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策性低生育”进入“内生性低生育”,到底有哪些改变?

根据统计数据,中国0-14岁人口比重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现在一路下滑:1964年为40.7%,1982年为33.6%,1990年为27.7%,2000年为22.9%,到2010年已经降为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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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生育率受到约束的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婚姻家庭在社会快速转型中越来越脆弱,近年来我国结婚率下降、晚婚率和离婚率提高趋势明显,导致婚内生育率低迷不振。从民政部公布数据来看,2014-2018年中国结婚率已连降5年,2018年结婚率创历史新低,跌至7.2%;30岁以后结婚的人越来越多,根据人民日报微博调查,晚结婚的主因中“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和“没有能力承担家庭责任”二者比例最高。

与此同时,中国进入了成本约束型的低生育发展阶段。调查发现,想生二孩的理由中包括了减轻独生子女养老压力、减少成为失独家庭的风险、手足之情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以及喜欢孩子的比例较高,但这些理想在高抚养成本现实面前却不堪一击。

值得关注的是孩子的养育成本急剧飙升,培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可能需要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之巨。一般家庭不堪承受二孩及以上的生育成本,包括抚养成本、教育成本、住房成本、医疗成本、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健康成本等等,生育决策变得理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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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阶段人口挑战值得关注

“五普”数据发现,世纪之交时,我国就已经从“政策性低生育”进入“内生性低生育”发展阶段,进入独生子女成为自觉选择、家庭选择的新阶段。也就是说,中国近20年来观察到的低生育已经不仅仅是人口政策的产物,而恐怕是观念深层变革的结果,即从过去政策限制只能独生到现在家庭自愿选择独生。因此即使人口政策完全放开,这种内生性低生育现象也很难逆转。

“未富先少”现象是一种早熟的现代人口转变,目前看有弊无利。在中国还不是很富裕很发达的时候,就遭遇了严重少子化的“未备先老”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长远来看,如果说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是沉重的养老负担和普遍的照护困难,那么人口少子化和生育独子化则是“釜底抽薪”,带来的是部分家庭遭遇失独、年轻人口短缺(青年赤字)、人口活力衰减和人口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的风险。毫无疑问,持续的低生育、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构成了人口挑战的基调和主线,值得高度关注。

来源:人民健康网

Editor:Ch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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