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让先生在书房中。 莫倩如/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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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让
1930年生于山东牟平养马岛，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和创作员、文化部研究室研究员、中国民间美术学会副会长、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主任、教授。曾获中国文联第11届造型表演艺术成就奖、美国休斯敦大学亚洲艺术部文化奖、全美华人教育基金会终身艺术成就奖等国内外大奖。曾出版著作《杨先让文集》《徐悲鸿》《中国乡土艺术》等多种。
南都讯 记者黄茜 《黄河十四走》大陆版去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广受好评。近期，记者得以探访该书作者、90岁高龄的杨先让先生的书房。下午两点，秋阳煦暖。一只橘猫蜷在阳台上的柳条篮子里打盹。老先生行动敏捷，亲自给每个人端来咖啡，连声说，辛苦你们啦。
这是个艺术世家。不出意外，家中错落有致地挂着画，杨先让自己的画，妻子张平良的画、女儿杨阳的画。两代人的笔墨共处一室，竟然相映生色、和谐完美。
书房其实也是画室。一排书橱，挨挨挤挤的，有杨先让夫妻的书，也有女儿女婿的书。最有意思的，大约是那一套《黄永玉全集》。黄永玉是杨先让的老朋友，中央美院版画系的同事。后来杨先让得老院长江丰支持，在中央美院挑头建立民间美术系，又为了建民间美术系，自1986年起一连四年率队行走黄河沿岸，遍访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八省（区），进行抢救性的民间艺术田野考察，黄永玉便说他：“杨先让整天在人家的地里头跑，你自个儿的地都荒了。”
堆在书橱下的一摞《黄河十四走》样书，鲜明厚重，是杨先让“在别人家的地里头”跑出的成就。二十多万字的文本，脱胎于杨先让走黄河期间的日记。数百张精美照片，则是考察队一路积累的珍贵素材。它们图文并茂地详述了安塞腰鼓、汉画像石、木版年画、剪纸、农民画、石刻、泥（面）塑等黄河流域民间艺术，且首次从艺术风格、民俗变迁、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了高屋建瓴的阐释。
黄永玉惊呆了，把这书夸上了天。他说：“《黄河十四走》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那一走，叶恭绰龙门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
“我没有一个当大画家的思想，反正就是一个美术工作者，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好好干。”杨先让说。他出生于1930年，见证了近一个世纪的苦难荣耀，沧桑变迁，而“黄河十四走”，是他人生中最豪迈的篇章，值得以一部巨著来隆重纪念。
如今，离那场艰辛而快乐的田野考察已过了三十年。许多老人去世了，许多民艺不复存。杨先让还是喜欢摩挲着书页，跟人介绍他的库淑兰、苏兰花……他的伟大而可爱的民间。
书房里有一张画案，案头上堆了二十几本他写的蝇头小楷。夜里睡不着，他就起来写小字。有时候抄经书，有时候抄唐宋诗词。他说：“一边写，一边看人家的，心里很静。”
南都：请谈谈您青年时代的阅读史。您小时候家境非常优越，从小就爱读书，被书籍包围吗？
杨先让：不可能。我背不过来书。我数学怕，背书怕。但是我字写得好，画画得好，唱歌唱得好。
真正的看书、看小说大概是中学。巴金的书可以说我全读完了，喜欢他。鲁迅的书那时候读不懂。后来读高尔基的小说呀，诗词呀。主要是文艺的、文学的书籍。我那时候高中二年级，十七岁，我导演《雷雨》，自己还演，是八个演员之一，我演二少爷。人家说，你这是地道的二少爷！
南都：您记得父亲的书房里有一些什么样的书吗？
杨先让：他更喜欢看历史的书，听他也就讲一些历史的故事。但是我和他的交流不多，怕他。他对我最关心的就是字写得好不好，书念得好不好他不管。他不因为我的书念得不好打我。我写的字他特别骄傲。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写得为什么好，怎么好。学校里有时候也把我的书法挂出来，我三年级写的字和六年级的在一起展览。每次家里来客人，父亲一定要喊，先让！我就知道一定要看我的书法了。人家就夸。我心想，这么好的话还用练吗？不练了！所以也害了我。我爸爸的字就写得好。家里兄弟姊妹六个，三个男的三个女的。他回国的时候，给女孩子就是买衣服，给我买的就是笔墨纸砚。
南都：青年时期您最难忘的小说是哪一本？
杨先让：《约翰·克里斯多夫》最喜欢，罗曼·罗兰的。然后就是《红楼梦》，绝对精彩。我最早看的《水浒传》，打打闹闹我不喜欢。《三国演义》我喜欢，勾心斗角的，绝对喜欢诸葛亮。我看《红楼梦》是毕业工作了以后看的，不止看了一遍，毛泽东说他看了五遍，我心里想，我也不知看了有多少遍。喜欢里头的人物，连秦钟我也喜欢。一看就入迷。
