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不能非常有底气地说：你们西方有哲学，我们中国有思想，我们的思想虽然跟你们的径路非常不一样，但同样也可以给我们中国人提供一种安身立命的所在?你有的我没有，我有的你也没有，那完全可以互相学习

周濂 资料图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张弘

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濂的《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以下简称《打开》)出版。此书以通俗的语言介绍深刻的思想，借助日常生活中有趣的小例子进入抽象的理论，将鲜活的事例和抽象的概念建立联系。读者即便没有任何西方哲学的基础，也可以随着作者的讲述拾级而上，领略西方哲学的独特风景。

就如何认识哲学等问题，法治周末近日专访了周濂。

中国思想并不比西方哲学逊色

法治周末：《打开》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就是让西方哲学说起了中国话。另外，书中有些地方恰到好处地引用了一些中国思想中的概念，但又极有分寸感。在这些方面，你有哪些心得和体会?

周濂：我觉得比较哲学是个“大坑”。很早以前我就意识到，不能乱比较。因为那种生搬硬套的比较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只是隔靴搔痒。所以我在讲授西方哲学课程的时候，只是在非常少的地方会偶尔谈到跟中国哲学的比较，而且是从方法论意义上的比较。

因为在我看来，一旦要比较具体的西方哲学人物和中国哲学人物、西方哲学体系和中国哲学体系，就需要做一个通盘的考虑，要有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地图，才能够将其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否则就太廉价了，而且也明显是在胡说八道。比如，看到从西文翻译过来的某个词，如果宋明理学也用过这个词，你想当然地认为它们在表达同样的问题，这完全就是胡扯。

在我看来，比较哲学不是不可以做，但是这种比较是要非常谨慎的。我认为，自己现在还没有能力去做中西哲学全方位的比较。所以你说的分寸感，其实是源自我非常谨慎，甚至有点害怕，因而不敢太多地谈这个问题。

法治周末：你在书中回答了一个提问：中国有没有哲学?你倾向于认为，中国有思想，没有哲学，但没有哲学也不必为此遗憾。但我看到，一些学者力图从哲学的定义说起，然后为中国哲学正名，同时在国际上推广中国哲学。在你看来，孔子、老庄等人与希腊哲学家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周濂：其实这就谈到比较哲学的问题了，我只能从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上回答。

简单说，中国思想更多关心的是伦理问题和人生哲学的问题，但是西方哲学有很多分支，比如有形而上学的问题，有知识论的问题，还有语言哲学的问题，这些其实都是跟中国人习惯的思考对象非常不一样。

我曾经在书中举过一个例子，“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我们人生哲学的一种感喟，它很动人。但对比泰勒斯的“万物的本原是水”，你就会发现，两者追问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后者其实是自然哲学的一个重要方向。

另外，西方人其实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者。逻各斯中心是非常主流的思想方法，特别强调论证和逻辑，一环扣一环。中国除了非常少的一部分古代哲学家，曾经有过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大多数的哲学家，其实并不擅长作逻辑推演，更多是出于一种体悟式的、感性的表达。

我不是说这种表达没有意义和价值，但它的确跟我们所理解的西方哲学有很大、方法论上的差异。所以，我总是在说，西方有哲学，但中国不一定要有哲学。为什么我们不能非常有底气地说：你们西方有哲学，我们中国有思想，我们的思想虽然跟你们的径路非常不一样，但同样也可以给我们中国人提供一种安身立命的所在?你有的我没有，我有的你也没有，那完全可以互相学习。

法治周末：你认为，“那些善于理解的人，那些善于讲道理的人，将会给自己的人生开拓出更多的通道，去往更多美妙的所在”。但是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当一个人打开、看清和理解之后，觉得自己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因而装睡或“难得糊涂”，正如你此前一本书的书名《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那么，你怎么看待这种作为?

周濂：我记得当年鲁迅说过类似的话，把事情看得太透彻了，反而会失去行动的勇气。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是在揭示思想和行动之间断裂的问题，这其实是人生的常态，而且中国人其实早就做好了这方面充分的思想准备。“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们在儒学和老庄之间，可以非常自如地游走。

但另一方面，我在课堂上也反复谈亚里士多德的那个观点——不是我们反复说的成就了我们，而是我们反复做的成就了我们。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哲人还是在追求某种程度的知行合一。

哲学家金岳霖当年也说过一句话，中国的哲学家有相当一部分，其实都是苏格拉底主义者或者说都是类似于苏格拉底。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苏格拉底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知行合一的人，他是用他的生命去实践他的哲学理想，中国哲学家，尤其儒家也是如此，也是希望通过日常的生活实践落实他的哲学观念。

理解之后，是不是真的能够帮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开拓出更多的通道?这件事情其实要交给每个人自己去修炼。我觉得，无力感是很常见的一种状态。一鼓作气，二鼓则衰，三鼓则竭。但“三鼓”以后，并不代表永远就衰下去了，有可能过几年就能重新鼓起余勇。我觉得，人生就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

哲学其实是一个高危行业

法治周末：《打开》中讲到，一个希腊将军打了胜仗，但因为没有能挽救其他同胞的性命，结果被希腊人集体投票处死。但雅典人很快就后悔了，因为外敌入侵，希腊再也没有这样杰出的将领。另外，你在书中也讲到了法国大革命中的暴民。这些是否可以说明直接民主制的缺陷?

