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华北建立多处抗日根据地。伴随抗日力量的不断壮大，根据地的人员往来逐渐增多。面对日军封锁、“扫荡”的残酷环境，如何安全地秘密护送往来人员，成为中共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何以产生秘密护送的需要？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日军向华北大举进犯，沿平绥、平汉、津浦路发动军事进攻，控制了重要城市及铁路沿线。但日军不满足于占领“点和线”， 1938年武汉会战后又对华北调遣兵力，开展“肃正作战”和“治安强化运动”，企图消灭八路军，扼杀抗日根据地，扩大占据范围。日军一方面大规模修筑铁路、公路和据点，形成对根据地的包围；另一方面设立封锁线，加强了对来往人员的严格审查，甚至“扫荡”时严禁任何人员通过。如 1941年 8月，日军对晋察冀边区除原有封锁线之外，又重新划定了封锁线进行双重封锁，并作出如下要求：“历来的经济封锁线，继续照常封锁。新封锁线除经日军许可者外，一切人员及物资禁止通过。”

日军的包围和封锁使华北根据地受到分割，给根据地的交通联系与工作指导增加了困难。“冀中平原的游击战争，随着敌寇反复‘扫荡’，根据地由大块变为无数小块，部队由集中到分散，形势越来越紧张，斗争越来越残酷。”有地区在工作报告中写道：“（日军在）山上与平地交通路的村子设据点，断绝山地与平地交通，增加我们行动上困难。”晋察冀边区在 1941年春还只有 800多日军据点，第二年已增至1460个，平均每县有 15个以上据点。“在据点周围与公路铁路两旁，有多至七层的封锁沟与墙（主要的道沟，宽深各二丈，有一部分且引河水灌入，阻我不易通过）。”

在严酷的环境下，中共尽最大努力保证根据地的生存发展，其中一条就是根据工作需要，维持人员的流动和往来。具体包括根据地之间，根据地与沦陷区、前线之间的人员选派调任、学习培训、信息传递等。如 1939年 9月，中央指示北方局、冀察晋分局、山东分局、120师，“在敌占区，特别是铁路线与大城市，应建立短小精悍的绝对可靠的党的组织，分局与区党委应专门培养一些这样干部，派出去做此工作”。10月，中央又对冀中工作作出指示，“提议由分局从晋察冀方面抽调一些中下级军政干部及党的干部到冀中去工作”。还有诸如华中等地向延安派遣干部，需要经过华北根据地。“干部来延路线，主要须经华北各根据地护送”。冀鲁豫交通局“护送不少过往的干部到山东、华中、华南等根据地”，也有“不少干部到北方局、到延安参加会议或去学习和工作”。党的领导人刘少奇、陈毅等就曾因参加会议往返于根据地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之间。

这些人员的往来，需经过日军设置的多个封锁线。为了加强掩护，保证沿途的安全，中央决定建立根据地的秘密交通。1942年 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指示》，“为着保证将中央与各根据地的文件及干部能迅速而安全的互相传送”，“所有各个根据地之间，必须同时建立通过敌人封锁线的秘密交通路线”。秘密交通承担着护送过路人员的重要任务，是中共应对日军封锁的重要举措。

二、过路人员都有哪些？

通过封锁线的过路人员众多，具体包括以下几类：

一是中共的干部。这是过路人员的主体。在战争环境下，各地区转送干部涵盖党政军各系统。许多中共领导人都曾通过护送到达目的地。刘少奇、陈毅、朱瑞、杨勇、苏振华等曾利用冀鲁豫军区沙区办事处建立的两条秘密交通线安全通过平汉路。邓小平、聂荣臻、彭真、徐向前、罗荣桓、薄一波以及一些七大代表曾从晋绥交通线安全到达陕甘宁。彭德怀、刘伯承一行经太行去延安时，曾由太行二分区和晋绥八分区交通队共同护送。此外，过路人员还有一般干部和地下党。1945年 8月 15日，冀中九分区津南武交队护送津南县民政科长和银行行长过路，这二人为县级以下干部。1941年 9月，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遭到破坏后，北平部分地下党成员通过秘密交通线返回根据地。

