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回顾1994年金融体制改革:要相信市场的力量

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利用法制化的手段逐步化解矛盾。

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改革范围也从实体经济延伸至金融领域。金融系统依靠规模增长的发展逻辑难以满足实体经济多层次、多元化发展的需求,高杠杆、低效率、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失衡、资源分配不均衡、货币传导机制不畅、经济对债务的依赖越发严重等问题亟待解决。

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优化结构、提升效率,依据实体经济的转型需要,及时调整金融市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纠正错配,改变利率双轨制以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挖掘新动能,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寻求平衡。

如今,金融供给侧改革正在有序推进中,但也不乏挑战。对于挑战,可以史为鉴。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原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近日在“第五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梳理回顾了上世纪90年代金融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并以此对当下金融改革提出了建议。

回顾1993年,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序幕,这是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本次改革涉及财税、金融、价格、外贸、投资、企业等多个领域,其中财税、金融是重点。

整体而言,此次改革不仅仅完成了当时治理通货膨胀的重要任务,并且与其他方面改革相配合,基本解决了宏观经济稳定能力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基本建立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宏观调控,初步形成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互配合,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

以下内容根据楼继伟演讲内容整理:

改革的背景和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业内围绕央行、财政及专业银行,即后来的商业银行如何发展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一讨论是在整体经济改革背景之下展开的。

1984年,我国从农村改革进入城市改革,也就是全面改革。1986年初提出的“价、税、财”联动的配套改革方案还没有实施就夭折了。在1987年后,实行了大包干,这是参考农村经验,主要包括企业大包干、部门大包干、财政大包干、信贷包干和外汇包干“五大包干”。

执行大包干之后,在层层嵌套的包干体制下,政企不分,市场和监管不分,资源配置扭曲,导致了顺周期的行为,在1988年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什么会出现顺周期行为?主要原因在于城市承包有别于农村承包,农民承包,交足了“公粮”剩下都是自己的,由于种粮效益低,农民改为农民工。而城市承包,比如税收包干,上交的税收为定数,那么企业就会多生产、投资和消费,不用再交税;再比如信贷包干,特别是再贷款包干、基础货币包干,释放了高能货币,所以很快造成通货膨胀。

到了1989年和1990年,开始“治理整顿”这一情况,虽然通胀下降了,但经济效率低下。而在1992年,行政性的紧缩和管控都大幅度放松,通胀快速抬头,其本质在于五大包干体系没有改变。彼时如果不进行综合配套改革,1988年高通货膨胀的局面还会再现。其中,改革的重点之一就在于金融体制,这就是1993年开始准备、1994年推出金融改革的背景。

在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建立一个集中的货币政策决定和执行体制还是集中决策、分散执行的体制?第二,专业银行是实行集中管理、总分行制和单一法人,还是实行子行化并由各省的人民银行分行就地监管?第三,专业银行要不要商业化,把政策性功能分出去,还是保留专业银行?第四,是实行汇率并轨、经常项下可兑换,还是继续保持汇率双轨制?第五,金融是分业经营和监管,还是混业经营?

对于这五个方面,各方意见不一致,没有达成共识。

改革的决策和成效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6月,“十三条”应急措施出炉,可认为是治理通胀和金融改革的纲要。改革主要围绕十三个方面。

第一,“把住基础货币的闸门”。“如今最关键的也是要严格控制货币发行,货币发行量是基础货币供应量最重要的指标,这个指标不控制住,不知道将会走向何处。”

第二,“要坚决制止银行违章拆借。”

第三,“要坚决制止乱集资。”

第四,“要严格控制信贷规模”,“主要采取禁止性措施遏制金融领域违规的行为,整顿金融秩序,同时继续通过规模控制抑制通胀。”

第五,“准备再次提高存款利率,或者实行保值储蓄”。

第六,“人民银行要加快改革”。人民银行的各级机构要将自身开办的营利性金融机构分立出去,不能有利润动机,回归货币当局本位。

第七,“专业银行要保支付”。这一条是专业银行单一法人化、央行与商业银行的职能分开的基础,这明确了货币政策的执行,实行集中体制,否定了专业银行子行化和货币政策分散化管控的方向。还有一条非常重要,“专业银行各级机构要从自身开办的非银金融机构和其他经营机构,包括房地产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在资金、财务、人员上彻底脱钩”,这是金融分业经营的基础。

第八,“要把投资体制的改革和专业银行的改革结合起来”。“基础设施既然是政策性的,就要通过金融债券、财政投融资、成立国家长期开发信用银行来解决这个问题,产权要国家控股,银行贷款要配套。政策性的贷款和商业性的贷款要分开”。这一条是三大政策银行成立的基础,也是政策性和商业性分开,专业银行转成商业银行的基础。

第九,“国库券的发行任务一定要限期保证完成”。“今后要确定一个原则,财政赤字只能通过发行国债解决,不能再向银行借支。”银行指的是央行,这是理清央行和财政关系的重要基础。

第十,“今年已经确定的发行股票和在海外上市的计划要落实”。“不开一个正门,不好取缔黑市”,“但是一定要规范化,要按照我们已经颁布的法律来规范”,这是坚决规范发展股市的基础。

第十一,“要抓紧研究加强外汇市场管理,稳定外汇的比价”。这是问题导向,没有提出究竟怎么办,但是接着开始准备汇率并轨,不久后的1994年1月1日,实行了汇率并轨,并到了单一市场轨。1996年实现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和经常项下可兑换。

第十二,“要抓紧研究整顿房地产市场的办法和政策”。这和我们如今面临的金融杠杆过高是同样的局面。

第十三,“要加强税收管理,堵住乱减免税的漏洞”。

“十三条”是按临时性措施提出来的,但实际上是针对“包税制”提出的政治措施,是治标和治本相结合,这为治本的一系列改革指明了方向。

再来看改革的成效,实现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目标管理单一化;转化了专业银行的经营机制;实现了银行政策性和商业性的分离;形成了规范统一的资金市场,建立全国统一有序的总行之间的同业拆借;实现汇率并轨,经常项下可兑换。

改革的思考

1994年推出的金融改革在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方面走出了坚定的一步,我们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改革必须冲破既得利益的阻碍。当时央行和专业银行有很多房地产公司、证券公司,这和自己的地位不一致,要把它分离出来,这有很大的阻力;货币政策回归单一目标也有很大的阻力。

第二,相信市场的力量,汇率并轨到市场轨,让价格起作用,相信公平竞争会提高整体效率。

第三,坚信宏观调控是中央事权。金融市场的改革要把防御风险放在第一位,把机构的风险管控和提高整个社会的风险文化放在第一位。

如今新时期下,面对的任务和使命更加艰巨,利益纠葛也更加复杂。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利用法制化的手段逐步化解矛盾。

打开APP阅读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