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庆新
开篇语/千百年来，凭借大海的联系，中国沿海居民与海外许多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形式的交往，物产丰富、经济和文化发达的中国，在古代亚洲海洋贸易网络中发挥积极作用。由于海陆相连，中国特别是闽粤地区与东南亚各地的商业和文化交流更是绵延不断，持续至近现代。
今年11月初，第三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领导人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这一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日、韩、澳、新、印六国共同参加的自由贸易协定若能成功，将涵盖约35亿人口，GDP总和达2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1/3左右，本区域也会成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区。
不过，随着印度由于种种原因表示退出RCEP，日韩两国经贸摩擦依然难解，外界对这一协定的谈判进程会否受到影响不免有所担忧。在此重要时刻，我们一方面要回顾明清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密切的经贸往来，另一方面也将审视过去数百年间在“西风东渐”大气候下亚洲贸易网络经历的起伏波澜。
16世纪初叶，安南进入分裂割据的“南北朝”（1527年~1592年）和郑阮对峙（1533年~1592年）时期。南方阮氏所拥有的疆域、人口、资源都逊于北方郑氏。为与北方争雄，阮氏不断南向侵吞占城，同时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允许外国商船到会安等开放港口贸易，并集中管理，垄断经营，以收商利，“一以备军需，一以供国用”。
阮氏统治下越南中部的顺化—广南地区，又称“广南国”，是17~18世纪亚洲东部重要的海洋贸易区域，东西方各国商人都在这里活动，并留下不少文字记录和历史遗迹。
越南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联系极为密切，会安自开埠就是中国商人与东南亚贸易的跳板和基地，中国商品不断运往广南，转销其他国家。
“广南则百货无所不有”
越南中部濒临中国南海，狭长的平原，因山脉分隔形成地理阻隔。但河流众多，水量丰沛，多呈东西走向，流入南海，形成许多优良的深水海港。位于广南—岘港省秋盆河入海口的会安，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资源条件及政策支持，包揽了广南的对外贸易，迅速崛起为广南国内外商品的集散地，也发展成本区域最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
越南中部沿海地区为热带海洋性气候，每年从北方吹来的秋季季风和从东南吹来的春季季风，使沿海海港成为各国海商惯常的落脚点，明清时期的会安、岘港都曾经是南海贸易的重要枢纽。
正如清初曾访问会安、顺化的中国僧人大汕所言：“大越国会安府者，百粤千川舟楫往来之古驿，五湖八闽货商络绎之通衢”。越南顺化大学学者杜鹏也说，16世纪中叶顺化—广南地区的人们很喜欢中国货，经常可以发现贵族和平民们使用绘有中国龙凤图案的碗和盘子，富人和穷人都穿着红色或粉色的衣服，男孩们手持着中国扇。
会安百货丛聚，贸易最盛，中国商人是那里的老主顾。越南知名学者黎贵惇（1726年~1784年）在《抚边杂录》一书中介绍18世纪广东船商往会安等港埠贸易的情形：
广东船商客有姓陈者，惯贩卖。伊言：自广州府由海道往顺化，得顺风只六日六夜，入大占海门到广南会安亦然。自广州往山南只四日夜，但山南回帆惟禹粮（中药材）一物，顺化亦只胡椒一味。若广南则百货无所不有，诸番邦不及；凡升华、奠盘、归仁、广义、平康等府及芽庄营所出货物，水陆船马咸凑集于会安，此所以北客多就商贩回唐。货物之盛，虽巨舶百只，一时运载，亦不能尽。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著名东南亚史专家尼古拉斯·塔林主编的《剑桥东南亚史》指出：
会安港，是17世纪初期南越的主要贸易中心，由日本人和中国人居民区组成。到1695年，中国人仍占主导地位，他们经营着10~12条中国商船，每年都从日本、广东、暹罗、柬埔寨、马尼拉和巴达维亚驶抵这里。
1617年12月18日，荷兰东印度总督柯恩在向东印度公司本部递交的报告中说，“广南具有极为良好的港湾及停泊地，每年中国人在该地同日本人进行贸易”。
1634年11月24日，驻日本平户的荷兰商馆长克凯巴凯尔送至巴达维亚的报告中说，数艘日本商船运载大批货物到东京（今河内）、广南及柬埔寨后返航，“前述船只从柬埔寨带回来约四万张鹿皮、一些鲨鱼皮、腊、苏木、漆、象牙、锡及胡桃等，从广南进口五万斤生丝、绢织物（大部分是由广东及其他各省中国人带至该地）和土特产绢物，自东京而来的一只船带回十万斤生丝及绢织物，他们通过这种航海贸易及投入资本，获得了比去年更大的利益”。
