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已死”所给20世纪中国带来的震动与变化，绝不亚于“上帝已死”所带给西方的深远影响。1917年初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在新文学意义上发出了“文言已死”的信号。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在国民学校使用白话，这是在国家制度层面宣告了“文言已死”。 “文言已死”作为历史事件，不是一个时间点，而是一个时间段。
“百年成毁何匆促”，既叹且思，是为“文言已死”百年祭。
每个大师都会有自己的时代使命。胡适的使命，就是举着白话的火把，带领近代中国进入现代世界。可能每个人对于白话的评价都各有不同，但白话对于胡适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胡适眼中的白话，是熠熠光辉的，是会为未来希望之光所映照而通体透明的，这就是属于胡适所独有的白话想象。
胡适1916年7月《答梅觐庄——白话诗》有这样的诗句，“文章须革命，你我都有责”、“诸君莫笑白话诗，胜似南社一百集”。胡适意义上的白话，总是带有强烈的社会感与文化使命感的，“白话诗”便可以“胜似南社一百集”，这有点一句白话顶一万句文言的意思，端的非同寻常。
胡适的汉语言世界是两分的：一个是白话的世界，一个是文言的世界。这两个世界一个代表进化与进步，一个代表没落与死亡。胡适对白话进化论意义上的坚信，这是形成其“无限白话观”的基础。胡适的“无限白话观”大致有三个内容。
其一，只有白话能够产生好作品。胡适认为，“白话文字有一种根本上的大经济”（《复陈懋治》）。胡适总能从白话身上发现无穷的好处，所以使用白话当然会产生好作品。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为甚么爱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诸诗呢？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做的。为甚么不爱韩愈的《南山》呢？因为他用的是死字死话。……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的陈列品！”
胡适同时把《水浒》《红楼》作为现代白话的样板，“再看近世的文学：何以《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可以称为‘活文学’呢？因为他们都是用一种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庵、邱长春、吴敬梓、曹雪芹，都用了文言做书，他们的小说一定不会有这样生命，一定不会有这样价值。”
胡适赞赏过《论语》。胡适为什么会赞赏《论语》呢？因为《论语》“是一部真正纯粹的白话言行录”（《传记文学》）。
一句话，只有白话才能产生好作品，胡适把这一点都当作文学史的规律了，或者是当作认识古代典籍的规律了。胡适以此方法倡导白话，就很容易把“无限白话观”变成“白话决定论”了。
其二，胡适“无限白话观”还有偏激性的特点。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第一卷第三章指出，“中国文言殊非一致。……是则中国人非不善为文而拙于用语者也。亦惟文字可传久远，故古人所作，模仿匪难；至于言语，非无杰出之士妙于修辞，而流风余韵无所寄托，随时代而俱湮，故学者无所继承。然则文字有进化而语言转见退步者，非无故矣”。这段话中的“言语”当指白话，“文字”当指文言，“文字有进化而语言转见退步。……要之，此不过为言语之不进步，而中国人民非有所阙于文字，历代能文之士，其所创作，突过外人，则公论所归也。”是说从历史上看，文言在进化而白话反而是退步的，这是一层意思；此段文字还有文言优越于白话的意思。此两说很显然都与胡适的白话观念相反对，让胡适很是不满。
胡适先有写于1921年7月的《国语的进化》，对孙中山的观点予以连珠炮式的质问：“即如他说‘言语有变迁而无进化’，试问他可曾研究言语的‘变迁’是朝什么方向变的？这种‘变迁’何以不能说是‘进化’？试问我们该用什么标准来定那一种‘变迁’为‘进化的’，那一种‘变迁’为‘无进化的’？若不曾细心研究古文变为白话的历史，若不知道古文和白话不同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若不先定一个‘进化’‘退化’的标准，请问我们如何可说白话有变迁而无进化呢？如何可说‘文字有进化而语言转见退步’呢？”这可是一朝真理在手，一定要把论敌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语气。
1929年9月胡适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时，依然纠住孙中山的观点不放，这一次批判的是“古文胜于白话”说，“这种议论虽然是他个人一时的错误，但也很可以作为后来国民党中守旧分子反对新文学的依据。中山先生有‘手不释卷’的名誉，又曾住过欧美，他尚且说中国‘历代能文之士，其所创作，突过外人’，怪不得一班不能读外国文学的国粹家和南社文人要拥护古文骈文了！”不能不说，胡适以天下为己任批判的勇气让人钦佩，但这种对孙中山的责难，就是“意见”多于“批评”了。总不能让所有人都向“新文学”靠拢、支持“新文学”吧？况且，平心静气地看，孙中山的观点亦不是没有道理。
只要是文言、古文甚至是旧体，就会让胡适不舒服，甚至是愤怒。胡适曾劝人不要有“正谊的火气”，但反诸胡适自己，也是不能完全戒免。当胡适说南社“淫滥”时，就是胡适这种厌文厌旧情绪在作怪，无论如何，说南社“淫滥”，总不是公允之论吧？
其三，排他性。亦即对文言类事物的完全排斥。针对《聊斋》，认为“文言不是能写人情世故的利器”；对于文言，胡适总能找到各种理由，予以摒弃。
在此前提下，胡适又有文言或古文的失败论。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就是在这种观念笼罩下产生的。在胡适的视野里，章太炎的古文“失败”了，“及身而绝”，“故章炳麟的古文，在四派之中自然是最古雅的了，只落得个及身而绝，没有传人”“使我们知道那‘取千年朽蠹之馀，反之正则’的盛业是永永不可能的了！”
