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 界 的 澄 澈

——黄汝祥先生的中国画

徐恩存

生活在当代的人们，都能感受到，生活是动态的、起伏的，甚至是五光十色与色彩斑爛的；作为画家，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世界，自然就会发现，相对于生活本身，作品却是静态的、沉淀的、含蓄的，有时甚至是不露声色的。这种动静两者之间的错位与反差，乃至距离与间隔，产生的便是表现与抒情、叙事与再现；就中国画而言，那就是工笔与写意，具象与抽象。正因为如此，才呈现出生命的千姿百态和波澜起伏，并最终成为一个画家的志趣、责任和使命。

黄汝祥先生就是在当代生活中涌现的一位有担当、有勇气、有激情的画家。他的作品表明，他的理想追求与艺术目标，就是要营造境界的澄明，去发现生活表象背后的世界本质，以感性生动的生命形式表现我们的时代与生活，并用时代的光环去照亮现实世界与自我心灵。

就作品而言，黄汝祥善于在现实生活与感性生动的形式之间，寻找自己的艺术出发点和题材，让内心对现实生活的感动、情怀，以及情怀支配下的诗意潜能和判断世界的能力得到焕发。显然，在他的作品中，更看重精神操守和灵魂气质的张扬。

在工写兼备的作品文本中，黄汝祥营造了高山流水和苍茫浑然的崇山峻岭，营造了气势连绵、高接云天“高山仰止”之雄伟气魄，山川、河流、云烟，及其相关的青绿色彩，勾线与意象选择等，都是大自然进入他视野后的疏理与加工。而如何选择和处理好自我与大自然的和谐或不协调的人与自然关系，呈现自己看到的、想到的、存在的、不存在的，用以确证生活与内心之间的距离和反差，并运用这些距离和反差入画，形成节奏、韵律和力度，以此用以增添与拓展了作品的美感和魅力。

可以说，黄汝祥解决的是艺术的难题，带有普遍性，也是艺术创作中带根本性的问题，更是衡量画家创作自由度宽广与否的关键。显然，画家有感于现实生活，对现实、对未来，都充满信心和美好善良的期许。画家又把自身根植在现实生活奔腾潮流之中，以检验自我的品质人格及其心灵的纯正程度。就是说，黄汝祥用作品表明，艺术家的内心一定要澄明、高远和辽阔。黄汝祥认为，无论在什么时候，惟有自身心灵的澄明清澈，而由此生发出的现实生活，对大自然的精神以及各种意象细节的重视，便是每一次艺术表现的基础。

细读黄汝祥先生的作品，如《中华脊梁》、《凌虚金晖梦》、《福音》、《太行风骨》、《昂首天外》、《盛世之歌》等，不难发现，这些作品的整体形态和质地的不同凡响就在于他对这个时代生活细部的深入挖掘和发现，在于他艺术感受力的敏锐和表现力的强健。看得出，在这些创作中，黄汝祥偏爱“高远”、“深远”的处理手法。对他而言，这是最理想和最恰当的艺术处理手法；“高远”、“深远”这两种山水画的非焦点性时空运用既能展示画家自我内心的向往和境界追求，又是画家对自我艺术经验的提炼，更是对画家掌控时空智慧的检验。这是因为，在一个浮躁的时代中，很少有人能够以艺术的角度去触及时代的中枢神经，感受巨变时代的风范和气度、尊严和自信，并在创作中调控好雄浑大气与假大空的真伪，苦心孤诣的发掘出生活的独特性、奇异性、真实性，从而在作品中流露出真诚、从容的表现，而不是以剑拔弩张和飞扬跋扈的方式去切近这个时代最具特性的情境。

在临摹北宋李唐《万壑松风图》和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中，可以看到黄汝祥艺术质素的大气和灵动，在意象造型、点线运用与“三远法”空间处理中，乃至整体气势，高低远近疏密的铺排中，都见出了画家不凡的修养和综合能力；特别是对山势雄伟敦厚、石质方直坚硬，以及山势外轮廓线的刚劲与皴法浓密的表现及刻划都是令人叹服的。如钉头皴、雨点皴、小斧劈等，且皴法浓密，山石、松树组合繁密有致，深厚沉稳，中间置入飘忽的云气；总起来看，可见出黄汝祥深刻领会了宋画的风骨精神，多用劲力笔法，且形成自己的“上留天，下留地”的构图特点。在画家的《乐土》、《福音》、《中华脊梁》、《凌虚金晖梦》、《昂首天外》、《太行风骨》、《盛世之歌》等作品中，善用工写结合之画法，以青绿色渲染，以密致的点线钩勒出高深远近、疏密上下的山水境界，用以强调了空气、水气、山林之气的纯净和澄澈，可谓“随赋形迹，略加点染，不待经营而神会天然”，达到了古人倡导的“形足意余”的艺术效果。《福音》、《乐土》、《昂首天外》等作品，均以境界澄明取胜，追求“中和之美”的审美理想，并以“应物象形”和“随类赋彩”的形色特征，实现“气韵生动”的传神效果。