由此可知，广南进口的生丝、绢织物，大部分由中国商人提供，集中在会安，再转销越南国内和海外。
“应照东洋之例，听商贾贸易”
清初实施海禁，但与越南的商业往来并未断绝。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开海贸易，并设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于广州、厦门、宁波、温州云台山，沿海商舶遍及占城、暹罗、真腊（柬埔寨古国）、满剌加、渤泥（今文莱）、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群岛（今属菲律宾）、琉球等国家和地区。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规定除东洋准许照旧贸易外，不准商船前往南洋吕宋等处，违者严拿治罪。但是，安南“地处西南，与内地毗连，与吕宋等国相隔遥远，应照东洋之例，听商贾贸易”。中国商船往安南贸易“不在禁例”，这对中国与广南贸易是有利的。
澳大利亚华裔学者李塔娜在研究中注意到，17~18世纪每年从中国驶往越南南部各港口的船只有10~15艘，18世纪40~50年代，进入当地的中国船只每年更多达30艘，会安是中国商船在广南贸易的主要港口。
美国学者范岱克从荷兰、瑞典等国东印度公司档案中发现，广东十三行有些行商和其他商人出资造船，在粤海关监督下前往东南亚等地贸易，潘启官等著名行商、瑞典的高级官员、澳门的葡萄牙人、亚美尼亚人及英国私商，都曾涉足这一市场，或出资赞助这些贸易活动。1761年~1770年，有27~37艘帆船经常从广州港往返东南亚各港，其中广南最多，有34次，交易也主要集中在会安。可以断言，18世纪会安港与广州之间的贸易往来是相当频繁的。
范岱克列举了1761年中国帆船从东南亚港口运走的31种商品，包括各种制造家具的木材，熏香用的香料，不同种类的草药、肉干和鱼干，食用燕窝、鱼翅、鲨鱼皮和海参，共约44500担，其中来自广南的商品有18种，18260担，占商货总量的41%。
联手开发 造福中南
会安独占广南对外贸易鳌头，从开埠到繁荣大约经历了100余年，至18世纪末，由于河流淤塞，一些西洋大船进出港区困难，逐步转移到其他港口，会安对外贸易渐趋衰退。
妨碍会安贸易持续发展的，还有燃遍全越的西山战火。1771年，出身西山地区的阮家三兄弟起兵推翻了广南国阮氏的统治，之后一路扩张，先后歼灭北方郑氏政权以及后黎朝，基本统一安南全境，建立西山政权（1778年~1802年），掌控安南北部的三弟阮文惠称帝，受清廷册封为“安南国王”。西山政权规定西洋商船停泊岛会安北面的海港岘港，直接导致其外贸中心地位的失落。
西山政权因兄弟内讧走向衰落，1802年被广南王侄儿阮福映建立的阮朝扑灭，岘港也取代会安成为阮朝对外贸易中心，并且拒绝洋人长期居留 。贸易中心的转移还与阮朝拓土南疆、致力于南部开发有关。18世纪中叶以后，湄公河三角洲的下柬埔寨地区逐渐纳入广南阮氏版图，这一原来比较落后但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的地区，在越人、华人、高棉人、占人、马来人共同开发下，形成富庶的农耕区、人烟稠密的乡村市镇和外商云集的贸易港口，后发优势逐渐突显出来，成为中南半岛新兴经济区。
各国商人在越南的活动也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越来越多“清人”“清商”进驻湄公河三角洲。正如英国著名华侨史专家巴素所说，暹罗湾和中国南海之间的越南中部地区，在国际航线上拥有有利的地理位置，便于接纳华侨的来临。本区的经济情况——拥有肥沃的稻米产区，便利的水网交通，发达的国际贸易——对大部分经商的华侨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19世纪初，会安虽丧失了对外贸易主要港口的地位，但仍然是越南中部商业重镇，继续发挥着沟通南北的商业枢纽功能，市面相当繁富。直到20世纪初，还有不少中国商人住在这座曾经显赫一时的“广南港城”。据1909年刊刻记述阮朝版图的《大南一统志》所载：
会安、明乡二社，南滨大江，岸两旁瓦屋蝉联二里许，清人居住有广东（广府）、福建、潮州、海南、嘉应五帮，贩卖北货。中有市亭会馆，商旅凑集。其南茶饶潭为南北船艘停泊之所，亦一大都会也。
本文作者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所长，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海洋史研究》主编。内容选编自《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文字略有改动，标题为本版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