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庆府志
曾经采访过汉口著名的宝庆码头。一位在宝庆二街住了几十年的杨久英婆婆告诉我，这一带过去湖南人多，每次跟本地人扯皮，湖南人就越来越多，故有个不雅的说法叫“宝狗子”。如今街坊中有好多人还说湖南话，保持着一定的乡土情结。
话说清嘉庆初年，来自湖南宝庆府新化县的船民占据了汉口沿江的回水湾这片不毛之地，建立了简陋的码头。后因船只往返路途遥远此地无人固守，码头不久便被徽帮侵占，宝庆人反而落得无法在此落脚安身。至嘉庆中叶，宝庆帮出了个来自新化县黄牛山的何元仑，他运动当时在清廷任侍读学士的同乡刘光南，运用官府权势，几经械斗，从徽帮手里夺回了码头。结果是，何元仑在大水巷附近的河边，向东西北三方各放一箭，以箭落地点为界，从而确定了上到大水巷、下到沈家庙、内到广福巷的宝帮区域，“江内舟为市，傍岸芦起棚。”湖南人以汉口宝庆码头为中心，另有汉阳月湖堤宝庆码头，作为停船拆船的地方；鹦鹉洲宝庆码头和白沙洲宝庆码头则是他们的木排停泊世界；并在板厂二巷建了宝庆会馆。抗战前夕，宝庆码头区域内人口已近5万，比老家新化县城的人还多。人多势众，有民谣说他们，“头顶太阳，眼眸邵阳，脚踏益阳，身落汉阳，尾摆长江掀巨浪，手摇桨桩游四方。”
武汉江滩
民间传说打码头的故事很多很惨烈，如宝帮与徽帮打打斗斗，最终由官府调解审案时，堂前炉火熊熊，一双练武铁靴烧得通红。汉阳代理知府陈庆煌高坐堂上发话，今天两帮人都在，谁个穿上这铁靴，往堂上走三步，这码头就归谁了。宝帮的一个剃头匠挺身而出，竟穿上这铁靴走了五步。也有故事说，双方为争码头斗狠时，谁敢把手伸进滚烫油锅里谁就获胜。湖南人争胜除了地缘优势还有一条，那就是清朝湘军的崛起，如咸丰六年，云贵总督刘长佑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这两位湘军将领就来宝庆码头亮过相，“丙辰盛会”给宝帮撑了腰。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汉口就被定为湖广诸省漕粮交兑和楚商行盐总口岸，这就给汉口码头带来长盛不衰的活力。清代道光年间，“楚米济江浙”达到三四千万担，约占省际粮运的五分之一；同时，转运两湖的淮盐高达90万引（1引200公斤），在汉口分销的淮盐占全国总量的一半。汉口素有八大行之说，行行都是大宗买卖，行行都离不开码头，离不开竞争。老码头以功能划分，还有石码头、煤码头、菜码头、鱼码头、水果码头等，甚至还有粪码头——专门为乡村输送肥料。各个码头被行帮及封建把头占领，如集家嘴下码头，主要起运煤炭、石灰，头佬是李大汉；流通巷主要起运食油和皮油，头佬有刘文雄等“八大罗汉”；沈家庙主要起运药材和酒坛，头佬是胡玉清；大水巷码头起运棉花，头佬是杨花子。这些大头佬“通身白裤褂，腰系黑飘带，头戴大礼帽，能武善打，威镇一方，坐地分成。”码头工人搬扛货物、起坡下坡，不得有一点超越，否则就会酿成流血械斗。来汉贸易的商船货物，按传统的码头停靠，江西及湖北本省的集中在汉口，湖南和四川的则多在汉阳。这里面帮派林立，界限分明，不能随便逾越，因为它们都是“打下来”的码头，利益攸关，弄得不好就要“死人翻船”。
“码头大小各分班，划界分疆不放宽。”“横冲直撞途人避，第一难行大码头。”“打码头”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各种地域性商帮之间争斗，一种是各把头之间或秘密社会内部的倾轧。据1947年《汉口纠纷案宗》所载，全市码头械斗纠纷共有965起，平均每月发生80多起，给社会带来严重的治安问题。地方史专家徐明庭先生说，所谓“打码头”，是武汉码头文化的一部分，尽管是封建糟粕，但从中可见在汉口谋生的不易以及市场竞争的激烈，表现出武汉人性格中坚毅强悍的一面。
翻阅140年前的地图，当时还属于汉阳县的汉口镇沿河虽无码头标识，但与河相对的巷子大部分就是码头的名称。这些“土生土长”的码头，从小硚口到集家嘴有大小近30个，出名的有流通巷、大新、萧家巷、沈家庙、宝庆、大水巷、永宁巷、五彩巷等码头。
“招商太古到怡和，又向华昌大阪过。海泊江轮排似节，大船争此小船多。”码头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史学家认为，如果说以木船为标志的“土码头”奠定了汉口的繁荣，以铁船为标志的“洋码头”则促进了汉口的城市转型和第二次崛起。王葆心在《再续汉口丛谈》中写道：以前“就船东下团风，经往夜泊是矶，草庐茅店，三五零星而已。其时洋市迄七八码头，便居人寥寥。今则卅里比屋接连矣。”
