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晗/文 新世界的新问题 自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已经迈过了28个年头，而2008年爆发次贷危机以来，又是11年过去。世界的确一度走上了全球化和繁荣，然而弗朗西斯·福山预言的“历史终结”并未到来。 相反，世界的巨大不平等，站在破产边缘的欧洲各国，愈演愈烈的难民潮与恐怖主义危机，依靠财政干预和货币放水走到尽头的现有增长——世界正在左和右的桎梏中寻找出路，而保守主义的复苏带给世界舞台的是，玩笑一般的政治与重新割裂的世界。 《激进市场》一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就。作者埃里克·A·波斯纳和E·格伦·韦尔从标题起就野心勃勃，直指今日世界摇摆的核心：“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 资本主义世界的混乱和迷茫，脱不开顶层结构遇到的问题，但如果是放任的自由市场带来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那么教训是不是应该加强政府监管与限制？如果是西方民主政治的设计出了问题，引发了政治危机，那是不是应该限制选举与投票，防止“乌合之众”推着政府走向民粹？ 在本书之前，无数的理论先驱已经有所论述和尝试，然而无论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调控还是自由主义的放任，其实都并没有脱离另一方单独存在。 《激进市场》发展出自己的新思路——为何不更激进地去扩大市场，用市场本身的力量去监管市场？为什么不尝试用更市场的机制实现私有产权的公有制改革？为什么不用更完善的数学和博弈论工具设计更加平衡的投票基础设施？最终，问题变成了——是否能设计出“放任市场自由的社会主义”作为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左翼思路新篇章。 特别有趣的是，从出版到如今这一年里，从经济学界巨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到科技巨头、微软CEO纳德拉，以至引领了区块链的以太坊创始人Vitalik，都专门评价了本书的思想，纷纷讨论是否能在未来的新领域开展这些经济实验。 激进在哪里？ 全书正文分为5大章节，分别为产权共享，激进的制度设计，联合全世界的工人，肢解大章鱼，数据作为劳动成果/数据即劳动。“产权共享”对应的是资本和生产资料的过分集中，作者提出了以拍卖和变种税收，通过加强任何私有财产的流动性来“共享产权”达到类似公有制的效果。“激进地制度设计”则想要在民粹横行的今天改进集体决策的效率和制衡，引进一种创新的投票方式QV（二次方投票），尝试解决“搭便车和多数人暴政之间的完美平衡”。“联合全世界的工人”一章针对移民和劳工问题，提出发达国家采用市场手段“拍卖签证”的想法，探讨最终如何达到“劳动者的国际化”与“人的国际化”。“肢解大章鱼”剑指垄断资本，特别是管理数万亿美元养老金和公共基金、大量持股企业的华尔街资本，以及在数字领域通过看似不相关收购提升垄断的科技巨头。作者向市场垄断的监管者提出了禁止投资机构在同一行业进行指数化分散持股的思路。最后一章“数据作为劳动成果”则把视角投向数字化的今天与未来——如果把脸书等大公司看做提供免费平台的封建地主，那所有用户其实都是数字化劳工——面对这样的“科技封建主义”，作者尝试扩大激进市场，来解决这个数十亿人的数字劳动问题。 屠龙者并非哲人王，而是市场本身 全书浓墨重彩之处，以书中开场的例子为最。 西半球经济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巴西的大都市里约热内卢，是发展中国家的缩影，也是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扩大化的未来。历来讨论为什么这个天堂会堕落？基本都可以放入以下框架： 左派：政府应该向富人收税来为穷人提供住所、医疗和工作。 右派：嗯，然后国家就变成委内瑞拉或津巴布韦了。政府应该将国有产业私有化……经济腾飞起来，不平等的问题就自行解决了。 技术统治论中间派：我们需要一个被国际专家小心管制的经济，被随机对照实验验证过了的目标干预手段，以及保护人权的政治改革。 显而易见，两位作者对三个答案都并非那么满意。向富人收税的方案，听上去很容易滋生腐败；直接把国有产业私有化，只能让人想起“休克疗法“后的惨状，和平等化相差甚远。 中间派的论点充满了精英主义和机械主义的似是而非，似乎只要有罗斯福或者李光耀这样强势而不失变通的领导人，加上一群技术官僚，问题就迎刃而解。这听上去很像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有精英政府就能大功告成。但别忘了，里约热内卢也曾经是这样充满精英官僚和希望的城市。 讲完故事，两位作者在《激进市场》开篇，就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的根源，恰恰是这些（旧）想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缺乏（新）想法。 以私有产权和私有制本身的问题为例：在土地的私有权这个常见问题上，我们常看到几种模式：政府一次性卖地，但限制交易；或不进行限制，每年缴纳房产税的模式。这两者都滋生了很多问题，如腐败，房产税的评估等各种问题。“乔治派”相关的学者，以阿诺德·哈伯格为代表，提出了一种新的税收方案，“哈伯格税”或“公有制自评税”。