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围剿,局面逆转,蒋介石输在了马虎大意上

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共动用了五十万部队,由蒋介石坐镇南昌指挥,分编为北路、南路、西路三路军。

北路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由其嫡系中央军部队组成;南路军以广东军阀陈济棠为总司令,由粤军部队组成;西路军以湖南军阀何键为总司令,由湘军部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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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四周构筑了各种碉堡、工事,形成了数道严密的封锁线。1934年1月下旬,又以北路军中的部分嫡系部队组成了东路军,由蒋鼎文任总司令。



国民党“围剿”军虽然兵力占绝对优势且部署严密,防线重重,但内部的矛盾冲突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部署上的漏洞。

在国民党军四路大军中,北路军和东路军均为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部队,且力量集中,装备精良,红军要想从其中间撕开缺口,殊非易事。

然而,西路军的湘军主力正忙于“围剿”西进的红6军团与活动于湖南各地的红色武装,力量分散;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则与蒋介石同床异梦,拥兵自保,既惧怕红军进入广东,又唯恐蒋介石以“剿共”之名,驱兵人粵,动摇自身的统治;

因而一方面迫于蒋介石的压力,派兵参与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另一方面则以重兵在江西与广东交界处构筑防线,防守广东,且派员与红军进行了秘密谈判,达成了停战协议,这就为红军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西进,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有利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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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革军委将中央红军突围行动的突破点选定在了陈济棠防区,决定迅速穿越粤军、湘军的防区,抢在蒋介石调整部署、形成新的包围圈之前,与活动于湘鄂西的红2、红6军团会合。

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渡过雩都河之后,向指定的进攻发起地域多路秘密开进。

对于红军主力部队的集结,蒋介石最初认为只是实施小规模战术性部署调整,至多不过是对南线的粤军实施反击,而这对其来说正中下怀,因而并没放在心上。

蒋介石对“围剿”中央苏区,消灭中央红军已是成竹在胸,认为胜利已经指日可待,遂于10月上旬偕夫人宋美龄周游全国,接见军政要员,大谈“围剿”红军的战绩,风光异常。

然而,蒋介石因为自己的得意忘形,错过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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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投降国民党的前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第5局局长兼军委动员武装部部长杨岳彬向国民党透露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据此情报,国民党南昌行营作战厅厅长贺国光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红军面对目前不利的形势,做了上中下三种准备:

第一,为保存中央苏区和政府而聚集力量在瑞金、石城之间或在瑞汀附近与国民党军决战。

第二,如果决战失败,则以一部散布闽赣地区牵制国民党军,红军主力将向南经安远、信丰、三南一带转进湘南,前往四川或滇黔边,与徐向前、贺龙两部会合。

这也是斯大林的主张,他认为四川最适合割据,该地区不畏经济封锁,也可向新疆、外蒙发展,取得苏俄直接帮助。

第三,如果陈济棠南路军堵住南去的道路,“则将兵力分成数股窜扰闽南闽北闽中及粵之东原等处,牵制国军,以保存赣南之零星匪区及伪中央后方,为将来根据地,此为下策。”北上视察途中的蒋介石并没有及时得知这一消息。

直到10月18日,忽接东路军报告,称在占领瑞金后发现的资料中发现红军主力有西进的意图,才如梦方醒,明白红军的行动不是战术调整,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反击,而是西进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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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立即飞回南昌,主持军事会议,确定追堵中央红军的计划:

以北路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率嫡系中央军昊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组成“追剿部队,对红军主力实施追击;

令何键将西路军总部移至衡阳,除以一部继续“清剿赣西红军外,湘军主力悉数调往湘南布防,并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

令南军陈济棠将总部推至韶关,除以一部留置赣闽边“清剿”外,主力进至粤湘边乐昌、仁化、汝城间构筑防线进行截击

令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第4集团军将总部转至桂林,主力集中桂北,准备参加堵击作战。

蒋介石的基本意图是:以粤军、湘军正面封堵,桂军侧击,中央军跟踪追击,从而对中央红军形成围追堵截的作战态势。

然而,蒋介石的部署终究慢了半拍。各路国民党军尚未开始行动,红军的突围行动已经开始。

10月19日至20日,红军部队主力到达仁风圩(街)、双芫(园)、牛岭、长洛、桂林江等地区,进抵陈济棠的南路军沿桃江(信丰河)构筑的碉堡群防线,并完成突围前的作战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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