上述作品，多以长方形构图作为文本骨架，进行平面分割，留白与远山的简化处理，中景的几何形山体意象的参差错落组合与铺排，近景的河岸、礁石、丘陵的手法运用，形成大小、整体与局部、虚与实的落差式的差异性的统一，即古人所谓的“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节奏感及其相应的韵律感，且由于长线、短线、弧线、曲线的组织变化，看似无序实质有序，而线的交叉尤见精致与细微。其产生的主次、层迭关系造成了平远、深远与高远的空间关系，使画面严谨有序又从容自然；这种从近景碎石、坡岸、树丛起始，至中景危岸绝壁，曲折婉蜒，直至虚化的远山与留白的天空，高深远阔，空旷峻峭。自然使画面重心虽偏离中心，或左或右，但因有了大自然郁勃生机气脉的平衡，产生了不平衡中的平衡，画面因而复归平正，终使画面整体清澈澄明与凛然大气。

《太行风骨》是尤见功力的作品。以线为主，线墨齐下；但线与墨色又形成强烈对比，同时相互协调配合，山体的几何形边缘轮廓成为作品主调并分割着节奏，画家巧妙的将画面的布白与布黑构成平面的构成对比组合，画面横向延长的结果是，形成稳定而又紧密的内在框架，在虚实、疏密的把握与掌控中作品整体气势宏大而气脉圆融流畅，严整而又舒展，丰厚滋润。突出了太行山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象征意义与精神力量，作品在史诗般的讴歌中表现出形式与精神内涵合一的大境界与空前气魄。黄汝祥作品的突出特征是----大境界、大气象、大格局；他的《中华脊梁》、《凌虚金晖梦》、以及《盛世之歌》等作品表现的正是这一特点。前二幅作品，画家运用蛇形线运动的形式，由下而上以连续性的S形延长线，在上升的延长中，形成大回环延长运行路线，伴随着气息的延伸而向上升腾，中间置入曲折迂回，增加了生机和变化，在整体构思中，由于内在结构的合理与严谨，在作品的开阖聚散中，不失和谐，不失巍峨，依然高旷阔大。《盛世之歌》，作为工笔山水画依然有着宋画的简净、澄明与自抒胸臆的特点，主体意象的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的青绿色调处理，产生了令人无限遐想的艺术效果----富丽夺目、绵亘千里、气势磅礴，蔚为壮观的境界与气象。

黄汝祥的画路很宽，并善于互相借鉴，互为补充，而且题材丰富。他在花鸟画中的鱼、奔马、石榴、牡丹等等，都是笔墨提炼的结果，使之既符合自然生趣，又成为具有画家个人情怀的意象；重要的是，画家用写意技巧的多样变化来丰富意象组合的画面、加深意境。

有传承，有创新，是黄汝祥先生艺术的特点。因而，他的艺术根基扎实，又能以“笔墨当随时代”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孟子曾在论养气时，提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说气足之后，方可豪情走笔，离合惝恍，忽生怪状......，然后“一块元气团结而成”。作品表明，黄汝祥在处理笔墨，意象、细节与立意时，十分看重元气对笔墨的灌注和境界澄澈的建构，而澄明清澈直接影响到作品的内在质地，与此同时，内在质地又决定着作品的色调，意蕴、格局和品质。美学家桑塔耶纳说，文本实际呈现的事物和作品意象背后的事物与象征，是构成作品的基本条件，它们的合成才能唤起我们对生命境界与生命节奏的向往与追求！

黄汝祥先生不满足于人们审视作品的审美惯性和寻常的认可，而是近乎严苛的挑战自己。所以，他的作品是异于他人的。黄汝祥先生深知艺术的浩瀚，而他又喜欢在每幅创作中感受来自心灵的呼应，尤喜用心聆听山水、花鸟的天籁之音，这无疑也是画家对绘画文本个性的尊重和对大自然的敬畏。

所以，黄汝祥的精神天空永远是澄明清澈的，人如此，画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