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郭齐勇教授的新作《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五月出版），每章聚焦于一个相对独立的主题，整体上又相互呼应，共同展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不同面相，揭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概括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和特点。这本书短小精悍，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学术化与通俗化相结合的阐释。
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是一个比较艰深复杂的问题。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等对此都有过讨论。正如郭教授在前言中所交代，他是在前贤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和体认，提炼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六个特质。即“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刚健自强，生生不息；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整体把握，辩证思维；经世务实，戒奢以俭。”这一体认与总结堪称全面。
讲特质应当相对于确定的参照系统而言。郭教授指出：“要讲清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一定要建立在与外国文化，特别是与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比较背景之上”。这表明他自觉运用中西对比的方式，来突显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书中提出的这六条，对中国文化的人生态度，政治哲学，思维方式等都有精准的概括，其中相当一些特质都具有内在的普遍性。例如刚健自强，生生不息；仁义至上，人格独立，这些特质作为精神价值不仅仅适用于中国，可以说对世界文明都具有普遍的意义，这个普遍性不取决于目前外在的实现程度，将来在合适的条件下是能够实现出来的。作者在此文的最后表示：“我们要把中华民族文化的真髓，养育、凝聚老百姓的真诚的理念，作为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的仁爱思想、浩然正气、正道直行、人格修养等内容，大大地弘扬出来。”这是郭教授的宏愿，也是我们当代学者必须自觉承担的共同使命。
中国哲学是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作者有深厚的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的经验，很早就形成了其关于中国哲学精神特点的认识。他在综合吸收了20世纪新儒家论中国哲学特质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哲学七个方面的精神和特点：自然生机、普遍和谐、创造精神、秩序建构、德性修养、具体理性、知行合一。这七条是目前对中国哲学特质的一个较好的概括，值得学界注意。
如何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是体现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文化一贯重视做人的道理，其人生智慧都要求落实于日用常行之内，指导人生和做人，儒释道三家皆如此。作者指出，儒家突出的是德性与礼乐教化的智慧，道家突出的是空灵、逍遥、放达的智慧，佛家突出的是解脱、无执的智慧，从而揭示出这三家人生智慧最突出的特征。由文中论述可见，儒释道三家人生的智慧，确实可以成为现代人修炼身心，涵养性情，提升境界的重要资源。作者在这方面的主张是很有意义的前瞻性思考。
今天，我们需要全方位地努力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在社会教化、个人修身以外，传统儒、道两家的管理智慧与方法，也是值得吸取和借鉴的重要方面。郭教授对此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他指出：“老子的‘道’的智慧、‘无为而治’的管理和孔子的‘仁’的智慧、‘导德齐礼’的管理，可称为大智慧与元方法”。这种大智慧作为元方法，可进一步扩充为系统观念、经营谋略、管理价值理念等等。这样一来，优秀传统文化便可与现代社会或企业管理之道相结合，构成今天中华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依据中国哲学的基本观点，引申并提出了中国管理哲学的元方法，即交融互摄、动态平衡、变通创造、有机联系、整体和谐，这也是很精到的。
把传统文化和现代观念结合起来，求得二者的融合，是文化创新的方向。本书的几篇附录，是作者对此类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如关注国学教育与推广、探索儒学与民间社会的互动、阐发传统道德的普遍价值等，体现了作者在深厚学养基础上的现实关怀。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郭教授对文化儒学的参与。近年来，即使是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意识到儒家传统不必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障碍。但对传统文化的误解还有待于澄清，需要儒家学者“正名”。即从学理上作出分析，反驳一些不切的批评和责难，疏通文化和哲学上的成见。此外，更要回应现代世界范围内儒学研究的挑战。郭教授长期投身对思想文化问题的讨论，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对民主，社会正义，公共福利，个人道德和社会伦理的建设等问题发出了儒学的声音。他的一些论点对全面了解当代的儒学讨论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复兴的今天，对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进行提炼、总结和阐释，是非常必要而且有现实意义的。该书抉发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义理和价值，叙述简明，持论平正，便于广大受众的理解。该书的出版，无论在学术还是文化意义上都很有价值。读之有利于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把握，普及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振奋民族精神。
