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阿楷伯”的行贩生涯

原创:文 | 云江拾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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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外公右手的大拇指跟别人的不太一样,指头最上面的那一截是圆滚滚的,像是去了核的大枣,指腹当中有一个黑黑的小洞,仿佛有什么东西会从里面出来。刚记事的时候对外公的这个大拇指有些害怕。所以我总是牵外公的左手,不敢碰他的右手。

后来长大了些,我终于耐不住好奇地去问他大拇指的事情,可外公总是笑眯眯的摸摸我地头却不回答。回去问母亲。母亲说,这是被虫子咬的。这个答案让我养成了从小就对小虫子之类的昆虫避退三舍的习惯。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外公右手的大拇指是他做行贩帮人剖鱼的时候被鱼刺扎伤的,其实这种小伤只要及时去医院消个毒,包扎一下,很快就会没事了。可当时的外公不舍得花钱看医生,只弄了点土方草药包起来,导致伤口发炎,严重到骨头都要烂掉了。为了保命,最终只好把右手大拇指的第一节指骨取了出来。

外公生前很少跟我们小字辈谈论这些过去的事情,我对他的了解也仅限于外婆、母亲和几个亲戚日常交谈中出现的一鳞半爪。

据母亲说,阿太(即外公的父母)一共生育了包括外公在内的兄弟姐妹8个,除大姐、二姐外,外公排第三,但由于是男丁,按习俗来讲,这就是长子。由于长子在旧时家庭中是除父母之外最重要的一个角色,这可是以后要支撑门庭的,一般条件还算可以的家庭都会对长子做重点培养。所以,外公5岁时就被送去私塾念书。

“你外公小时候书念的好,先生很喜欢他,还给他取了名字“兆鳌”。”这是母亲的原话,所谓“兆鳌”意思是预兆以后能“独占鳌头”,这是一个先生对他所喜爱的学生的勉励。可惜后来为环境所迫,外公最终还是没能“兆鳌”。

外公究竟读了多久的书,母亲也不知道。

但我知道,外公的毛笔字写的不错。以前每逢春节,家家户户新桃换旧符,外公家的春联都是外公自己写的,不仅给自家写,还给亲戚和邻居写。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外公写春联时我趴在旁边看,虽然不识字,却盯着红纸上一个接一个的黑字出现,感觉很是神奇。外公见我看的认真,笑着一个字一个字指着念给我听。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

也许外公的毛笔字只能算是用毛笔写的字而算不上书法,但这副春联却是我记得的第一幅春联。

外公不爱讲往事,却爱讲故事。小时候跟着外公睡觉,外公就拿瑞安人文俚语、历史名人典故来哄我,兴致好的时候常常讲到半夜,直到恼的外婆敲着板障(木制的墙壁)喊“还睡不睡啊,明天小孩子还要上学的。”外公嘿嘿一笑,才作罢。

在外公的众多故事里,“苏秦六国拜相”的故事出现的频率最高。每次外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总是一脸严肃端坐在桌旁,慢慢的从苏秦求职不成“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讲到六国拜相后其嫂“前倨而后恭”,期间还绘声绘色地夹杂着人物对话,到最后苏秦感慨说出“人穷父母亦不知,富贵深山远远亲”这句话时,还总情不自禁地拍了一下桌子。对于这个故事,外公总结有二:一是人不能没有钱,没钱就会被人看不起;二是人不能光看到利而忽视义,否则也会被人看不起。“义利并举”,呵,外公可能并不知道这一直是永嘉学派所推崇的思想。

其实,同一个故事听多了总会腻掉,小时候听的认真可能是因为新鲜,长大一点后再装认真听就纯属是哄外公开心了。反而是我参加工作后,可能是因为接触的人和事多了,对这个故事才有了新的感触,“秉心做事,踏实做人”这才是外公讲这个故事的初衷,也是他希望我们这辈人能做到的。

02

我们称呼外公的父亲为阿太,他原本也是一名行贩。我记忆中的阿太,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微胖老头,每日坐在右厢房窗外的台阶前,不管风和日丽还是刮风下雨,只看着道坦墙边摆放的花草,能看上一天。

