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0月16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七届(2019)学术年会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论坛分论坛——上海经济成就：理论总结与展望，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7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多项议题发表演讲并展开讨论。论坛上，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发表了主题为“非正式制度差异与中国经济的南北分野”的演讲，黄少安将山东与广东、江苏经济发展做了深入对比，阐述了山东为何缺乏创新型企业和创新人才，山东经济下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以下是澎湃新闻整理的黄少安教授演讲全文，以飨读者。

深圳夜景 视觉中国 资料图

最近我们在做一个课题，将山东和南方的广东、江苏做一个对比，做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中国的区域经济的不平衡，由过去的东中西部的不平衡，迅速地变为最近几年南北的不平衡、南北差距，而且差距很明显。

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南北经济实质性差距已经开始

从增长率来看，2014年之前，南北方的增长率差别不大，但是2014年开始，包括北方领头羊山东省在内的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的GDP增长率出现了分野，南方的增长显著的高于北方地区。2012年开始有统计数据的显现，2014年开始明显，到今年明显这个速度非常快。

2019年上半年31个省市，不含港澳台地区，GDP增长，全国的平均增长率是6.3，南方的16个省市平均增长7.38，只有上海5.9，重庆6.2，海南5.3，低于全国的平均增长率，但是上海的基数大，增长率动能转换更快。而北方的15个省市自治区平均增长5.63。只有北京6.3，河南7.7，河北6.62，山西7.2，宁夏6.5稍微高些。

北方GDP总量约为172354万亿元，只占全国总量的38%，而南方占了62%，这是2019年上半年的数据。北方一个是京津冀，还有一个是山东板块，去年是7万多亿，山东一个省等于京津冀三个省市。

从个人所得税来看，南北的差距更大，浙江、江苏、广东居民向国家纳的所得税，明显的高于山东，山东代表北方最大的经济体，差得太远了。

1、差距实际上始于2008年危机之后。

前面看到的是一个统计数据的差别，好像2014年是一个分水岭。其实实质性的差距不是从2014年开始的，应该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传到中国就开始了。实质性差异在于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的不同。2008年以后，广东尤其是深圳、广州和东莞等地区进行痛苦的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危机到来之时，依靠市场机制强制性淘汰了一些资源消耗型、劳动力密集型、中低端出口等。

当然统计数据看不出来，那个时候南北方的增长率看不出来，从哪个方面能看出来？

经济结构转型，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广东、浙江、福建、江苏这些地方，尤其是广东，大幅的实行经济结构转型，也就是我们说的新旧动能转换，深圳、东莞，东莞的转型特别成功，大家再去看东莞，经济转型转得特别好。而同时的山东却在积极承接广东、浙江等相对落后的产业转移，虽然短期内经济增长率会比较高，但是实际上把自己摆在了接受落后产能转移的位置。这就是差距。

所以，2008年的时候实质性差距就开始了，但是从经济总量和GDP增长率看不出来。GDP增长率也好，GDP总量也好，产业结构的转型也好，这些都很重要，但不是最核心的。

2、南北经济差距拉大最核心、最关键的差距是创新能力的差距，不是产业结构。

其实，产业结构本身无所谓优劣，只有是否符合自身生产要素质量结构的问题，产业结构也不存在升级的问题，只有调整和优化的问题。但是产业有升级即提高质量的问题。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产业技术和管理。不是每个地方都要把第三产业提高到70%以上，那是违背经济学最基本原则的。生产要素结构决定产业结构，生产要素质量决定产业的质量。关键是每一个产业的水平怎么样，技术含量怎么样，管理创新能力怎么样。同样做制造业，广东的和河北的不一样，同样做农业，山东的和山西的不一样。