出版之际，特将阅读的一点体会述之如上，并衷心祝愿郭齐勇教授的学术事业宝刀不老，旧学加邃密，新知转深沉，有更多的著作问世，以嘉惠学林，贡献社会。
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孔子学会会长）：
整体视野中的“广大”思想世界：读郭齐勇教授的《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虽然这部书的篇幅不太，但涉及的论题和问题非常之多，也有很多特点，因此，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讨论。在这有限的时间中，我只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或特点，即这是这一本整体视野下的“致广大”的书。
身处学术界的我们都知道，当前学术研究的整体趋势是，人们对小的事情所知道的越来越多，而对大的事情所知道的则越来越少。我们很清楚，不论在哪个领域中，高度的专门化、精细化，确实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知、新见，这是需要充分肯定的。但它也带来了常常让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性。齐勇兄的这部书则为我们带来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整体视野和观察，他概括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些重要特质，概括出了儒释道三家对于人生的不同智慧，概括出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和特点。显然这很不容易，在这方面虽然我们也有一些说法和立论，比如齐勇兄就参考有钱穆的看法，但他主要是立足于他自己多年来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等的研究和积累而提出的，其中的甘苦齐勇兄肯定能讲出许多故事。
有人说发现的艺术就是概括的艺术，我非常赞同这一说法。从这本书可知，齐勇兄是非常善于概括的。义理有不同的层次，往上概括是从别名到共名的上升过程。历史概括要根据大量的事实作出，但它又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对事实的穷尽，它还需要对思想史的敏锐直觉和独特眼光。齐勇兄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和对中国哲学精神的概括，就反映了他的敏锐直觉和独特眼光。
当然，概括也容易产生片面。如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的许多整体概括很多都不能成立，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这要求我们不要轻易去进行宏观和整体的概括；这也让我们知道一种概括，哪怕是不错的概括，也只是强调了事物的某种方面或某些方面，而不是它的惟一可能。齐勇兄在《序》中就批评了人们对儒、释、道三家的不同概括，如有人概括说儒家是治世的、道家是治身的、佛家是治心的。他说其实三家都可用于治世、治身、治心；也有人说，儒家是“拿得起”，道家是“看得开”，佛家是“放得下”，他说三家其实都“拿得起”、“看得开”和“放得下”。我赞成齐勇兄的判断。对儒、释、道三家的这两种概括，我们很难说它一定是错的，但肯定是片面的，甚至是非常片面的。我想齐勇兄也会是这种立场。齐勇兄对儒、释、道三家人生智慧的概括是属于好的概括的一种，如果有片面性那也是允许的。我们知道哲学的深刻性就在于它的片面性。
最后，我想强调，齐勇兄是抱着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和儒释道三家的高度同情、高度认同甚至是一定的信仰去追寻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儒释道三家的精神、价值和特征的，也是由此出发去批评和澄清人们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和儒释道的一些误解和看法的。这一点点非常重要。讨论问题需要一定的前提，如果缺乏基本的共识和前提，就失去了判断和立论的基础。这不是说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和儒释道不能反思和批评，但我们需要的是高级的反思和批评，而不能停留在“教条式”的宣判上。
这就是我读《中国文化精神特质》的一点体会。谢谢大家！
李存山（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孟子研究院特聘副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尊敬的郭齐勇教授，尊敬的主持人、各位同道、学友：
我非常荣幸参加对齐勇教授这本书的讨论，尤其是非常荣幸第一次以微信的这种形式来评论一本书，虽然我也不习惯这种形式，但我还是觉得很兴奋。近几天我拜读了齐勇教授的《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就借这个机会，谈一点儿自己的想法。
这本书非常重要。齐勇教授的学术精深和广博，是大家都了解的，而这本书做到了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统一，是有特殊重要意义的。这本书在文化研究和普及上的重要意义，齐勇教授在这本书里讲了，“我们的文化底蕴是我们实现理想的土壤，这就需要‘文化认同’‘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我近来感到在“文化认同”“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中，“文化自觉”更加重要，如果要做到“文化自觉”，我们就要真正能够了解和觉悟我们的文化有哪些特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有真正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齐勇教授的这本书，主要是讲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和中国哲学的特质，其中使用了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有了西方文化这个“他者”的参照比较，我们才能更加自觉地深入认识我们自己文化的特质。对于文化如何看，我这些年比较重视张岱年先生所提出的三对关系，就是文化的“整与分”“变与常”“异与同”的关系。其中的“异与同”，按照张岱年先生的说法，“异”就是要讲文化的民族性，而“同”就是要讲文化的世界性。我们要认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当然首先探讨中国文化有哪些特质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特色”，齐勇教授的书里说“学界见仁见智”。