至1918年，汉口开埠通商50多年后，《汉口市街全图》标明长江边的“洋码头”已有37个，数量上超越了汉水边的“土码头”。帝国主义列强陆续在汉口建租界、办工厂、开洋行，还利用“内河航行权”垄断长江航运。最早的“洋码头”出现在天津路口的英国宝顺洋行五码头，始建于1863年；接着是俄国人开设的“顺丰茶砖栈码头”。后来陆续有英国太古洋行的一码头和三码头、日本邮传株式会社的日清轮船公司码头等。从清末到民初，从武汉关延伸到丹水池、谌家矶的“洋码头”有74个之多。其中也包括洋务派李鸿章开设轮船招商局，分别在张美之河街、及英、法、德租界建的码头。中国内地各省的桐油、牛皮、生漆、棉花、药材、蛋品、杂粮等先集中在汉口洋码头然后再飘洋过海。许多商品被冠以“汉口”两个字，使得汉口的知名度在世界上大为提高。应该说，洋码头是武汉和世界紧密相连的地方。
武汉阳逻港
工业码头是武汉近代化崛起的见证。我们在采访原既济公司大王庙电厂遗迹时，去利济南路河边发现其码头保存还相对完好。涨水后码头台阶大多淹没，驳岸也被蔓生植物掩没很多。披荆斩棘中，我们从过江电线塔基下发现一块花冈石碑，上有“永玉河巷 既济水电公司 光绪丁未年立”字样，是汉口工业码头宝贵的历史印记。电厂码头位于永玉河巷口，上为大王庙码头，下为石码头，它是当时汉口华界兴起的第一座工业码头。时年102岁的电厂老人余富鹤介绍，电厂码头主要是卸载从上游陕西一带运来的煤炭，以供电厂发电，当年十分繁忙。
放眼武汉三镇，工业码头的遗迹不少。民族工业的发展加快了码头的兴盛，洋务派的官办企业也开始建设一些“争气”码头。1892年间建成的汉阳铁厂晴川码头，主要运送矿渣和钢铁出口，因保存较好现已成为工业遗产景点。在它前后，汉冶萍公司还在汉江上还建有两座分别卸载煤焦、石灰等工业原料的码头以及针钉厂码头、兵工厂码头等。张之洞倡行“洋务运动”，早些时候在武昌兴建了制麻局、织布局、麻纺局和缫丝局，沿江的平湖门、文昌门、望山门，都有麻纺四局的专用码头。如今，处入武昌船厂内的文昌门码头（又称烈女渡）仍保存较好，堪称历史的见证。
民国初年，武汉民族工业一度兴旺发展。武昌武胜门曾家巷、下新河、上新河一带相继创办了武昌第一纱厂、裕华纱厂和震寰纱厂，形成了颇有规模的武昌纺织工业区。汉口宗关一带沿河也兴建了申新纱厂、面粉厂及福新面粉厂。
武汉三镇
武汉三镇的工业码头，继传统的“土码头”和外来的“洋码头”之后三分天下而居其一，以发展民族工业为最大特征，它们为武汉的近现代化与对外开放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现在，当我们徜徉在已被改造的江滩，还能领略到那些老码头的风采。
至解放前夕，武汉共有码头243个，码头工人5万多人，成为“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政治地位很高。1949年11月13日发布的武汉市人民政府码字第一号布告，老码头工人熊维喜还保留着一份：上面写道：“本市的码头，过去在蒋匪帮长期统治之下……一不准坐地分肥……二不准敲诈勒索……三不准打架行凶。”“打码头”之风才渐渐消失。接着武汉海关封关，码头丧失了直接出口的功能，仅限于转口贸易和国内运输。不久机械化作业上马，许多靠体力劳动的工人逐渐淘汰，水运不景气后，码头工人劳动的场面完全消失了。被誉为长江最大的客运港——江汉关下的武汉港，建成不久就派不上用场，改成了大型商店和酒店。本世纪初，武汉的两江四岸进行大规模改造，很多老码头被拆除，现在所剩的汉水码头，一律变成了四通八达的客运站，续写着货物流通的新篇章。因依傍著名的汉正街而显得格外繁忙，码头上的寸土寸金之地成为各单位的利益所在，过去“打码头”的习俗无疑以某种形式还存在着。
武汉过江轮渡
武汉还有一道风景就是轮渡码头，体现江城特色。明万历二年湖北布政司就在武昌汉阳门外码头设官渡船8艘，清光绪二十二年湖北巡警道冯启均创办厚记公司，有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2艘，往返于两岸。到民国十五年，先后有7家商办公司、轮船局开辟了5条轮渡航线，有24艘渡船往返于三镇码头。码头是发生许多故事的地方。1947年9月6日，江汉关码头趸船跳板压断，有上百人跌入江中遇难；1967年8月1日横渡长江时发生踩踏事件，武昌汉阳门码头有上百人死在阶梯上和江水里，笔者是幸存者之一。
就我们所看到的，武汉在仅有长江大桥的20多年间，轮渡交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与老百姓的关联最大，上班族争分夺秒赶班船及轮渡码头人头攒动的场景许多人会记忆犹新。随着武汉的桥梁越来越多，轮渡不再像以往火爆，几条轮渡交通还在运营，可供人于上船下船间体验昔日的风情。最美的是新开辟的观光夜航船，从粤汉码头上船，游客可尽情浏览两岸灯火，领略江风习习，感叹大江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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