二是教育界、文化界人士以及爱国学生。平津是华北地区的文化中心，也是中共城市工作的重心之一。中共建立了平津通达华北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向根据地输送教育界、文化界的抗日人士和爱国学生。燕京大学教授董鲁安、崔毓麟和辅仁大学教授王西徵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后，于 1942年冬由北平经保（定）满（城）交通线到达晋察冀边区。众多爱国学生也是通过定、易、涞交通线来到根据地，如 1945年定兴易上交通站将五六十名平津学生送往根据地。

三是外国反战同盟成员、朝鲜义勇军、日朝起义人员及支持中国抗战的外国友人。1943年初，反战同盟冀鲁豫支部书记水野靖夫由安阳北地下交通护送到太行。1942年下半年，朝鲜义勇军武廷、郑律成由延安到麻田，经军队护送经过封锁线1944年夏，平南地区交通员跨过北宁铁路，与冀东十四分区建立交通联系，日朝起义人员多次经过这条秘密交通线从东北去延安。奥地利医学家弗莱和曾在燕京大学任教的英国教授林迈可夫妇经过平西转往晋察冀军区和延安。林迈可后多次通过交通线进入根据地。

四是被冲散的人员、伤病员。日军反复“扫荡”造成根据地被分割封锁，尤其1942年“五一大扫荡”将冀中抗日军民冲散。1942年 8月，中共建立以安平报子营为中心的东西两条秘密交通线，负责寻找分散活动的干部，一年内护送干部大约 2000人。1942年 7月冀中军区卫生部建立由安平到路西的秘密交通线，两年间护送反“扫荡”中大量伤病员等 3000余人次。

五是抗属、干部家属。“冀中子弟兵母亲李杏阁去边区参加英模会”，交通员与李杏阁化装成走亲的通过关卡。1943年中共晋察冀分局采取分段接力的方法，将一批 12至 17岁间的干部子女转移至延安。

三、如何进行过路准备？

制定护送方案，做好预案，防止出现意外。1942年刘少奇通过冀鲁豫安阳敌占区时，对可能发生被伪军扣留的情况，准备了三套“软硬兼施”的应对方案：第一，派出代表与伪军谈判，讲明道理，晓以大义。第二，施以物质利益的疏通。当地伪军都是土匪出身，从事绑票只为追求金钱，可以通过金钱打动伪军。在上述两个办法失效的情况下，只能采取强硬的第三条方案，即派遣军队抓捕敌伪的家属，交换人质。

制定护送的预备方案，是为保证过路人员的安全。曾在八路军驻临汾总兵站工作的杨毓贤、丁江回忆：“为了安全可靠，八路军的交通队在护送重要领导干部前，都要认真做好周密的计划和准备。”1945年 6月，邓小平通过平汉路封锁线时，冀鲁豫军区沙区办事处主任王乐亭和沙区办事处交通科长马赛也制定了行动方案，并对沿路几个重点地段作了多种设想。

侦察过路地区的敌情，确保路途万无一失。护送过路人员前，侦察人员会提前将日伪的封锁情况摸排清楚，尤其是铁路沿线，要把日军的巡查时间、次数全部一一掌握，以利于安排过路时间。比如有的地区夜间每隔 2小时，铁甲车沿路巡查一次。装甲汽车每 30分钟巡查一次，有可疑情况时，5至 10分钟巡查一次。“交通员多数是当地人，路途熟，情况明，能巧妙地避开敌人的据点、碉堡、封锁线，顺利通过敌占区。”

刘少奇从山东进入晋冀鲁豫边区之前，山东分局派出两名交通员侦察山东田黄至晋冀鲁豫边区夏镇的交通线情况及敌伪活动情况，重点是夏镇和微山湖渡口。冀南三分区武装交通队负责人路国明担任护送任务时，一般首先带领一名交通员通过交通线，探明过路情况，并通知沿路交通站做好准备工作。之后到铁路沿线查看日伪活动情况及规律，估算夜间到各站的时间，联系沿路的内线，通知过路时间和暗号。

为防止出现意外，交通员甚至要提前演习一遍。直南地委交通科科长侯治安护送直南地委的干部家属时，需要通过高堡的封锁线。由于侯家“距离高堡 5里，熟人多”，所以“事先亲自走了一遍做了安排”。

