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CEPC，我们正在继续设计和进行关键设备的预研工作。原来的计划是2022年开建，但按现在的情况来看，提前是绝对不可能了，推后倒是有很大的可能性。”11月3日上午，中国科学院院士、高能物理学家王贻芳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的采访时表示。

CEPC，即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这是由中国高能物理学家们于2012年提出的一个世界级高能粒子大型加速器项目，而王贻芳是该项目的主要推动者。

王贻芳专注于高能物理领域的研究，曾领导完成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谱仪（BESIII）的设计、研制、运行和物理研究，同时，他还开创了我国中微子实验研究，提出了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方案并率领团队完成了实验的设计、研制、运行和物理研究。

2012年，王贻芳团队通过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该成果入选美国《科学》杂志2012年全球十大科学突破，并获得了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目前，由王贻芳提出的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处在建设阶段，计划于2021年左右完成建设，这也是中国主持的第二个大型中微子实验。除此之外，推动CEPC的建设工作，也是王贻芳的一项重要工作。

对于该项目可能出现的推后情况，王贻芳告诉记者，一个项目的推动依赖于很多方面，2012年提出这个计划时，规划的是2022年开建，留下的准备时间是10年左右。

“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是在按计划推进，当时定的10年任务，现在离2022年还有3年，实事求是讲，还有很多准备工作没有完成，所以感觉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而这个也取决于国家未来‘十四五’计划和其它大的计划的执行情况。”王贻芳说。

相比于此前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和正在建设的江门中微子实验，CEPC无论从规模还是资金投入上都要大很多。正因如此，CEPC的项目引发了很大的争论，很多人对该项目提出了反对和质疑，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反对者便是杨振宁。

所以在过去多年间，每当王贻芳出现在公众场合谈论CEPC项目时，被问的最多问题便是“CEPC有没有用？有什么用？”对于这些问题，王贻芳已经回答了不知多少遍，但他依然每次都会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断科普，能让更多人了解CEPC的价值。

那么除了基础科学的研究，CEP能带来哪些实际的好处呢？王贻芳在多年前就曾给出回答，他认为CEPC可以使中国至少在以下技术方面实现国产化：1、高性能超导高频腔，可应用于几乎所有加速器；2、高效率、大功率微波功率源，可应用于雷达、广播、通讯、加速器等；3、大型低温制冷机，可应用于科研设施、火箭发动机、医疗设备等；4、高速、抗辐照硅探测器、电子线路与芯片等。

除此之外，王贻芳还认为CEPC可以帮助中国在精密机械、微波、真空、自动控制、数据获取与处理，计算机与网络通讯等技术方面领先国际，可以培养上千名顶尖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引进上千名国际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形成一个国际化的科学中心。

中微子的探索之路

在11月3日下午召开的2019腾讯科学WE大会上，王贻芳表示，中微子在整个物理学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构成物质世界的12个最基本的粒子中，中微子占了其中的三种，所以说中微子是构成物质世界最基本的单元。

1930年，著名科学家沃尔夫冈·泡利为了解决微观世界的能量和动量不守恒问题提出了“中微子”的概念；过了26年即1956年，美国科学家莱因斯在实验中发现了中微子，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1987年，日本神岗实验和美国IMB实验观测到超新星中微子。

在发现三种中微子之后，1988年，日本超级神冈实验发现了大气中微子振荡，2002年，加拿大的SNO实验发现太阳中微子振荡，而这两个实验由于发现中微子振荡均获得了诺贝尔奖。

王贻芳说，到了2002年的时候，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两种中微子振荡，但从物理角度来说，三种中微子应该有三种振荡。所以他们从2003年提出实验，开始推动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建设，最终于2012年得到结果，发现了第三种中微子振荡。

而目前正在建设的江门中微子实验，是王贻芳在2008年大亚湾实验完成之前就提出来的，该实验的目的是研究中微子的质量顺序、精确测量中微子的振荡参数，同时也将研究大气中微子、太阳中微子、超新星中微子、地球中微子等。

