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王旭说画史：评抗战、革命文艺中的徐悲鸿、蒋兆和、黄胄人物画

故宫学院中国画研究院学者、《崔如琢评传》作者王旭

近百年的文化转型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血泪史，绘画在抗战文艺、革命文艺中的作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实用，徐悲鸿、蒋兆和，黄胄无疑是这两种文艺精神中最显著人物画家，也代表了一个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一大主流。他们的作品一改之前画史上的庙堂气息，用西洋技法将绘画从高深莫测的道释儒传统变成简单、易懂、直白的现实说理媒介，着实践行了艺术为人民、为特定阶级服务的精神使命。实际上，徐悲鸿、蒋兆和在近百年人物画史上形成了体系，画界用专业术语叫“徐蒋体系”，大处指统揽抗战、革命两大文艺路线的美学思想，具体指以人物画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美学教学体制。而黄胄又是这种体系外，受这种美学思想影响的杰出现代绘画大家。这个脉络里的画家，大多遵循内容高于形式的文艺方针，用现实之笔墨，如实反应时代变迁过程中的社会心理、民族情绪、国家意志，并真诚地将历史典故、当下典型人物转化、塑造成激励增强民族自豪感、凝聚力的经典素材。

徐悲鸿《愚公移山》

蒋兆和《流民图》

黄胄《草原颂歌》

由于近百年人物画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社会最基层群体，所以，徐悲鸿的《愚公移山》（1940年）、蒋兆和的《流民图》（1943年）、黄胄的《草原颂歌图》（1976年）成了家喻户晓的时代文艺典范，真正地影响了人物画的发展方向和创作思想。时至今日，依旧笼罩画坛。好处是，文艺更好的为人民服务，让老百姓有了解文艺，有了一定的文艺情趣。弊端是，画家的创作才情让位于现实需求，中国美学哲理、民众的美学意识西方化、社会化、通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