化装改变原有装束容貌，以另一种“身份”过路。在诸多身份中，教授、商人、农民等是利用较多的身份。1942年 9月，刘少奇就是以“济南大学教授”的身份为掩护，通过平汉路。1945年 6月，邓小平夫妇通过冀鲁豫与太行的秘密交通线之前，邓小平化装为一上流社会的绅士，头戴礼帽，身穿细布长衫，脚穿皮鞋。卓琳着男装，穿一身对襟细布中式上衣，作为邓小平的随从。

如果是需要穿越多条封锁线的长途路线，过路人员则要改换多种身份。1944年初，陈毅在通过华北不同地区时，分别扮作了富商、绅士和重病的老百姓。“农民”身份是最为普通，同时也是最为隐蔽的一种掩护方式，也有外国人扮为“农民”通过封锁线的。1938年林迈可由路西返回冀中，晚上过路未成功，于是白天穿上借来的中国农民的衣服，两位护送人员也改穿同样的衣服，顺利通过平汉路。

白天通过封锁线时，“伪军”身份也是可以利用的。1945年夏，沙区交通人员护送党校的一部分女同志时，“准备一批时髦的女人服装，将她们打扮起来，护送的交通员一律化装成伪军，公开带上武器”，通过封锁线。有时过路人员与护送人员约定为亲属关系通过封锁线。冀中后方医院的护送人员安芝兰与卫生学校的段惠轩扮为父女，通过敌伪碉堡。

过路干部的“身份”转换以及服装遵从交通站的指导，过路前后替换的衣物用品等必须交还交通站，不得随意买卖或私自送人。过路干部换上衣服到达另一地区时，便穿上这一地区过路干部换下的衣服，以轮流换穿。

准备应付日伪的“口供”和暗语。由于过路时会经常遇到敌人的盘问，甚至遭遇被捕，因此，过路人员一般会先准备一份“假口供”，以应付日伪。《干部通过敌占区的交通秘密条例》要求“过路干部须预先准备适合自己身份之口供以便应付欺骗敌伪，万一发生危机时，不得牵连护送人及敌占区任何关系”。甚至“连敌人盘问时或被捕后怎么说，事先都统一了口径”。为迷惑敌人，交通员与过路干部还事先约定暗语，以便顺利通过封锁线。

1942年，冀南区五地委交通科长李建北护送冀南五地委的干部到太行学习时，就约定了路上遇到情况的几种暗语。过路时李建北走在前面，遇有情况说“请先生的”，后面的人随即停住。遇到敌人说“给爹请先生”，后面的人即隐藏起来；暗语为“给娘请先生”就是遇到了自己人。

四、怎样对过路人员进行组织和管理？

由交通员担任过封锁线的组织者与指挥者。交通员熟悉交通路线，掌握日伪封锁情况，干部无论职位高低，在过路时均应“服从交通组织的指挥，尊重交通人员的意见”。中共领导人在这一点上发挥了带头作用。刘少奇返回延安经过晋中时，由平介县委武装交通队负责护送任务，过路前，刘少奇两次对护送人员表达由交通员布置过路的一切，完全听从交通员的安排。

分组管理过路人员。将来往人员分成小组是为了有效管理，组织有序。北方局对此有明确指示：“凡来往（人员）一进到交通组织时，即应组织起来，编成若干班或组，并选出负责人。”《北方局交通科工作条例》对派出的大批干部规定：“按其人员多少，加以组织，选队长、支书、经济委员等。”“五一大扫荡”后，冀中交通部门在护送人数较多时，“按照男女和体质强弱搭配好，分为若干组，指定一名组长，途中互相照顾”。玉皇庄交通站“把所有被护送的干部按年龄、性别、身体条件编若干小组，每组三—五人，指定组长，并组织好组内互助，不管什么干部都要听从统一指挥”。

