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由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阿拉善SEE基金会和美国环保协会联合主办的2019年绿色供应链论坛上发布的新一期《绿色供应链2019:CITI指数和最佳实践》报告显示，有更多的国内外品牌将环境管理延伸至上游供应商，从而打造绿色供应链。这些品牌的数量从六年前的147个扩展到如今的438个品牌，涉及的行业达19个。

“中国作为世界产品供应链中的重要一环，推动绿色供应链管理尤为重要。”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陈明在论坛发言时说，“一方面通过推动绿色供应链的管理，可以推动整个产业链的水平提升，促进环境保护；另一方面，我们也为全球的环境治理可以做出积极的贡献。”

简单而言，绿色供应链是指企业将环保原则纳入供应商管理机制中，其目的是让本身的产品更具有环保概念，提升市场竞争力。

一起发生在2017年的“舍弗勒断供风波”让包括汽车行业在内的更多品牌开始关注自己供应链企业的环境表现。

2017年9月14日，汽车零配件供应商舍弗勒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发布一则“求助函”引发舆论关注。起因是舍弗勒唯一滚针供应商因环保问题被勒令停产。舍弗勒表示，此事件或影响对合作车企的配件供应，最终导致中国汽车产量减少超300万辆。上海浦东新区环境保护和市容卫生管理局当时在回应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时称，外资企业选择供应商，必须考虑其是否遵守环保法规，政府对于环境违法企业绝不让步。

很难想象，一家零部件供应商因为环保问题关停，可能影响300万辆汽车的生产，进而造成3000亿元损失。

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能源资源环境研究所所长毛涛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很多品牌企业的供应商是唯一的，如果供应商因为环境问题停工，那企业的整个产业链就要断了。“舍弗勒断供风波”让更多企业开始关注自己的产业链安全问题，将环保原则纳入供应商管理机制，为企业自身的产业链安全提供保障。

谁先“绿”谁受益

毛涛说，国家层面对绿色供应链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更重要的是环境执法的加严，为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的工作创造了好的制度氛围。

2016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就提到，要建立绿色供应链。规划要求以汽车、电子电器、通信、机械、大型成套装备等行业的龙头企业为依托，以绿色供应链标准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为支撑，带动上游零部件或元器件供应商和下游回收处理企业，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践行环境保护责任，构建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导向，涵盖采购、生产、营销、回收、物流等环节的绿色供应链。

在近年来国家层面出台的政策文件中，包括《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都提到绿色供应链。

“制度环境越来越有利于企业打造绿色供应链，而随着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推进，环境管理越来越严了，对企业打造绿色供应链是非常好的事情。”毛涛说。他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品牌企业像舍弗勒一样，供应商是唯一的，如果这家供应商因为环境问题停工了，对企业而言整个产业链就要断了。所以现在很多企业开始关注自己的产业链安全问题，并通过绿色的手段保障自己的产业链安全。

在IT行业中，华为在打造绿色供应链方面一直是突出代表，但实际上华为的供应商数量是行业内比较多的，大约有两千家大供应商，这么长的供应链如何保证绿色供应？

华为CSR专家李士玉说，公司给我们专家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华为的供应链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够造成断链，“连美国打压我们都没有造成断链，我们更加不允许环保问题造成供应链断链，绝对不会出现如果某一家供应商有问题了，我们要找到政府说‘给我们照顾一下，不然会影响华为6千亿的产值’，我们绝对不能闹这种笑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关注供应商的环境表现。”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谈及，“舍弗勒断供风波”对很多品牌的触动非常大，特别是汽车行业，在“舍弗勒断供风波”之后，更多的企业突然就关注绿色供应链这件事。

“我们看到更多的品牌将环境管理向上游延伸，这中间像苹果、戴尔、华为、微软等企业推动了40家金属制品的企业改进他们的环境表现；在化学品方面除了IT品牌以外，更多的纺织业都在共同推进化学品行业124家化工企业去做出了改进；纺织行业的污水集中处理实际上是一个难题，但在今年的报告中我们看到在阿迪达斯等品牌企业共同影响推动下11家污染处理厂做出了改进；危废主要以IT企业为主，推动53家危废企业改进他们的产业，这些都体现在向上游进行延伸。”马军说。

绿色供应链助力国家完成绿色转型

令人欣喜的是，绿色供应链管理主体已由大企业扩大到中小企业，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也开始关注绿色供应链的工作。

澎湃新闻还注意到，在今年的绿色供应链评价报告中，值得关注的一个新亮点是，更多供应商企业开始管理供应链环境风险，向着更上游的生产商在延伸。

马军说，品牌的供应商有自己的特点，很多污染环节发生在更上游的生产环节，品牌没有跟他们产生直接的联系，如果仅通过品牌去推动是非常困难的，但品牌的供应商是与这些企业直接签订单的，如果供应商愿意用这套绿色的标准去推动，就可以影响自己上游的生产企业，这样一层层向上推动，效力就提高了。这种链式的反应也能够使推动规模扩大更多。

“我们是被逼的！”在论坛嘉宾发言环节，仁宝信息技术（昆山）有限公司PC品保本部处长仇祖天幽默地说出了这句代表了很多供应商企业心声的话。很多供应商做绿色供应链在起初就是在品牌企业的“逼迫”下开始的。

仇祖天说，仁宝是多家品牌笔记本电脑的代工厂，最开始绿色供应链政策在公司推行的并不太理想。后来品牌公司找到仁宝，每个月要求一开会就推这件事情，“后来我们学会了这套规则，品牌公司如何要求我们，我们就跟上游厂商签协议用同样的方式要求厂商，做了一段时间后有效果了。”

仇祖天说，从“品牌让我做，变成我要做”，通过创建绿色供应链可以实现企业的良性循环，“如果供应链因为环保停工，我们就没有供应了，但现在我们整个供应链更顺畅了，没有停工的危险，这对我们整个企业而言是非常有利的。而对厂商而言，一开始他们认为要求环保投入是增加成本，但现在他们体会到增加企业自身的环保投入和管理，获得的比失去的更多，这是良性循环。”

据马军介绍，IPE每周都能够收到上百家企业的信息，有的是做了环保整改，有的是进行了环境信息披露，“可以想见，这种市场化的手段可以实现优胜劣汰，在行政手段之外协助国家完成绿色转型升级。”

经过四年严格的环保管控之后，中国环境治理走到一个节点，许多观点认为，在环境治理方式上应该尝试新的解决方案去平衡发展和保护的关系，只有这样才是可持续的。

马军认为，绿色供应链恰恰是一个最佳方案，通过创建市场规则，改变过去“谁污染谁占便宜”的情况，实现“谁污染谁出局”，把利润让渡给那些愿意做好的企业，这种方式不会影响经济发展，而是可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以房地产行业的实践来看，房地产品牌在使用环保大数据去推动房地产行业绿色供应链的时候，没有增加企业的采购成本，却帮助品牌识别了供应链上的高风险，让企业能够规避它而选择更加绿色的供应商。

目前，各地政府对企业打造绿色供应链多以财政补贴为主。毛涛认为，最关键的是把税收、金融体系建立好，通过税收、金融的手段扭转“劣币驱良币”现象，让真正关心环保的企业得到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