那时我还在上小学,每天中午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给阿太端来水烟筒,看着阿太抽出一根火柴,划出火来,放在水烟的烟丝上。那火苗随着阿太一口一口咕噜咕噜的吸着水烟而一颤一颤的,很是好玩。吸完一筒烟,阿太会让我去拿日历和笔,然后他会抬头看看天色,郑重的在日历上写上“晴”或“阴”等字样。

或是为尊者讳,亲戚们很少谈论阿太的事情,其生平事迹现已无从考证。只知道外公13岁那年,阿太在路过小码道仙岩头这个地方时,遇见一户人家正好家中着了火。情急之下不及细想,他扔下行贩担子,从江边接了一盆水,跟众人一起去救火。不料的是,那一盆水扑洒过去后,激起的烟气反扑过来,把人罩了个严严实实,阿太因吸入过量的烟晕了过去。

被人送回家后,当天夜里上吐下泻,数次惊厥,经医诊断肺部存在感染。那年头,肺部感染这类疾病如无特效药,基本没得救,就算有特效药,价格也贵的惊人,不是一般人家能负担的起的。

所幸阿太大女儿的夫家原是地方上的保长,又开了一间香烟店,家境还算可以。在得知亲家急需用钱后,马上把店里的香烟全部以低价批发卖出去,合两家之力才堪堪凑齐特效药的钱。几针下去总算把阿太的命给救回来了,但因心肺损伤,丧失了干重体力活动能力。此时的阿太正值壮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他的劳动能力丧失,几乎让这个家塌了一半。无奈之下只得让正在念书的外公停止学业,回家接过阿太的行贩担子,承担起这个养家的重任。

“行贩”这个职业在百度百科里解释为古时候在各个地区间往来贩卖、没有固定营业地点的商贩。这个解释跟我们这边的差不多,只不过我们这儿的行贩专指贩卖鱼虾鲜货的商贩。做行贩这一行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以前没有冰箱冷库可以保存,渔家打上来的鱼,要么养在船舱里,要么马上传给行贩卖掉,一旦鱼死了就没人要了。

所以,做行贩的人一个是要有把子力气,百来斤的鲜货你要能挑得动,另一个是要起的早,去的迟了留给你的只有烂鱼蟹脚了。而外公恰巧这两点都不具备,一个13岁的少年力气再大,能挑的动百来斤的担子么,再说这年纪正是贪睡的时候,要每天四点多起床,这得要多大的毅力啊。

母亲回忆说,外公那时候找了阿太的同行老郑带他做行贩,也许是念着平日的香火情分,老郑与外公约法三章,每天五点在约定的地点碰头一起走,过时不候;拿到鲜货,自己担着,跟丢不管。

于是,外公四点不到就到碰头的地方等着了,怕自己困了打瞌睡,就在手指里夹一根点着香,万一睡着,香烧到手指就会烫醒。带路的人到了后,外公便拿出绳子,一端绑在对方的典箩上,另一端拽在自己手中,这样就算是黑灯瞎火的情况下也不会跟丢了。

我笑着跟母亲说:“你这事讲的跟小说一样。”

母亲瞪了我一眼:“你懂什么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么?”

我确实不懂,我只知道外公有两样行贩手艺的确很好。一个是剖鳗鲞,四五十年代,瑞安老百姓家都有在冬至前晒鳗鲞的习俗。那时候单位里还会发一叠水产票作为年终福利,外公周边的邻居常常把水产票拿去买鳗鱼,再委托外公剖成鳗鲞。作为回报,鳗鱼的肚内杂碎都留给外公,我至今还回味外婆做的鳗鱼籽炒咸菜。另一个是腌梭子蟹,也没见外公怎么计算配方,就一层梭子蟹,一层盐撒上去,第二天就能吃到咸淡适中,回味无穷的腌梭子蟹。因为腌制的东西存放时间较长,很多本地人出差或出国总喜欢从外公这里买上几斤的腌梭子蟹带出去。

03

也许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外公虽然年纪轻,但踏实肯干,吃苦耐劳,再加上曾上过几天学,识字明理,所以学起东西来很快,贩货腌制,市场叫卖,俨然一名行贩老手。随着行贩生意走上正轨,收入有了,家境也逐渐安稳下来,算不上富足,但也勉强温饱,可惜的是这种日子并没能持续多久。