有没有可能使地产这种私有产权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具有流动性？比如，“要求”私人拥有的财产必须公开标注一个标价，并根据该价格百分比每年缴税；而市场上的任何人就像买卖股票一样，都可以按照这个公开标价购买该资产。按照理性人假说，如果开价高于合理价位则要多交税；低于合理价位则会很快被人轻易买走。这看上去非常美好，除了没有人能接受每天回家之后自己的房子换一个主人的事实——但考虑到以房产为底层资产的各种眼花缭乱的衍生品，我们的房子又何尝不是天天易主呢？ 如果对于土地这种想法暂且难以落地，那么对于其他数量有限又有公共资源属性的“商品”，其实已经使用这种类似拍卖的方法了——比如FCC（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广播频谱拍卖。 在互联网世界，域名其实就是一种类似“房产”的财产，由一家非盈利机构ICANN管理，难以进行这么激进的实验；但在区块链世界，新的非盈利机构ENS（以太坊域名服务，类似传统的域名）则由以太坊创始人Vitalik在亚洲数次论证过以这种新方法进行垄断型资产的市场配置，来减少“空置率”和“垄断”。 再如，QV（二次方投票）本质上是一种崭新的政治经济学探讨：能否使用市场的力量定价政治和投票权？如果不依赖于多数制，即一人一票这种可能造成多数人暴政的方式，也不依靠代表制等易于操纵的方法（类似于专攻摇摆州来争取更多选举人票），是否可以引入市场方法，即第一张赞同票的成本为1张票，第二张赞同票的成本则变为4张票（2的二次方）呢？这种思路虽然还在早期，但自本书出版一年以来，也有不少小国地方政府和各种非商业组织开始尝试使用。 笔者自己的公司也尝试实行其中的思路：以更私有化的数据产权去对抗垄断的封建科技巨头——数据私有制就印证了“市场本身还能更激进的进化，而设计规则的屠龙者并不应该担当哲人王”。 “经济学帝国主义”与市场的终结？ “联合全世界的工人”一章，严肃的探讨了各国的劳动者能不能通过互相担保提供签证，增加劳动者的联盟，如每一个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可以担保赞助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在当地的工作签证，只求取得“新移民”一部分工资的收益。“肢解大章鱼”一章则给指数基金设置了投资上限。“数据即劳动”更为直接，与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提法不谋而合。 但读罢这三章，读者或许更感觉全世界劳动者被华尔街金融寡头、硅谷等地的科技封建主义巨头以及保护主义的签证政策多重夹击，艰难求存。同时又难免生出疑问：这些批判和论述虽然有力，但是否难以真正对这些问题有所帮助？这种用经济学去入侵新领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是否有意义？作者分析的终点和市场演化的未来是什么？市场会不会有朝一日终结？ 先跳出市场的终结与否，看看这些思考是否能真的影响现实。书中的跨国签证赞助与拆分垄断难以实践，但在数字世界，书中描述的思考正在成为现实——脸书公司20多亿的用户是20多亿的数字劳工，区块链技术、密码学和新的去中心化互联网，本质上是联合这20多亿用户的罢工行为。很容易理解的是，用户的每日行为和数据都成为了巨大的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原料。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Alice对于猫的照片的喜好程度，是Bob对于狗的照片的讨厌程度的某一个函数的某一个解”。这种复杂关系与市场上“铅笔的一生”非常类似，“木材必须……石墨必须……金属箍……每种金属都必须进行开采……如此往复”。 在本书终章“市场之后？”，我们看到，“中央计划委员会”哪怕全由专家和最熟练的管理人员组成，也无法收集关于一支铅笔的海量信息，或者即使收集了，也无法处理。 但读者会问，市场为什么可以呢？脸书公司无孔不入的数据收集器和机器学习的推荐算法，为什么看似也可以呢？ 作者的解答是：我们从反面提出这个问题，即：市场的极限是什么？ 经过了前面关于脸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训练，我们很容易发现，如果科技企业需要足够的生产资料和信息，那就必须无孔不入的“窃听”。期待其单个中心化的计算机系统能达成市场的伟业，这就好比统计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克斯玛·莎利兹所说的“让中央计划委员会“解出”一个现代经济”，难上加难。 市场的极限则大的多。我们并不是被强制要求标注的Alice的猫和Bob的狗，而是被无形却又非常清晰的某种价格信号所驱动（如“社交资本”）。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类大脑，都如同单个处理器被并行在一起。这是分布式系统成功的关键，也是技术乐观主义者为什么会对边缘计算、区块链、最终达到的去中心化互联网热切发出“改变生产关系”的期待。 或者说，伴随着数字时代的“数据即劳动”和“二次方投票”、“哈伯格税”将权力非市场力量纳入市场的努力，市场的极限或许将是市场本身的异化。到时候“经济组织或许不能继续被称为“市场”，但是“中央计划”这个词似乎也并不十分恰当”。而这样程度上异化的市场，最终带来的是不是反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