护送人员和过路人员需遵守交通纪律。1937年 5月 2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制定的《保守党内秘密条例》规定“不应该到处打听你在工作上无需知道的事”。作为秘密工作，护送过路干部亦有相应的纪律要求。护送人员不得问过路人员单位、姓名、职务、去向等。过路人员“应保守秘密，不许向群众及任何人暴露自己的行动，在敌占区不许自由行动，不许自由托人买东西，及不许随便接近敌占区的群众（只许与所住的一家群众发生关系），遵守行军纪律（特别是在敌占区夜行军时）”。冀中七地委专门制定了《秘交站的守则与纪律》，其中护送人员的纪律有 7条，对护送时间、地点、接头等方面作出规定；过路人员的纪律有 8条，对过路人员在经过地的行为作出规定，譬如为保证安全，要求过路人员“在各站居住时，不准在站内休息，更不准随便出门上街乱串”。通过对护送人员与过路人员的纪律约束，更好地保证了人员安全。

五、如何争取各方支持？

争取伪军为秘密交通提供帮助。中共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争取一切能争取的力量抗日，其中包括敌占区的伪军。通过与伪军建立关系，护送过路人员通过封锁线。对伪军上层军官，中共首先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进行说服教育。

比如，为保证沙区至太行的交通得到掩护， 1940年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黄敬向时为伪军的王自全陈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希望他站在抗日的立场上，为抗战作贡献。有时也会用传统社会的“结盟”形式争取伪军。

冀南军分区司令员桂干生与魏县郝村的伪军李成华结为“盟兄弟”，双方建立联系，并通过李成华牵头与王自全谈判，达成秘密协定，在王自全辖区内建立交通站，八路军通过时，王自全负责护送。不过在结拜兄弟等结交社会关系和发展社会关系前，必须事先向组织请示，经过批准。

对伪军中的下层，中共同样做了不少工作。仅依靠金钱收买所建立的关系不牢固、不可靠，因此还需通过感情互动增进关系。沙区办事处将一支德造 20响驳壳枪送给了王自全，并对掩护、护送的伪军护兵、马弁，秘密开一份饷，“每人每月折合 45斤小米的钱”。年节时，还以办事处的名义送给对方礼品。冀鲁豫、冀南对敌占区交通员所依靠的各种社会关系，给予“统战费”和“节礼费”。

对一些因开展工作需要的伪军遇到的生活困难，中共也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汤阴县五陵伪大队长石老思的儿子石炳南炸坏手指，沙区办事处随即派两名医生给予治疗。中共还通过日常细微的感情互动，增进双方的关系。沙区办事处主任王乐亭随身带钱，遇到伪军小孩顺手塞给几块钱。通过这些方法，中共交通护送人员与伪军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使得他们对护送人员给予掩护和帮助。

争取社会上层地主、士绅对过路进行掩护。一些地主、士绅等社会上层人士，在敌占区表面应付日军，但出于民族正义，经过中共积极争取，往往能支持抗日工作，为来往人员的护送提供必要掩护。1942年，肖华从山东去往太行，借助于一程姓地主的帮助通过敌占区。程姓地主兼为商人，表面上应酬着日本人，但具有爱国心。八路军主动争取他的支持，为抗战作贡献。1944年初，陈毅通过冀鲁豫平汉路封锁线时，曾在士绅郭庆安处短暂停留。经过共产党的进一步工作，郭庆安对抗日工作经常给予支持和帮助，他家成为地下交通线护送干部和物资的一个秘密联络点。1945年 6月，邓小平通过冀鲁豫平汉路封锁线时，则借住于姜姓的开明士绅家。

在敌后抗日战争的环境下，中共依靠秘密交通，将抗日“火种”散播于华北大地。这种秘密护送人员的方式，维系着严酷封锁和“扫荡”环境下抗日力量的流动，为抗日政权的正常运行提供人员上的支持。从中共的普通干部到高级干部，从中国的抗日志士再到支持中国抗战的外国友人，这些来往于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之间的人推动了华北抗战局势向积极的方面转化，“这就障碍了敌人的利益，使敌人不能占领整个的华北，不能建立大部以至全部的华北傀儡政府，不能放手进行经济开发，不能进攻西北”。而被秘密护送到各地的抗日干部，有的在城市建立地下党组织、秘密开展抗日活动，有的到农村组织抗日武装、建立和发展抗日政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吴乾，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