严复、林纾用作翻译的古文“失败”了，“严复，林纾的翻译的文章，在当日虽然勉强供应了一时的要求，究竟不能支持下去”，“严复自己在《群已权界论》的凡例里曾说：‘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訾其艰深。不知原书之难且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这是他的译书失败的铁证。今日还有学严复译书的人，如章士钊先生，他们的译书是不会有人读的了”。
还有谭嗣同，梁启超。“谭嗣同，梁启超一派的文章，应用的程度要算很高了，在社会上的影响也要算很大了，但这一派的末流，不免有浮浅的铺张，无谓的堆砌，往往惹人生厌”。
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是向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的致敬。但钱基博认为“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不为文学史”，认为胡适“主于扬白话而贬文言，成见太深而记载欠翔实也”（《现代中国文学史》）。“不为文学史”与“成见太深”，这些评语不可谓不重。
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与时代波动之主潮，往往十年或更短时间发生一个转换。各领风骚三五年，往往昨天还是领军人物，今日就成为守旧人士。所以不能仅仅从所使用的一个语言方式上去观察评判。章、梁、严、林诸位的问题意识与人文关注各有不同，不能把所有菜都往一个蓝子里装吧，而且不能因为章、梁、严、林不能与同时代同步，就说他们的古文“失败”了。若是放在百年之后的现在看，章、梁、严、林之古文，若与大多数白话作家的白话作品相比，恐怕更能传之久远。
可不可以做到完全的排他性呢？即做到不与文言发生关系呢？胡适十字方针“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就是想以白话与新文学的相互循环，来使白话与新文学都有一个提高。苏雪林对胡适此一主张先就有了疑问，“但胡适白话文虽写得极其明畅流利，所用不过长江流域通行的言语，搭上旧有的白话文学如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的调子。冰心的小说用的一半红楼梦，一半欧化的文字，也不是纯粹的国语。至于珠江流域的文人，对于国语，更不能运用自如了。所以胡适‘国语的文学’他自己先就不能做到，至于文学的国语，那更谈不上了”（《徐志摩的诗》）。这种对于文言完全封闭的白话或白话文学路径，苏雪林认为是“不能做到”，在出发点上“谈不上”，其最后结果也就好不到哪里去。
刘大白虽说把文言叫做“鬼话文”，但他对文言还没有做到像胡适完全排斥的程度。刘大白在《白屋文话》中写道，“而对于它底比较富有的遗产——词类，是不但不应该把它完全摧毁，完全破坏，而且应该接收了来，相当地利用它”，原因在于“革命者总是比较穷乏的，被革命者总是比较富有的”。在严冬般的刀枪棍棒之中，刘大白毕竟对文言还有三分温存，还没有下狠手绝杀，胡适为刘大白写序，故意对刘大白这一对文言肯定的部分，存而不论。
在胡适大力倡导白话的十七年后，胡适在《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中这样写道，“我当时希望有第一流的白话诗，文，戏本，传记等等出来做‘真正有功效有力量的国语教科书’。但十七年来，白话文学的作品虽然在质上和量上都有了进步，究竟十七年的光阴是很短的，第一流的作家在一个短时期里是不会很多的”。若仔细品味，胡适还是流露出了他对当初所谓“国语的文学”失望之情的。
胡适是顾颉刚的老师。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对胡适当年思想风格与讲课风采，曾有高度评价，“他是最敢放言高论的”，“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但当胡适把倡导白话上的“放言高论”推到极致状态后，胡适的“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也就开始了某种改变。在钱基博眼中就变成了“武谲”，“启超之病生于妩媚，而适之过乃为武谲”“武谲则尚诈取、贵诡获”；在胡先骕眼中就有更为不好的评价，他说胡适“卤莽灭裂，超于极端”。钱基博与胡先骕的说法，也并非全是徒腾口说。
可以说，“绮色佳时期的白话信念”，其对胡适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胡适的“无限白话观”恐怕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个语言工具不能被“无限”信任，不管是白话还是文言。周作人就首先在《思想革命》中，为白话投了不能“无限”信任的一票，不只不能“无限”信任，周作人的用意更在于警告就是白话也可能出问题。要使用工具，而不能被工具所使用。一个语言工具被“无限”信任，就会被这个语言工具所俘获与绑架。
最要命的是，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是带价值形态的，就像有的保守人士所坚守的文言是带价值形态的一样。就简单举一例，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写道，“做白话诗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却也要个敢于率真的人格做骨子”，似乎做“白话”或“白话诗”本身就具有了价值感，而要以“率真的人格”为基础与前提。正因为白话或白话作品本身就具有价值，或者说相当大的价值，所以胡适在谈所谓古典“白话诗人”时，就从不谈及其艺术价值何在，包括王梵志。似乎只要用白话，那价值就足够大了。既然“文学”可谈可不谈，所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完全可以叫“白话史”了。
只有白话才能保证在20世纪现代世界中的“政治正确”，胡适的“无限白话”观与“白话决定”论，就都是在此基础上呈现出来。可事实情况是，白话只是白话，只是一个语言工具，它绝不会担保什么。也就是白话，但不能太白话。胡适提倡白话执时代之牛耳，居功至伟，但把什么宝都押在白话身上，把白话塑造成庙里放射金光的大肚罗汉，让人膜拜，则是太过了。这就走上了清汉学家惠栋的老路，不管对不对，只问汉不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