞬消失，于是就还有躲避的空间，让他们安住在当下。

但是不是只要活在当下，明天就永远不会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