这的确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比较深入、系统的了解，那么也可以得到大致相同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有哪些，在表述上可能会有简与繁或者多与少的不同，就是说，我们把中国文化的特质概括出几条，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也会有大致相同的认识。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主要讲两点。第一是关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齐勇教授说他首先参考了钱穆先生的观点。其中重要的一句话，是在本书的第7页：“经学精神偏重在人文实务，同时保留了古代相传的宗教信仰之最高一层，即关于天和上帝的信仰。中国人文精神是人与人、族与族、文与文相接相处的精神，是‘天下一家’的崇高文化理想。……中国文化精神，要言之，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我很同意齐勇教授所概括的钱穆先生的观点。我在这里想讲一下中国文化的这种人文主义精神是如何保留了关于天和上帝的信仰，或者说，这种信仰为什么能与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相契合。
近几年我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文化自西周时期以来逐渐形成了以天地为人与万物的父母、以人为万物之灵的思想。这种以天地为父母的思想，最早的表述可追溯到《诗经》里说的“悠悠昊天，曰父母且”，这是西周时期的诗句。而在《尚书·召诰》里明确讲了西周时期有“郊社之礼”，我们都知道，郊是祭天的，社是祭地的。《中庸》说：“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朱熹《中庸章句》注：“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就是说，这句话如果说全了，应该是“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后土也”。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所信仰的天或上帝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和“地”或“后土”相联系，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以后遂有“天、地、君、亲、师”的祭祀系统。这种观念反映了中国文化对家庭的重视，而对家庭的重视投射到我们的自然观和宗教观，就是把天地视为人与万物的父母。以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那种“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乃至“民胞物与”的情怀和境界，都是以“乾称父，坤称母”作为前提的。
中国文化所信仰的“天”和“地”连在一起，这正反映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特点在齐勇教授的书里就是表述为“存有的连续性与生机自然”。就是说，中国文化所信仰的“天”或“上帝”，它不是和我们的这个世界相隔绝，不是存在于“彼岸世界”，而是就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之中，它与地相结合，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与万物的父母，它的存在是与我们的生活世界相连续的。所以，中国文化对“天”或“帝”的信仰，是和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相契合而不是相冲突的。
因此，我也很同意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各国之尊天者，常崇之于万有之外，而中国则常纳之于人事之中，此吾中华所特长也。”从中性的立场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从肯定的立场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长。梁启超说：“此所以虽近于宗教，而与他国之宗教自殊科也。”梁启超说的“近于宗教”，我们可以理解为在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中含有宗教性；“而与他国之宗教自殊科也”，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中国文化人文主义精神中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从这个意义上，我很赞成钱穆先生的观点和齐勇教授在这本书里的一个表述，“中国文化精神，要言之，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其中保留了对天或上帝的信仰，而这种信仰也是与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相契合的。
第二我想谈一下中国文化中的民本思想。齐勇教授在这本书的第9页和第10页说：“中国古代是将宗教政治化，又将政治伦理化”，“他们已不再讲君主与上帝的合一，而只讲师道与君道的合一”。我想到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文化中为什么不是君主与上帝合一，而是师道与君道合一呢？我认为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意与天道的合一。这也就是齐勇教授在书里讲的中国文化精神的六大特点之一，其中的第三是“仁义至上，人格独立”，第四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我认为第三和第四实际上是统一的。“仁义至上”就是普遍爱人，而“民为邦本”就是这种仁爱精神在政治哲学上的一种体现。在《尚书》里面讲：“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些都体现出中国文化自上古以来就是天心与民意合一。因为天心与民意合一，所以才不是君主与上帝合一，才有了师道与君道的关系，有了道统高于政统的思想。