王贻芳称，在江门中微子实验中，他还希望寻找一种叫做“无中微子双β衰变”的全新衰变，它将能确定反中微子到底是中微子自己本身，还是中微子、反中微子是不一样的粒子。这在粒子物理学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目标。

为此，江门中微子实验的建设难度也大大提升。据王贻芳介绍，为了实现上述科学目标，需要建设一个大探测器，而这个探测器需要2万吨的液体闪烁体。

“刚才提到的大亚湾实验里液体闪烁体只有20吨，这里面差了将近1000倍。2万吨的探测器比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液体闪烁探测器还要大20倍。”王贻芳说。

与此同时，该实验还需要把探测器的光收集提高5倍，这比过去也有了一个巨大的提升。为此，王贻芳团队需要把探测器液体的透明度提高近2倍，同时要把探测光子的光电倍增管的探测效率提升2倍。

王贻芳称，在推动江门中微子实验建设的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比如光电倍增管，他们团队就花了8年的时间才得到达标的样管。

但目前来看，整个江门中微子实验的进展都非常顺利。王贻芳告诉记者，“等江门中微子实验完成建设开始运行以后，我们相信会取得非常重要的成果，它也会在国际的中微子发展当中成为一个非常主要的研究基地。”

已经有了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江门中微子实验也正在建设，但王贻芳仍然觉得不够，他坦言，整体来看，中国的高能物理发展跟其他一些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核心还是体现在基础设施不足。

同时，整个业界已经完成了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建立，所有粒子也都被发现了，这意味着即便中国要建设大型的基础设施，也需要寻找一个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体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贻芳提出了建设大型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方案。

为什么要做CEPC？

王贻芳称，CEPC的想法在国际上得到了很好的认可，也被认为是粒子物理未来发展的首选。而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一个理想选择，是中国能够引领世界基础物理研究最好的机会。

对此，王贻芳也给出了他的四点理由：

第一，希格斯粒子是目前粒子物理研究未知的一个最重要的窗口；

第二，希格斯粒子质量不是特别重，环形对撞机是一个理想的希格斯粒子工厂，相对于直线对撞机来说，这是效率更高的一种设计；

第三，国际上很多的竞争对手，如欧洲、美国、日本，他们的手上都有其它正在进行的项目，暂时腾不出手来做环形希格斯粒子工厂；

第四，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刚好是中国会做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已经积累了30年的研究经验。

从项目规模来看，CEPC一旦实施，将是中国基础科研的一个重大跨越，可对比的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周长是240米，而CEPC的周长将达到100公里。

这巨大的规模跨度同时也带来了高额的资金投入，而关于投入的问题，也是外界质疑CEPC的一个重要焦点。

针对项目资金，王贻芳在采访时特意强调，“看到很多报道说这个项目需要上千亿，我需要再次澄清一下，经过我们两次估算的结果，这个项目只需要360亿元。”

“至于1000亿是怎么来的，可能是有些人把项目的第二阶段也算了进去，”王贻芳接着说道，“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完成之后，它有个100公里的隧道，我们不希望这个隧道被浪费掉，所以提出了一些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这个隧道可以用来做质子对撞机，也可以做重离子对撞机等。”

但是，只有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是正在规划要做的，而上面提到的CEPC完成后的计划是否展开还不一定。王贻芳称，如果要做这些后续计划，需要满足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一，这个装置有重大的科学发现；第二，关键的技术要有突破。

“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少了一个都不会有第二阶段。而如果满足这两个条件有了重大技术突破，比如高温超导，那它对社会的贡献就不是百亿、千亿，而是万亿以上了。”王贻芳说。

王贻芳还表示，科学的发展从早期的手眼并用，到后来实验桌上的显微镜，再到大型的空间望远镜、地面大型加速器，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我们研究的对象，要么越来越大，要么越来越小，这都是我们人力极难触及的，所以要借助仪器。未来的发展，谁有能力建设这些设备，谁最终就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在他看来，现在中国科学界需要回答的核心基本问题，就是中国的科学家有没有勇气、能力，以及社会和公众的支持，来做未来科学发展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

“而CEPC就是一个最核心、最难的问题，敢不敢做，将决定中国未来科学发展能否走到舞台中央。”王贻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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