翻开中国的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后期那段历史,兵荒马乱,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其中影响老百姓最深的是通货膨胀造成的物价飞涨,当时流传的一个故事很能说明这种情况,某旅客在饭馆吃饭,店主言明米饭两万元一碗。顾客吃完要求盛第二碗时,店主告知已涨至两万五千一碗了!弄得顾客啼笑皆非,无可奈何。伴随而来的还有吏治的败坏,各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说当时的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并不为过。外公的行贩生意也因此收到了极大的影响,每次卖货所得除去缴纳的各种税之后便所剩无几。

1949年2月外公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大姨出世了,新生命的降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欢乐,也增加了负担,毕竟又多了一张嘴吃饭。以前的行贩生意受季节和天气影响很大,并不是天天都有渔家能打到鲜货的,更没有现在那种远洋捕鱼之类的。行贩里有句俗语叫“潮涨吃鲜,潮落点盐”,意思是只有潮涨打到鲜货了,你才有得吃,潮落打不到鲜货,你就只能就着盐下饭了。为解决家人的温饱,外公除了更加勤力的买货卖货,还抽空去庙堂帮忙,就为能从那里能讨要到一些米和面。就这样,还常常是吃了上一顿,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可能是这段经历对外公的影响太深了,他常说“千好饭好(瑞安话里“万”和“饭”同音),什么都比不上吃饭好。”,甚至他固执的认为,即使生病了,只要能吃饱饭就能治好。

04

1956年瑞安的公私合营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始了,外公通过签署协议进入了水产公司,成为了水产公司下属商店的一名职工。对于瑞安公私合营情况,我查找了那段时期的一些资料。资料显示,当时瑞安的私营企业大多生产设备陈旧,经营方式落后,加上抗战、解放战争等战后重建对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企业的经营已经相当困难。像是瑞安有名的百好乳品厂,李大同食品店等等都是在勉力维持经营,其中李大同食品店还没等到公私合营就关门了。

因此,客观的来说,公私合营对当时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但外公对这场运动有他自己的看法,虽然拿工资收入稳了,家庭也安定下来,但感觉上像被收编了,从一个自己当老板的行贩,变成了给别人干事的伙计,心里还是有落差的。

改革开放后,和瑞安的许多国营企业一样,外公所在的水产公司也陷入到了经营效益低下,下属商店面临解散的危机。当时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不多,停薪留职算是其中比较温和的一种。所谓“停薪留职”,说白了就是不拿工资离开现有岗位,但是我还有回来上班的权利。这种处理方式符合国人凡事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的心理,因而是首选。在与家人商议后,外公也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置办了一套行贩行头,重操旧业做起了行贩。

外公知道做生意尤其是做行贩生意,口碑很重要,而行贩的口碑则来自于鲜货的新鲜与否。得益于他在水产公司的工作经历,外公总能在各个鱼获季节收购到时令的鲜货。久而久之,“阿楷伯”卖的鲜货最新鲜,这个说法在菜市场上就传开了。大家叫外公“阿楷伯”并不算是尊称,起初,是因为周边邻居来买的时候,叫了几声。随后传开,便成了外公的代名词,以至于最后跟外公差不多年龄的人来买,也叫外公“阿楷伯”。外公的行贩生意做得有多好,我一直没有很直观的概念。只知道母亲曾不无得意的说过,在菜市场上,只有等“阿楷伯”的鲜货卖完,其他行贩的鲜货才有人买。

05

外公的行贩生意直到70多岁还在做,一百多斤的鱼虾还能一肩担走。

此时的女儿们早都嫁人生子,单凭外公和外婆两人的退休金已完全不用再为生计烦忧。可外公还是丝毫没有放弃行贩生意的念头,也许是一份工作做久了,成了一种习惯。

2000年外公居住的打绳巷老房子纳入拆迁改建范围,外公外婆把临时居住点安排在二女儿家。老人们恋旧,面对居住了半个世纪多,即将被拆掉的老房子,多少有点不舍。对外公来说,最不舍的还是他那一整套做行贩的行头,木制的扁担,竹编的典箩,沾有鱼鳞痕迹的秤以及三个满是腥味的腌蟹大木桶。

“阿平,这些家生伙也运过去吧?”搬家那天外公试着对二女儿提了这个要求。

“阿爸,家里放不下啊!”二女儿很无奈。

“阿爸,这些就不要,带来带去多麻烦啊!”其他几个女儿也劝他。

外公喏喏嘴,不说了。

是年,外公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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