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时期党校是怎么办的

重视和办好党校,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早在1924年12月,根据中央培养领导干部的要求,我们

重视和办好党校,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早在1924年12月,根据中央培养领导干部的要求,我们党就创办了安源党校。到了苏区时期,为解决干部缺乏的问题,中央提出了要“有计划、有目的地去进行大批干部的训练”的号召。在这一背景下,各苏区先后创办了自己的党校,像苏区中央局党校、闽浙赣省委共产主义学校等相继开办。1933年3月13日,中央在苏区中央局党校的基础上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今天中央党校的前身。各级党校的创办,首先面临的是如何规范办学的问题。就苏区时期而言,党校办学有以下几个特点。

办学条件非常艰苦。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党校的基础设施一般是因陋就简。像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最初设在瑞金叶坪乡洋溪村的满太屋。《瑞金革命文物志》记载:该屋苏区时期属刘姓豪绅私产,建造于晚清。厅式砖木结构,灰陶瓦面。分前后厅,中有天井,穿斗式屋架,内置十根圆木大柱支撑。厅前设三排双合大门,右侧为横屋。整栋房子的占地面积277平方米。在今天看来,这个面积已经是非常小的了。但即便如此,它还兼作教室、饭堂、俱乐部、礼堂等多种用途。

因为场所小、学员多,所以教学工作经常受影响。像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第一期的毕业典礼,就是借工农剧社的大厅举行的。至于教室里的桌椅板凳,一部分是向周边老百姓借的,另一部分则是由瑞金县委、县政府支援的。虽然有些破旧,但也解决了一些问题。到了第四次反“围剿”时期,为躲避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学员们白天往往要钻到森林里去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学习。学员肖锋回忆,在这一期间,“同学们日出夜归,在山沟森林里,到处洋溢着愉快的读书声和山歌声”。当然,学员的吃住条件也不是很好。最初一部分学员住老百姓家,一部分住在满太屋。有的学员没有床,就直接睡楼板上,铺上稻草,就算是床铺。后来学员增加,党校搭建了几栋草房,所以有一部分学员睡草房子。至于吃饭,条件也非常艰苦。像闽浙赣省委共产主义学校,“吃饭八人一桌,每桌一大盘菜,一般都是青菜”。而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则实行的是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食堂做饭两稀一干,计口下粮,而且采取分饭,全部用蒲草织成的饭包子蒸饭,每人一份”。但学员大多是年轻人,饭量又大,所以,一到晚上往往就饿得发慌。不过,条件虽然很艰苦,但广大学员却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们普遍认为,“只要能多学点马列主义,比这条件再艰苦也不在乎”。

苏区时期,党校学制安排一般长短不一。这也是由当时激烈的斗争环境决定的,学制的长短必须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尽管学制不长,但能在革命斗争相当紧张的时期,集中学习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知识,对当时的学员来说,意义重大,他们都非常珍惜。很多学员对党校学习的经历印象深刻,很多年后,还有着非常清晰的记忆。省级党校的学制一般是3―4个月。像闽浙赣苏区,省委共产主义学校就是3个月。时任闽浙赣省妇女解放委员会主任的徐大妹回忆:我是第二期的学员,这期只有三个女学员,除我外,还有杨树兰、饶玉兰等,学期三个月。不过,办到第三期的时候,又延长到4个月。这一期有个学员叫陈直斋,1933年初入的校,他很清楚地记得,“经过了四个月紧张而火热的学习”。

至于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制则必须根据不同的班次来定。在当时,该校的班次包括:新苏区工作人员训练班、党政工团工作者训练班以及高级训练班。三类班次的学制分别是二、四、六个月。但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各班次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延期。像苏区工作人员训练班,学制是三个月。而党政工团工作者训练班,前后时长刚好六个月。至于高级训练班,共办了两期,但学制却不同。第一期高级班,根据学员回忆是整整学了八个月。第二期的就是六个月。

不过,学制安排也不是完全固定不变。有时因为工作的需要,学员也可以提前毕业。有的学员因工作需要,提前毕业并被调到更重要的岗位上。

虽然是早期办党校,但日常管理相对规范。苏区时期的党校,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像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任弼时、张闻天和李维汉等人都曾经担任过校长,而董必武、杨尚昆等人则担任过副校长。不过,党校的日常工作往往都是由副校长来主持的。

除校长、副校长之外,党校还设立了教务处、总务处、列宁室等机构。作为党委的一个重要部门,党校还成立了总支委、团总支,不仅负责党校自身的党团建设,还要负责学员中的党团工作。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高级训练班开班后,杨尚昆即担任该班班主任。在他的指导下,班上成立了党支部。由于部分学员的年龄偏小,学校还成立了少共总支。一般而言,省级党校还存在交叉管理的情况。像闽浙赣省委共产主义学校,教务工作由省委宣传部管,而总务工作则由省苏维埃政府总务科管。党校也有自己的专职教员,但人数不多。总体上教员更多是由在职干部兼任。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人都曾到党校讲课。

各苏区由于在地域上并没有完全统一,因此,这一时期选调学员的范围有一定局限性。像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虽是中央层面的党校,但调训对象主要面向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闽浙赣苏区。至于川陕、西北、湘鄂西以及鄂豫皖等苏区,则因为距离太过遥远,选调的学员相对有限。

当时的干部调训,一般是组织推荐。像时任永新县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部长的刘俊秀,就是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亲自推荐的。刘俊秀回忆,任弼时有次找他,问他是否愿意到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去学习。而且,任弼时还阐述了学习的意义。他对刘俊秀说:“你是一个工农干部,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但是缺乏文化知识,这就必须要加强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使自己在实际工作中做出更大的成绩。”就这样,刘俊秀拿着任弼时的介绍信就到了瑞金。也包括福建省委常委、妇女部部长李坚真,也是通过组织推荐的。她回忆,“组织上为了提高我的政治理论和文化水平,决定送我到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习”。接到通知之后,她即对手头的工作进行了交接,之后马不停蹄从福建长汀赶到江西瑞金。

干部到党校来学习,一般是完全脱产。毕业之后,则要由组织部门重新分配工作。像闽浙赣省委共产主义学校,除少数学员回到原单位工作之外,大多数都由省委组织部派往白区或新苏区工作。像陈直斋,他在入学之前担任了上横特区的党委主要负责人,毕业之后即被分配到了皖南,担任歙南县委书记,并参加皖南特委,同时兼任浙西特派员。同样,湘鄂赣临时省委第一期党校班毕业后,有三分之一的学员被派到县里担任领导,有三分之二的学员被派到区里担任领导。至于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基本上也遵循上述毕业分配原则。像刘俊秀,毕业后被分配到红六军团政治部任地方工作部部长。而李坚真,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妇女部任部长。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苏区党校的办学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包括一些课程也无法按照计划完全实现。但就总体而言,我们党在这一时期初步规范了党校办学的基本问题,培养了大批信仰坚定、善于斗争的好干部,也为党校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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