首先是R&D总投入有差距。北方投入最高的是山东，排全国第三，总量也是全国第三，但是与第一的广东和第二的江苏不在一档，这两个省份都是两千多亿，山东是一千多亿。还有投入的强度，占GDP的比例，也是明显南方高于北方。这个投入的总量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投入产出比，你看山东，是北方投入最多的，一千多亿，相当于广东投入的70%，差30%应该也是差得很远，但是最大差距不是在这些地方，关键是投入这些钱以后的产出，按照专利这个指标来看，这个差距是两三倍的数量级，在广东、浙江、江苏投入一千万的R&D，产出的专利数量相当于山东的两到三倍，山东在北方是领头的。

为什么投入产出比差这么远？我们就要分析原因了。

还有一个是代表性城市的创新水平，山东是代表北方。北京是很特殊的一个城市。总体而言，北方的城市明显落后于深圳、广州、南京、武汉、天津、杭州，更不如上海。这个南北方经济结构里面，大城市、超大城市的经济占GDP比重的差距，基本上能够决定这个创新能力的差距。说实在话，真正的创新主要还是在大城市里面，地市级下面的GDP，创新很少。

与南方相比，北方创新型科技人才短缺。实际上，北方有头衔的人才未必比南方少，北京非常多，院士、长江学者等等。但是南方的科技人才更注重创新本身，大家可能觉得山东是海洋经济大省，山东的海洋科技人才大家可能认为是全国第一，其实就是海洋科技领域的院士数量为全国第一，其他都远远落后于广东。而且山东海洋经济GDP总量已经落后于广东，2018年，广东是1.9万亿，山东是1.6万亿。不是说院士不重要，但是如果只有院士，院士的作用是难以充分发挥。

所以，经济差距，统计数据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创新能力。

二、南北经济差距在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偏好不同

经济决定一个地区经济长期发展有没有足够的发展动力，能不能赶上新时代，能不能进一步往前走，文化在其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南北经济差距的原因在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偏好不同。北方相对突出的官本位文化、等级观念，自然与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亲近，自然与市场机制的平等竞争、法制意识、科学意识、创新意识不太亲近，甚至抵触。

第一，北方更偏好于国有企业、计划经济体制，包括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员，对国有企业和计划手段，用起来和管起来都得心应手，政府普遍强势并控制和分配资源。

第二，同样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南北方也有异质性。全国、山东自己、中央领导都觉得山东民营经济不发达，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可是山东的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民企业数量及其全国500强企业的数量，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山东民营经济不发达？这是山东经济之谜。因为：山东的国有企业很国有企业，山东的民营企业也像国有企业。我们查了一下山东省的国有企业集团，包括一些大的子公司，其中的高管、党委书记、总经理、副总理等，基本上都是组织部派下去的原党政机关的官员，而广东、浙江、福建这些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比如说王石、董明珠，大家以为他们是民营企业老总，其实他们是国有控股企业的老总，很多是市场筛选出来的企业家。并不是说党政机关的官员就不会做企业，不一定，但是总体大数据分析，这个比例差那么远，很难说不把党政机关的那一套带到企业里面去。

民营企业的差距。山东的民营企业，跟南方的民营企业也不一样。山东的民营企业首先是要跟国有企业或者党政机关干部拉好关系，2017年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个问卷调查，搞好企业经营管理的因素有哪些，列了14个，随机采访这些民营企业老板，结果有三分之二的企业老板把与国有企业和党政机关搞好关系排在前三，有三分之一的企业老板把这个因素排在第一。还有民营企业的产业机构是围绕国有企业展开的，对国有企业的依附性很大。所以为什么山东统计数据看民营经济很发达，但是中央领导也好，山东自己也好，全国人民也好，都觉得山东民营经济不发达。

第三，体制偏好不一样，导致经济发展模式有差异。

广东是“民营经济+外资经济+市场型国有经济+比较弱的县域经济”，当然这个县域是非湾区，因为县域很发达的都在湾区里面，很多不是县了，是地级市了，比如说东莞。再一个是“超强大的城市经济+保安型政府”。所以这一种经济的各类企业活力强，市场机制作用大，经济开发度高，创新能力强，政府的力量强，尤其是财力强，但是作用范围小，相当于保安型。