我借这个机会也回答一个问题。在我发表《对中国文化民本思想的再认识》一文后，有学者提出在中国文化中“道统”更加重要，就是说“道统”比民本更加重要。而在我看来，民本与道统也是结合在一起，并没有超越的凌驾于民本之上的道统。这体现在《论语·尧曰》篇，尧对舜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后来“舜亦以命禹”。这段记载是讲儒家道统的，其中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非常重要，这正体现了民本与道统的关系。儒家的道统也是要为四海之民服务的，如果使四海之民困穷，那么天所赐予舜、禹等人的权位俸禄就要永远终结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并没有凌驾于民本之上的道统，民本和道统也是统一的。这是我对“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发表的一个见解。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李景林（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刚才齐勇教授的发言，对中国文化的的精神特质作了很全面也很到位的概括和阐述。我觉得，齐勇教授《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一书的出版，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这个意义，可能要超出该书本身。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学者艾恺出版了一部梁漱溟评传，书名叫做《最后的儒家》。“最后的儒家”这个头衔，也被梁漱溟所欣然接受。艾恺是从知行合一，能够力行其思想学说的角度来理解“儒家”的。在他看来，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是“坐而论道”，知行已经分作两截。象梁漱溟那样知行合一，能够力行其思想学说的“儒家”，已经不复存在。
艾恺对于儒者的界定是大体准确的，但“最后的儒家”这个判断，却使人感到有些悲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还看不到艾恺所理解的那种传统的儒者存在再世的可能性。但是，令人欣慰的是，本世纪初以来，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儒家讲学传统在民间的逐渐复兴。
近年来，民间社会独立空间的扩大，民间儒学有一种兴起的趋势，民间性的教化与学术的兴起与进一步孕育发展，乃蔚成一种趋势。教堂、佛寺、道观香火隆盛，各系宗教信徒信众剧增；各种民间书院、精舍、学塾、学会、讲堂遍地开花；读经、会讲、讲学、法会，各种民间学术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大学学者的研究工作也逐渐与自己的志趣乃至其价值的认同达致合一。大学里的一些儒学研究和讲学的活动，也逐渐具有了民间的性质。这样民间性质的儒学，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所谓大陆新儒家的出现，虽然还存在不少的争议，但当代中国学者的民族传统和文化关怀在逐渐的增强，一批能够力行儒家价值观念的学者正在涌现，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郭齐勇教授就是这样一个突出的例子。郭齐勇教授不仅是儒学和中国传统研究领域一位杰出的学者，但更重要的是，他同时也是一位深具社会和文化担当意识的儒者。近年来除了学术研究之外，他花了很大的经历来从事和推动民间的讲学活动。它的《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一书的出版，实质上也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那就是儒家传统讲学精神的复兴。
《论语·述而》：“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开始私人讲学，使周代官学下行于民间，各代儒者，多在民间讲学，逐渐形成一种传统。中国古代的讲学传统，其特点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自由”，表现为一种价值上的自由选择，学术上的自由思考和自由讲学的精神。知行合一，本是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一种根本的精神。学者的学术思想，本就能够成为其“传记”。中国现代学院的儒学研究与社会生活脱节，而失去了教化的作用。近年民间学术逐渐兴起，但是，由于传统在民间社会长期的断裂，造成民间学术水准的低下。这就需要学院学术与民间学术的结合。恢复儒学的讲学传统，中国学院学术可以逐渐恢复其教化功能，具有切合于一般民众生活的可能性，这样，儒学的传统才能逐渐成为一种活在当下的文化精神，中国文化的当代建设，才能具有一个美好的前景。
本书出版就提点出了这样一种趋势，我觉得，这是它的意义之所在。
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
特别荣幸，能有机会参加这次在微信群里举行的图书讨论会。郭老师在书的序言里说，他这本书的出版与2015年陈来老师《中国文化核心价值》那书出版有关。陈来老师的书出版之后，三联书店的编辑希望我写一个评论。书评后来在《人民日报》和《中华读书报》都发表了。我的确是把陈老师的书的出版看做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因为每一个时期，人们对中国文化的精神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概括，就比如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钱穆那一代学者做过这样的工作。1980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张岱年先生就写过许多对中国文化精神进行概括的文章。所以，郭老师这个书出来以后，我也是先睹为快。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我其实还关心郭老师对于中国文化的特质的概括与前人的概括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点。
刚才我听了李存山老师、李景林老师对郭老师的书的评论，也有一些新的启发。比如存山老师特别注重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来提出他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认识，并强调了变与常等关系。李景林老师是侧重于对讲学传统和知行合一这样的一个考虑对郭老师的学思历程做了肯定。对此，特别期待三联书店接下来能够出版像李存山老师、李景林老师以及王中江老师这样的一个讲演集，因为不同的概括可以丰富我们对于自己文化传统的把握。
到今天这个时期，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这个民族处于一个特别微妙的阶段，社会都在呼吁文化自信，因此需要学者从自己的研究角度对之有一个概括。对此，陈来老师和郭齐勇老师是先行者，但不是终结者。我个人希望有更多的人，更多的学者提供自己的概括，以发掘文化传统中符合时代需要的内容。
接下来我就说说对郭老师这本书的四个具体的体会。