周濂：对，美国金融之父汉密尔顿就对直接民主制有很多批评，甚至认为直接民主制就是暴民统治。所以你会发现，雅典民主制衰败之后，在西方有将近两千年的时间，民主无迹可寻。美国当年好多建国之父，他们也不是自诩为民主的信仰者，他们追求的是共和制，而不是民主制。

即便到了现在，美国人开始慢慢接受自己是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但他们所理解的民主也不是直接民主，是代议制民主，或者说是间接民主。

直接民主之最大的问题是它背后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直接民主一个永恒的阴影。我觉得这种大民主，或者直接民主，其实早在罗马时期，大家就已经认识到它的问题了。包括亚里士多德以降罗马的很多政治思想家，他们都试图结合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各自的优点，去建立一种混合体制。

所以，政治哲学和政治思考，永远都不是在追求至善之物，而是在避免至恶之物，是两害相全取其轻的一种选择。我是以一种平常心，结合历史的眼光、哲学的分析，对民主进行一个更好的定位，这样可能有助于我们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理解民主。

法治周末：《论语》中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你在《打开》中讲到了柏拉图三次前往叙拉古，想做哲人王的经历。无论古今，不分中外，柏拉图的事业历来不乏后继者，你怎么看待哲人(知识人)的这种心态?

周濂：我觉得柏拉图其实跟后面的很多为极权政治摇旗呐喊的哲人还不一样，因为柏拉图是想去驯化君主，他并不是为君主去鼓与呼。对于柏拉图的嘲弄，还是有些欠缺公平之处。

法治周末：伽达默尔评论说，“海德格尔是一个伟大的哲人，却有着渺小的人格”。你也提到，海德格尔哲学与纳粹主义有高度亲和性。那么，哲人怎样避免类似海德格尔这样的丑行?怎样提防和识破那些危险的观念和思想?

周濂：我这本书里面也谈到这个问题，因为海德格尔的笔记已经公之于众了，里面确实谈到过他对希特勒的敬仰之情，以及对纳粹党基本观念的认同。

我觉得很难避免类似海德格尔的丑行，因为运伟大之思者，行伟大之迷途。哲学其实是一个高危行业，其高危之处在于，力求伟大、卓越的思想，其实对你的心性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这种诱惑有可能会让你在具体的政治判断当中，作出违反常识和常情的一些举措。

当年柏拉图也说过，哲学很有可能会培养出一些智商很高，但心性败坏的人。哲学在败坏人的心性方面，可能具有别的学科所难以相比的魔力。

所以，哲人怎么避免海德格尔这样的丑行?怎样提防和识破那些危险的观念和思想?我觉得很难，不过，哲人可能需要一些平衡，比如坚持一些常识，坚持一些对于个体生命和个体权利最基本的尊重和同情。

法治周末：希特勒视尼采为导师，你在《打开》中强调，希特勒显然并非尼采心目中的超人。但是，《非理性的诱惑》分析了尼采的哲学，认为尼采本身就有种族思想并鼓吹暴力，认为尼采是法西斯主义的先行者。《打开》强调读尼采要快进快出，但对此提及不多，为什么?

周濂：关于尼采跟纳粹之间的关系，其实目前的哲学研究中有很多争议。比如说，《权力意志》的流行本的文本并不是尼采本人亲定的，是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对他很多手稿作了一些改动编辑出来的。他妹妹因为后来嫁给了一个狂热的反犹分子，于是就给大家留下这么一个印象。

但是你要读尼采，他在《瞧，这个人》这本书和其他一些著作当中的很多论述，更像是一个贵族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对一些末人，更多是从教养和观念的层面上面去批评他们，而不是从种族主义的角度去贬低那些末人。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有很多人认为尼采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种族主义者。当然，你不能否认希特勒，包括纳粹德国确实利用了很多尼采的思想，这说明尼采思想当中有很多危险的成分。我觉得这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播下思想的种子，收获的是现实的跳蚤，那哲学家是不是要为那个现实的跳蚤负责任?

我觉得一个审慎的哲学家，应该会考虑到自己的思想存在着误读的可能性。但对于像卢梭和尼采这样的哲学家，他们可能在肆意汪洋地进行哲学思考的时候，并没有想得这么远、这么深。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思想在未来也许会被不同的人作出完全不同的解读。但是我觉得，哲学家还是应该多多少少为现实的跳蚤负责任。

我刚刚谈到尼采思想的危险性，所以我会在书中反复强调，读尼采是要快进快出的。因为你如果过久地沉浸在尼采的思想当中，可能会造成一些自我认知的偏离，而且也会让你对世界的理解产生一些偏差。因为他的思想太激烈了，像闪电一样。常人在那里面待久了，会无法把控自己。

哲学家在表述自己思想的时候，相对来说这个思想是体系化的。但尼采不是体系性的哲学家，他在这里说的这段话，可能在别的地方有非常多的前提限制。但在思想传播的过程当中，人们往往会从中提炼出口号式的说法。口号式的说法首先是去语境化的，其次肯定跟哲学家的本意也非常的不同，但其具有一种莫名的煽动力。这可能也是一个很难避免的现象，我们现在的解释学经常说：文本出来以后，作者本人就丧失了对文本的解释权了。

法治周末：近年来，各种各样的“幸福课”风行网络，关于“幸福课”的图书也不下百种。《打开》中多次引用了西方哲学对幸福的谈论。以你的知识观点，显然也会同意哲学带不来幸福，你的理由何在?

