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言与白话的关系上，鲁迅常常处于一种割裂而又矛盾的状态。谈到“古文”与“旧书”对自己的影响时，他在《坟》中写道“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不幸我的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又恰在此时出版了，也许又要给读者若干毒害”。

杂文集《坟》收了鲁迅的文言作品四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鲁迅最激进且最具启发性的思想，恰恰是由文言表达的。除此之外，《坟》的其它部分均由白话作品构成。

最不可解的是，在《写在〈坟〉后面》这篇文章最后，鲁迅还是以文言作结，他说这天“上午也正在看古文，记起了几句陆士衡的吊曹孟德文”，其诗最后两句为“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控诉文言，到底还是离不了文言。

徐梵澄曾谈到鲁迅的所用文字，认为当分文言与白话两大部分：《汉文学史纲要》、《小说史略》、《钩沉》、《旧文钞》、校勘著述《嵇康集》、辑会稽逸文等，“皆属治学范围”；“古文包括古体诗自为一汇”这些部分皆为文言，其余部分则为白话。就拿杂文集《坟》来说，亦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文言的鲁迅”，著名的文言四篇均是；一是“白话的鲁迅”，《我之节烈观》等文章均是。鲁迅在《〈坟〉题记》中表示“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

可问题是，这座“小小的新坟”能不能“埋藏”那个“古老的鬼魂”呢？问题可能要比想象的远为复杂。

说到鲁迅，当然是“白话的鲁迅”最具现代意义最为光彩夺目，而“文言的鲁迅”则乏人关注。

鲁迅实际上存在两个最早的小说，一个是白话状态的《狂人日记》，作为白话小说的开山；一个则是作于《狂人日记》好多年前的文言小说《怀旧》。《怀旧》的重要性似远不如《狂人日记》，但《狂人日记》的“首”“尾”还是离不了“文言”，“文言”反成了《狂人日记》的有机构成部分。从中亦可看到“文言”对于鲁迅作品浸润的深度。

“三万里天入醉眼，二千年事成杂文”，应可概括鲁迅全部的文学创作。“白话的鲁迅”在鲁迅著作当然地处于统治地位，但是这种“统治”似乎又很表面。往往，鲁迅在社会生活中用白话，而私人生活中是文言；主流生活中是白话，而在书信或日记中是文言。

似乎“文言”就从未走远，或者说从未走出其家门，改头换面的“文言”，就像“鬼魂”似的魅惑着鲁迅。鲁迅对于这个“古老的鬼魂”是斗争的，势不两立，甚至不共戴天，这场内在的斗争极大影响到了鲁迅的语言表达与文章风格。

鲁迅语言表述中的“神奇转折”，让人怀疑正是由于“文言的鲁迅”的深刻影响所致，形成了类似杜甫诗歌中“沉郁顿挫”之语言风格。鲁迅的这类“神奇转折”，在鲁迅的作品与书信中不难看到。

先举一个书信的例子，鲁迅一九二五年致钱玄同的信中写道：

“然而中国则无之矣；然而“东单牌楼北路西、东亚公司”则可代购之矣；然而付定钱一半矣；然而半月可到矣；然而更久亦难定矣。呜呼噫嘻，我不得而知之也。东亚公司者，夷店也；我亦尝托其代买也；彼盖当知“哪里有得买”也，然而并以“福永书店”告之，则更为稳当也。然而信纸已完也。于是乎鲁迅乃只得顿首者也”（《鲁迅书信集》）。

鲁迅之“神奇转折”在这封信中达到了某种极致，竟使用了七个“然而”。当然信中带有游戏的性质，但却是鲁迅行文特点之淋漓尽致的发挥。

徐梵澄认为鲁迅是“深于古文”的，并进行了一番追本溯源：“这渊源，说者多以为出自唐、宋八大家和桐城等派，因为先生是深于古文的。这，很有可能。但更可能的，仍是出自古学或汉学的传统”。

关于鲁迅与古文的关系，刘半农有一个著名的概括，“托尼思想，魏晋文章”。刘半农与徐梵澄的看法稍有差异，但都指出了鲁迅作品与古老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

其实，“文言的鲁迅”一直相当深刻的纠缠着鲁迅，要摆脱这个“古老的鬼魂”谈何容易。时代性的白话与被严重压抑之“文言”的冲突、激荡，已经“渗入”鲁迅文法结构之中。永不退场“文言的鲁迅”影响到了鲁迅文章的“气质”，这种影响产生的结果有两个：