“我和黄永玉玩儿得来”
南都：到现在您也出了很多书，大家都夸您文笔好，这种功底、文字的修养是怎么来的呢？
杨先让：谈不上。我反正每天写日记，这倒是养成的习惯。就是慢慢写，有感而发，写一点小文章，小感想，小评论。在国外，有时候想家呀，想这个人，想那个人，我就写文章回忆他们。对了，我有一个很优越的条件。我回国以后，在中央美术学院功课是数一数二的。我1952年毕业，我毕业的时候我们班男男女女有二三十个人，我是第一名。我的成绩那时候最好。现在美术学院校史陈列，我的成绩单还在那里呢。所以我毕业的时候，分配到新成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他们需要人。1952年我又入党了。进步青年嘛，跟着共产党嘛。所以呢，也看了些进步的书。
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人家就对我很重视。但我也很用功，我的画一张一张地出版了。我不喜欢版画，结果我自己又搞了版画，而且第一张版画就得奖了。又发表，我就变成了版画家了。我就稀里糊涂地刻起木刻来了。别人也没教我。因为学了一点写生，有些事情是一通百通的。
我要说什么呢？我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我接触的都是美术界的头面人物。徐悲鸿的一家四代人对我都特别爱护。后来的老太太廖静文，以及他们的孩子对我都特别好。我也对他们特别好。刘开渠是雕塑界的大拿，他对我也特别好。他遭难的时候，我大概帮他说了几句话。他觉得我挺仗义的。
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带着我“周游列国”。不带别人，就带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杨先让就让人感觉到挺聪明的，画得也挺好的，他自己也不怎么在乎。
还有古元，美术界的头号人物，解放军一进城我就认识他。因为他和我妹夫就在一起嘛。我妹夫也是延安鲁艺的，都是画家。后来在美院教学的时候，古元工作室的大拿就是我，我是他的大管家。而且我也特别喜欢他的艺术，对我影响也很大。后来江丰回来了。江丰也是美术界的头面人物，对我好，一定要把我从版画系调出来办他的系。和这些人老在一起，对我后来写文章有所影响。
南都：您在中央美院读书和后来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喜欢去买书的地方？
杨先让：没有。我的书一个是在图书馆看，一个是互相借。我自己买书，顶多买《红楼梦》《三国演义》《史记》，但是如果看《资治通鉴》的话，我绝对是去借一本来看就行了。《约翰·克里斯多夫》也好，都是借着看，哪能买，没必要。再说那个时候，自己刚结婚，房子也很小，我放哪儿？我连画都没地方放，我的油画我都没法画，所以才搞了版画。
南都：我看到《黄河十四走》的封底有一段黄永玉盛赞您的文字，您和黄永玉先生也是好朋友吗？
杨先让：我们都是版画系的教员嘛。他喜欢我，我喜欢他。他佩服我，我佩服他。我们系里，古元呀、李桦呀，这些都是大人物。但是真正玩儿得来的，我和黄永玉玩儿得来。他的鬼点子多，他的故事多，他的笑话多，和他在一块我不寂寞。他呢也佩服我，他感觉我画得也好，刻得也好。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杨先让整天在人家的地里头跑，你自个儿的地都荒了。”他们都画画，我不画，我就忙我的民间艺术去了。最后拿出来这一本书《黄河十四走》，把他吓坏了，他真吓坏了。他真没想到，他太佩服了。我认为他这个人是不会捧人的，你知道聪明人都是让人家捧。结果他充满了感情在捧我。捧得都过头儿了。因为这个系，我一离开，美术学院就给我取消了，我也没办法。我也退休了，我也没话语权了。所以他安慰我，他说先让，没关系。你那个系呀，没了就没了，你有这三本书就了不得。这是他说的。
“搞民间美术，我得说出个道道来”
南都：《黄河十四走》这套书是您在央美建立民间美术系时的成果。能讲讲出版这本书的缘起吗？
杨先让：我这人就是走哪儿算哪儿，走哪儿干哪儿。答应人家，绝对干得好，不能干坏了。没想到后来一点点干出点成绩。在我们央美版画系里，我也是很能教学的一个人。到了民间美术系，我也在那儿挑头，成立新的民间美术系，最后又走黄河，都是逼得我一步步走到那儿。因为我搞民间美术了，我要说出个道道来。我不懂，那怎么办，就得调查。近水楼台就是黄河嘛。都是很自然的。
南都：现在回过头来看，您感觉当年搞民间美术系、走黄河做田野调查的意义在哪里？
杨先让：我在中央美术学院嚷嚷，成立了民间美术系，也办了几年，也培养了一些学生，我认为对全国喜欢民间美术的人是个大的鼓励。他们感觉到腰杆直了，能登大雅之堂了，中央美术学院成立民间美术系，起到鼓舞作用。现在出版社都在出版民间艺术，出得相当好，所以我感觉咱们起了一个好作用。民间美术很重要，它是我们的营养，它是我们的源头。我们收集、记录了这些东西，将来我们很可能也办一个民间艺术博物馆。这些东西都是正在消失的东西。我们总是要启发后来的创作者。但是，好坏就很难说了。可能创得很好也可能创得不好。我们把这些快要消失的东西，快点找出来，启发你们，你们自己再去考虑去。能发明出另一种东西，那是谢天谢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