周濂：其实，我当年学哲学一个很隐秘的冲动是，我想把人生过明白。但我后来发现，其实哲学也许有助于你更好地看清人生，却无助于你把人生过明白。因为看清和过明白不是一回事。

很多道理你可能在书房里沉思的时候，你都能想得条理分明，但是在具体生活中就会发现，你有情绪，你有生活的压力，你有人和人互动时候难以避免的误解，你受到各种各样外在的、偶然的因素的影响。所以，你会发现，理性反思对于过上幸福人生的贡献，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希腊哲人讲的幸福其实是卓越，就是把你的潜能发挥到极致，那是一个非常贵族式的人生理解。也许他终其一生在普通人眼里看起来非常痛苦，但只要他绽放了，他发挥了自己的潜能，那他就认为他是幸福的。当然，这并非我们常人所理解的幸福。

哲学史上对幸福的理解，有非常不同的角度。比如说斯多葛学派，或者犬儒学派，他们会说欲望的根除，或者内心的平静，就是一种幸福。那我觉得今天的“佛系”青年，跟这个有点像。现在的日本也属于低欲望社会，人们尽可能降低自己的欲望，摆脱外物世界对自己内心的干扰。

“佛系”青年可能与这些哲学体系，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区别。比如说，斯多葛学派强调依其本性而生活，最终是要寻找你在宇宙万物当中的位置，要去扮演好你应该扮演的角色。我在讲爱比克泰德的时候讲到过一个故事——

有一位罗马元老院的议员，和罗马皇帝关系不好。罗马皇帝就对他说，你不要来参加议会议事了。他说我必须要去，因为我是议员。皇帝说，那你来了也不准说话。他说，我必须要说话，因为这也是我作为议员该做的事情。皇帝说，你的话如果惹恼了我，我就要砍了你的头。议员说，你要砍我的头，我也没有办法，这是你作为皇帝要做的事情，而我说话是我作为议员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故事反映了他们的哲学观。就是要在宇宙万物或人生秩序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尽可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哪怕这个角色会给自己带来一些特别外在的危险。从这点角度来说，这与今天的“佛系”青年有很大的区别。

我觉得，“佛系”青年是一个纯粹的，今天所说的那种犬儒主义者，他们无能于反抗，彻底地逃避责任，对这个世界或对外在的现实采取一种“鸵鸟态度”。他们遵循的，是虚无主义的奴隶道德。但是斯多葛学派在这个意义上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斯多葛学派其实有一种内在的、进取的精神在那里，并不是完全的消极避世。

和希特勒无法谈论正义

法治周末：你在《打开》中讲到一个现象，有的人不断转移话题，就是不直面问题，不和你展开真正的探讨。“你和他讲接轨，他和你讲文化……”对于这种敷衍性的“对话者”，是否存在沟通和你所说的理解的可能?

周濂：当然是没有了，因为你这个“对话者”不是一个真正、真诚的对话者。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人，其实没有必要费时费力跟他们再做任何沟通。因为一场对话，如果是可能的，首先要求双方是真诚的，是对这个问题本身有探讨意愿，否则就不存在所谓的沟通和理解。

现在是自媒体时代，网络让那些曾经沉默的大多数有了表达的机会。我觉得适当地放纵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在一些严肃、公共的问题上面，大家应该养成理性对话的习惯或者能力，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使对话不可能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当然有权力的傲慢。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能做的，首先就是尽可能通过我的写作或者是课堂教学，让读者和学生培养起理性对话的意识和愿望，再去训练他们理性对话的基本能力。当然，来自权力的傲慢，或利益纷争导致的非理性对话，可能不是哲学或批判性思维所能够解决的问题，应该诉诸其他社会力量。

法治周末：你认为，有些分歧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记得，有一位著名的西方哲学家讲课时遇到类似问题，学生问他，如果面对希特勒怎么办?哲学家的回答是“杀死他”。

周濂：你说的这个西方哲学家其实就是罗尔斯的好朋友德雷本。

面对希特勒的时候，所有说理的技巧都是无能为力的，你基本上和他不共享同样的生活世界。他对于你来说，是一个纯粹的他者，这个他者对你构成了直接生命的威胁。

这时候，首先你不可能通过讲道理来和他进行所谓的沟通和理解，你更不可能与他达成根本问题的共识。而且和平共存的可能性也没有。所以这时候，就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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