其一，鲁迅特殊行文之“神奇转折”，制约了鲁迅，使其难以写出长篇文章。鲁迅早在《两地书》中就表示自己“爱作短文”。对于《新文学大系》所要求的二万字的“序文”，鲁迅在写给赵家璧的信中说“我不会做长文章”，并且说“又序文能否做至二万字，也难预知，因为我不会做长文章，意思完了而将文字拉长，更是无聊之至”。

三十年代中期，在给曹靖华的信中，鲁迅表示想写一篇五六万字的长文，以揭露上海所谓的“文学家”，并为后来留下遗产，最终鲁迅还是没有写。说到底，鲁迅特殊的语句结构，对鲁迅的文章“规模”还是有不小“限制”的，特别是越到后来，鲁迅就更少写长文章了。

其二，使鲁迅的文章风格更多趋向于“晦涩”与“隐晦”一路。在《两地书》中，鲁迅对自己文字风格作了较多的介绍。“我的东西”“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而其弊有至于不可究诘者焉”；“而我偏有爱说半截话的毛病，真是无可奈何”；“自己呢，又做惯了晦涩的文章，一时改不过来”。

《写在《坟》后面》中说，“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胡，中止”。鲁迅在解释《野草》的有些文章较隐晦时说，“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

“晦涩”也好，“隐晦”也好，其实说的是鲁迅文字在现代一种绝无仅有的长处，使人对汉语言的可能性会有一种全新的认识。正因此，鲁迅的文字可以被反复阅读，这在现代白话文中是少之又少的。但正因此，鲁迅的文字亦有一个问题，这正像鲁迅自己所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鲁迅书信集》）。

鲁迅所说的“阅历”，恐怕不仅是指“世事洞明”，还应该指相当的文化准备。否则，鲁迅的“晦涩”与“隐晦”就会变成一个难度。

“横站”一词是鲁迅的发明，是鲁迅对自身生存艰难状况的一个描述。鲁迅这样说，“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鲁迅书信集》）。既要在“前方”作战，又要“防后方”，这样就要保持一个永远战斗的姿势“横站”。就是在语言的选择与使用上，鲁迅亦是“横站”的。

在鲁迅的长期行文过程中，文言与白话力量性的竞争从未止歇，有时看似风平浪静，但暗流涌动的情况，在所不止；成为历史演变的一个特殊印迹，同时亦成就了鲁迅语言的一种特殊景观。这有点类似《铸剑》中眉间尽与大王之头在油锅中你死我活的绞杀，最后只能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锅粥”，再也无法分辨。话虽如此，鲁迅“横站”之永不停歇搏击姿势却是清晰可见，其“神奇转折”之句法特征即为着例。

“文言的鲁迅”之强大是不可低估的。鲁迅出生于1881年，直到鲁迅1919年写第一部小说《狂人日记》时，还没完全脱离开文言，这样算来，文言与鲁迅全程相伴不下三十八年。胡适十五六岁在上海公学读时，已开始用白话写文章写小说了。因而，鲁迅“抛弃”文言的难度就绝非胡适可比。

瞿秋白说鲁迅身上流着“天神和公主”的血液，但他又是为“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这样，鲁迅身上就存在两个截然对立的价值世界：一边是“天神和公主的黑暗世界”、“纸糊罗马城”，这其实就是“文言的鲁迅”；一边是“找着了群众的野兽性”与“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这其实就是“白话的鲁迅”。

建立在“天神和公主”血脉基础之上的“古老的鬼魂”，强大得异常可怕，这相当于鲁迅的“潜意识”；但鲁迅对于“纸糊罗马城”所代表的“古”“旧”世界又有一种特别的敏感与反感，会把其视为“肮脏的旧茅厕”。“白话的鲁迅”相当于其自命不凡居有优势地位的“超意识”和“意识”；但是作为“潜意识”之“文言”，怎么会那么容易臣服呢？“白话的鲁迅”与“文言的鲁迅”征服与反征服之交战，演绎出了鲁迅杂文特殊的表现形态，就成为现代史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文化风景。

梁启超有“以复古为解放”的思想，鲁迅体现的则是以否定为再生。于是，就诞生了一个悖论：“文言”所成就的正是否定“文言”的具有现代精神的鲁迅。

参考文献

《徐梵澄集》

《两地书》

《二心集》

《鲁迅书信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