第一，重新发现：前面听了郭老师的讲演，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精彩的讲演，郭老师尤其强调了一点，他在序言里面或在行文中间反复强调的一个词，叫“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精神。既然是“重新发现”就意味着一度被埋没。郭老师认为因为有了五四这样比较激烈的反传统的一些言辞，导致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有了很多偏差，郭老师的《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这本书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重新发现”。说到底就是要做正本清源的努力，这个努力如刚才所讲的已经有不少人在做了。郭老师的几个概括，包括前面学者都提到的六点，包括对儒释道的精神解释，包括对中国文化管理智慧的概括，我觉得都体现了他重新发现、重新认识这样的努力。
第二，根据我自己的研究的倾向，我认为郭老师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总结，体现出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既考虑精神层面，也结合制度层面。这点，我们尤其能感觉到钱穆先生的影子。因为我们知道钱穆先生在写他的那个《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样的著作，也特别强调了中国传统制度的可取之处。因为从五四以来，就是那些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首先是从制度层面出发来否定儒家和中国传统的。比方说从家族制度的否定，对传统的政府治理方式的攻击。今天郭老师在讲演里和书里都提到了中国家的传统、民间自治的传统、民间血缘性社会团体进行社会自治的这样的一些方式，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重要特点。尤其提到，民间力量与政治力量的抗衡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极大。郭老师这样的一些总结，我觉得可以丰富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认识。
第三，李景林老师在评论过程中，特别强调了二十一世纪大陆新儒学的一些新特点。其实郭老师从1980年代开始就已经在学术界很活跃了，那么，李景林老师把郭老师当作大陆新儒学特别重要的代表性人物。这一点，我也是特别同意的。但是，郭老师对文化传统的分析又不囿于儒家。在这本书里，我发现他特别强调了儒释道三种精神传统，在建构中国文化精神的里面互相融合、互相补充的特质。由此，我们一方面可以体会到郭老师在传统文化研究的方面深厚功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他的独特用意。即中国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不可偏废。
第四，与陈来老师的书一样，郭老师在总结文化精神的时候，也考虑到了方法论的问题，尤其是他在对中国管理智慧的总结里面，特别提出了两个小点，一个就是元方法，第二就是管理软件的问题。那么，元方法跟我们一般所看到的管理方法不同的是，郭老师是要找到我们惯常的管理学所讨论的问题背后的精神特征。所谓的管理软件，他探究的是一种思想如何能在具体环境里面发生作用的“氛围”。这个，我觉得是这本书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也值得大家注意。
最后，我说一点个人的体会。郭老师他一个特别平易近人的人。我跟他也有很多请教的机会，也在他领导的孔学堂学术委员会下面做一些工作，在中华孔子学会里面，郭老师也是一直担任副会长，对学会的发展贡献巨大。但温和的郭老师也有另外一面，我们都能体会到郭老师在整个二十世纪以来的几个特别重要的学术论战中他所表现出来的特别坚决的立场，包括对儒家和腐败的关系、对容隐制度这样的一些问题的争论。通过这些争论，我们对现代和传统的一些关系、对儒家和现代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的认识都有了深入。其实，了解这些争论，对于理解郭老师对中国文化精神特质的理解也有所帮助。如果说能够把郭老师的这本书和郭老师以前的那些著作和工作结合起来的话，我相信可以更加深刻的体会到郭老师的用意之所在。
谢谢各位！
何建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郭齐勇教授的《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一书由三联书店出版，迅速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热烈讨论，这不仅仅是郭老师以他数十年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深思给我们提供了一本很精彩的大作，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时代到了非要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不可的地步了，而郭著的出版正当其时。
自2013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孔子研究院座谈会上发表“弘扬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讲话之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兴起了一股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
201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陈来先生的大作《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同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版了张岱年、程宜山先生的大作《中国文化精神》。
201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楼宇烈先生的大作《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2017年中华书局重版了张岱年主编、方立天副主编，主要由刘笑敢、程宜山、陈来三先生执笔的《中华智慧》。
2018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牟钟鉴先生的大作《儒释道三教关系简明通史》。