浙江为“民营经济+市场型国有经济+强大的县域经济”和强大的“城市经济+保安型政府”。江苏跟浙江和广东有点差别，江苏是“集体经济+外资经济（苏州比较典型）+民经济+市场计划型国有经济+强大的县域经济”，和比较强大“城市经济+保姆型政府”，保姆是服务管理型的。

山东是“计划型国有经济+类国有的民营经济+强大的县域经济+弱小的大城市经济”，加上儒家文化型或者说家长型政府，家长型政府和保姆型政府有什么区别呢？都管企业做事，保姆型政府是提供服务，不做决定，家长型是管理型的，必须听我的。

第四，城市形成机制和功能的南北差异。南方和北方的城市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南方的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这个城市发展了，城市周围都被带动起来了，上海周围、杭州周围、深圳周围、广州周围都带动起来了，包括中部的一些城市如长沙，都能将周围带动起来，就是中心城市发展，周围也发展，就是区域经济的增长极，这个增长极有很强大的极化作用。而北方的大城市，不管它多大，在城市里面，这个城市很发达了，但是出了这个城门就是比较贫穷的地方，如北京、天津、西安。把南北方城市和城市周围地区的人均GDP、人均收入统计下，差距非常大。也就是说北方的城市不向周围输送正能量，而是向周围吸取资源，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吸血鬼”，换句话说各种资源堆积在一块，是一个“资源堆”，不是一个经济有机体，而南方的城市是一个经济有机体，中心城市和周围的地区相互提供正能量，相互促进，这个是导致南北差距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五，南北方文化差异。体制偏好和经济发展模式差异的根源在哪里，刚才说了正规的制度差异，如国有企业、计划体制。非正规制度差异有吗？山东代表北方，官本位、等级观念相对突出，关系文化、老乡文化、码头文化、圈子文化相对突出。中国崇拜当官，官本位等级制度，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山东最厉害。相关数据显示，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全国各个大学的大学生考公务员的数量和被录取的数量，山东籍的最多。第二，山东省各个大学每年考公务员的数量和比例也是全国最多的。

同时，相对突出的官本位观念、等级观念，自然导致精英流向不合理（过度流向党政机关），也影响本地人才的创新和外地人才前来创业创新。山东以外的人很难到山东创业，山东非常好客没有问题，但是外地人要到山东创业相对来说比较难。在山东济南和青岛这些城市日常的工作语言基本上是山东方言，说明外地人不多。作为东南沿海地区，40多年以来的人口流动总量和结构的数据也能确认我们的判断。

三、为什么这些文化和体制过去没有导致北方经济落后？

也许有人会说，包括山东在内的北方地区，过去也是这些文化、体制和人，为什么过去几十年没有导致经济落后？过去山东经济不也增长很快、曾经全国第一吗？怎么解释？原来我们的经济主要是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劳动力密集型、中低端产品大量出口型，关键是资源消耗型。而且，原来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有很多资源。所以，指令性计划体制、关系文化、国有企业等，对于经济外延式和粗放式增长未必处于劣势，某些方面甚至占优，例如通过关系获取更多的中央的资源，更能大规模调动各种资源。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经济要转型，放弃这些传统的增长方式，推动经济发展要靠创新，创新主要靠人才，人才主要靠制度，非正式制度对地方经济发展影响很大。山东引进人才主要引进什么？引进了很多带头衔的人才，包括院士。看数据统计还挺好看的，青岛前几天引进了一大批80多岁的院士，山东大学还引进了国外一位80多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样的指标体系是按头衔来识别评价人才的。主要官方引进人才也只能如此识别。但是，缺乏市场机制对人才的吸引、识别、使用和待遇（包括尊重）。这是很硬的一个差距。

南北方的差距拉大是个事实。如果不改变观念和体制，可能南北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我们也不希望这种差距进一步拉大。

[作者黄少安系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本文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