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回顾与展望：上海史研究七十年”学术座谈会在上海大学举行。此次会议由上海市历史学会承办，上海大学中国史高原学科、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城市史”团队协办，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十三届（2019）学会学术活动月系列活动之一。
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档案馆、上海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二十余名学者结合各自研究，就上海史研究的范式、方法、路径以及史料开发运用等方面展开探讨。
11月3日，“回顾与展望：上海史研究七十年”学术座谈会在上海大学举行。
上海城市史研究70年研究范式转换
南昌大学特聘教授李长莉报告的题目为《上海城市史研究70年研究范式转换》。“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做中国近代社会史70年的回顾综述，其中就包括上海史。近代社会史研究的龙头之一是城市史研究，城市史研究的龙头就是上海。”
李长莉大致梳理了七十年宏观的研究范式：1980年代前是“地方革命史范式”；1980至1990年代，是“现代化”范式。“现代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城市化，以上海为龙头的城市发展，是中国社会现代化最鲜明且最易辨认的标志。从八十年代开始社会史复兴，有两个从旧范式延伸到社会史的带头领域，一个是 ‘秘密社会’，一个就是 ‘城市史’。那时期的研究多置于 ‘传统-现代’ ‘中国-西方’ ‘落后-进步’二元对立价值论中。”
“到了1990年代，人们开始反思，二元对立不能说明上海城市的实际演化，由此出现了 ‘本土现代性’范式，比较突出的成就就是熊月之老师带领的上海城市生活史研究，集中出了一批成果，回到最基础的上海民众本土的生活。”李长莉提及，但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本土研究出现了碎片化的弊病，不能说明一些理论性、趋势性、规模性的问题。于是有了“国家与社会”范式，即把国家代表的“公权力”与基于个人权利之上的市民群体的“社会”二者互动的角度进行研究。许多词汇在该研究中出现，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公共事业”“公共生活”“公共舆论”等。
“在这样的研究做得更深入以后，就是今天熊月之老师提到的前沿课题，即 ‘城市治理’范式。国家与社会二元式的互动，作用到具体的城市发展，我们要看的是互动产生的对城市发展的实际效果。从这方面深入探讨，就牵涉到了城市治理。2005年之后，有许多研究成果，里面的关键点是制度，这在城市治理中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城市治理’范式超越了‘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框架，无论是中国的、传统的，只要对城市治理和发展具有实际效能，就对促进城市现代化具有正面价值。”李长莉说。
2019年8月2日，上海市，石库门里弄古建筑。 视觉中国 图
上海史研究还有很大开拓空间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认为，改革开放后上海史研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但是仍然有很大的开拓空间，比如目前学界对近代上海制度环境的研究就不够充分。他以《制度环境与上海租界社会》为题，从制度研究的重要性、制度宣传与执行等方面展开研讨。
在“制度研究的重要性”方面，熊月之提及近代上海的城市品格，上海人的责任意识、契约精神，都与现代化制度熏陶有直接关系。“近代上海的租界章程之多，之细，超出常人想象。”他举例，比如《治安章程》共25款117细目，对于界内，涉及西客栈及大餐馆、大小弹子房、驳船、渡船、货车、豢犬、出卖洋酒店铺、马车行、自用马车、机器车、自用东洋车、小火轮、外国戏馆、马戏场、歌唱、跳舞及赛会等处、客栈、当押铺、茶馆、酒馆等，对于这类场所如何申请照会、如何经营、如何纳税、如何确保安全、维持秩序，均作了相当具体的规定。
而在近代上海的“制度宣传与执行”上，由工部局制订的制度，或在报纸上发布告示，或在公共场所张贴告诉，或直接送到各户居民家中，让所有居民知晓、遵守。有些制度宣传，年复一年，还编成顺口溜，如“马路如虎口，当中不可走”之类，让人“入耳入心”。在管理过程中，工部局会针对新出现的情况适时调整、完善管理措施。
此外，近代上海制度还分“成文制度与非成文制度”。熊月之解释道：“非成文的制度，就是战时中立。可抵押财产与不可抵押财产，也是非成文制度。这对于理解石库门文化，理解上海地租、房租级差，对于理解上只角、下只角，非常重要。”
在他看来，不了解近代上海制度文化，就不能正确地了解、解读上海城市品格，不能正确地了解上海人。“研究上海的制度，也是研究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关系。这不是上海人头脑里想出来的，是英美的制度搬到上海来后 ‘上海化’了的制度。制度的设置，内含的东西，是全球共有的。”
上海，长阳路，复建起来的白马咖啡馆。这座小楼共有三层，外观上看，其模仿了欧洲的建筑风格。白马咖啡馆见证了二战犹太难民在沪经历。 视觉中国 资料图
传承上海的文化品格和精神力量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提到，在上海城市发展中，涌现过许多可歌可泣的名人、名事，有些甚至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但今天人们对这些却知之甚少。比如二战中上海最出色的安全区——南市安全区，就经常被忽视。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法国神父饶家驹开始筹划设立南市安全区。1937年11月9号，南市安全区正式成立。地址在当时上海城隍庙，占地面积为一平方公里。在这个一平方公里的地方里，所有的教堂、安堂、清真寺，学校、公所、居民住宅以及城隍庙等都成为难民收容所，一共有100多个。
据《申报》统计，南市安全区的难民人数最多时达20万人。直到1940年6月30日，安全区正式解散。然而，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南市安全区里至少有30万难民被救助，避免了被屠杀的命运。
“南市安全区这一模式还给南京启发，催生了南京国际安全区。饶家驹的理念更促成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现在共有196个国家加入了该公约。”苏智良认为，对于饶家驹这样一位知者寥寥的“上海拉贝”，学界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他提及，目前上海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已开始复原饶家驹的历史脉络，包括在法国寻找饶家驹的档案、在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总部寻访饶家驹留下的遗产、在日本寻找外务省档案、在美国找寻饶家驹会见罗斯福总统的历史记录等。他们已寻访了当年的难民群体、参与救助的人士、难民收容所，还参与重修饶家驹在柏林的墓地，举行国际学术会议和活动，在城隍庙建立纪念碑等。
“在未来，我们还想做几件事。一是 《饶家驹与南市安全区》的法文版翻译和出版。二是复原张充仁先生创作的饶家驹像。三是推动成立南市安全区博物馆。四是制作饶家驹音乐剧与故事片。五是让南市安全区与犹太人难民区共同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苏智良说，犹太难民区和南市安全区的范例，体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坚强品格、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光芒。 “今天我们纪念这段历史，不仅要对历史遗存加以保护，更重要的是传承好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品格和精神力量。”
此外，与会学者就上海史的专题研究展开分享交流，就上海史文献的开发与利用畅所欲言。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章清表示，历经几代学人的努力，目前已有多个上海史研究重镇，上海史研究已处于新的起点之上。“上海史学界有必要对于过去的研究范式、提出的问题、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可利用的新资料，做出积极的回应。相信此次会议将会在这些方面推进上海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