以上这几位都是当今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研究领域的大家，这些著作出版了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现在郭齐勇先生的大作《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出版，更是将这个热潮推向更高阶段。
郭老师这部大作是他数十年思考中国文化精神之特质的思想结晶，以上各位前辈和同辈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完全赞同。
我在这里特别提出《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一书中《中国人的信仰与儒家在中国的作用》一文，该文是2012年在第二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中发表的演讲稿，但这是一篇非常有深度的中国文化之作，郭老师在文中一开始追溯到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的源头，他说：
一直到春秋战国，伴随中国多民族多宗教不断融合，大一统逐渐形成，上古宗教慢慢转移成一种文化。这个文化的认同很重要，它和希腊城邦不同的是，它有若干的氏族和族群，所谓以夏变夷的过程，就是文化不断认同的过程。他在文中指出，中国的文化认同并没有排除宗教的神灵崇拜，特别是对天命和天道的敬畏，而神权对王权始终有制约的作用。他认为儒家虽然对于宗教传统的认识有些理性化，但并没有完全否定神灵和宗教。而是通过超越和内化，转向内在性道德的一面。他还提到，中国靠人文性的文化道德教育、人文性的宗教，主要就是儒教（即人文教），它既是宗教之教，又是教化之教。这是在王权之上，又遍在民间之中的，这是中国人的终极关怀、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之所在。《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道与人道一致，性、道、教是统一的。
我很认同郭老师以上的说法。
其实，中国人的宗教观，如儒、释、道三教观念，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西方更强调的是宗教之教，而中国更强调的是教化之教，我们有神道设教的传统。所谓神道设教，也就是指中华民族的宗教，不是西方式的由一神创造一切、一神主宰一切的宗教，而是神人相依的教化之教。中国的宗教文化强调的是，如道教讲“我命在我不在天地”，佛教讲“自作自受”，也就是说，我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由不得外在的那个唯一主宰的神灵的控制。
我觉得《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一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同时充分肯定了儒、道、佛三教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并以此阐发关于中国文化精神之特质的观点。
郭老师在刚才的发言中特别提到：
在观念与价值层面的文明上，儒家“仁爱忠恕”，墨家“兼爱非攻”，道家“道法自然”，佛家“慈悲为怀”，宋明理学家“民胞物与”等理念，成圣人贤人，成真人至人，成菩萨佛陀的理想人格追求，一系列修养工夫论等，都是了不起的调节身心的安身立命之道，也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我们的一些学者和主流媒体在谈到中国文化时，通常只谈儒家文化和世俗性的道家文化，尽量不谈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似乎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就不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当然，从另一个方面去看，我们一些研究佛教和道教的学者，有时候过于强调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突出地位，也难免“矫枉过正”。事实上，我们只要懂得中国历史的人，谁都无法否定，汉唐文化，道家道教文化与佛教文化在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且不说汉初文景之治中的黄老之学，说就唐代这个最让中国人最骄傲的朝代，就是一个以尊崇太上老君为标志的时代，唐高祖李渊为李唐王朝订立三教规就是“令老先、孔后、末后释宗”。唐太宗虽然说“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但如著名学者张舜徽先生所说：“唐太宗所以大过人者，在能以道家清静之旨，施之政理耳。”唐太宗就曾明确地指出“君无为而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到了李唐王朝最鼎盛的唐玄宗那里，《道德经》已成众经之首。这里所说的老子，不单纯是世俗的老子李耳，而是道教的太上老君。这里所说的《道德经》，也不单纯的是世俗的道家经典，而是道教的最高经典《道德真经》。事实上，到了宋代以后，中国的文化就一直是以儒道释三教交融为主体的，最喜欢批评道教和佛教的宋代大儒朱熹甚至化名“空同道士邹欣”撰写《周易参同契考异》而流传于世。
这也就是说，道教文化实际上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在当今中国文化传承和发展当中，我们应当积极地去发掘、传承和发展中国道教文化的优秀传统，如道教所强调的“慈、俭、谦”三宝文化传统等等。
佛教对于宋明以后的文化之影响，不用我多说了。佛教中国化最典型的成果就是禅宗的创立和禅文化在各阶层的广泛影响。郭老师刚才说到：
禅宗的伟大和不朽，就是以证悟自性后所流露的本有悲心、智慧方便来救助迷妄的众生，拨开迷雾。这就是要启迪我们每个人，不论智愚、贤不肖、穷达、高下，都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因此，禅宗的精神既是入世的，又是超世的，既是凡，又是圣，既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又善于解脱超拔出来。从这种意义上说，每一个参与者实际上都应当具有一定的宗教信念与宗教情感，能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才能有一种现今十分匮乏的敬业精神、奉献精神。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就是辛亥革命以后太虚大师所领导和推动的近百年中国现代佛教革新运动中最有影响和最富创新的人间佛教之特质。已故当代中国佛教“生活禅”的倡导者净慧长老就是很明确地继承和发展了太虚大师所开创的现代人间佛教传统，进而提出了更适合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理念。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都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