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八月，苏轼的弟弟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被罢免职务。王安石变法，设置临时政府机构，称为制置三司条例司，该机构凌驾于三司之上，中书省与门下省皆不得过问这个机构的工作情况，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是参知政事王安石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苏辙是这个临时变法决策机构的属官。当时，苏辙与依附王安石的变法二号人物吕惠卿政见不同，经常发生抵触。青苗法颁布实施后，王安石派人去全国各地寻求尚未收取的财利，朝廷百官知道这些使者会迎合王安石心意做些破坏制度的事情，都不敢说。苏辙去见上司陈升之说：“昔嘉祐未年，派遣官员去抚恤各路百姓，但他们都务求滋生事端，回来所奏请的都不可实行，为天下人所耻笑，现在的做法跟过去的做法没有什么区别。”苏辙又写书信给王安石，力陈不要这样做，这样做会扰民。王安石对苏辙的反对意见很生气，想要治苏辙的罪，陈升之阻止王安石加害苏辙。苏辙上奏请求解除条例司检详文字一职务。宋神宗阅读了苏辙的奏书，问王安石说：“苏辙与苏轼相比如何 ? 观察他们的学问比较相似。”王安石说：“苏轼与苏辙两兄弟大致以游说辩论为长。”宋神宗说：“如此，应该识时务，何以反而对变法提出异论 ? ”于是，下诏书同意苏辙的请求，让他去做河南府的推官。
十一月，宋神宗想要重用苏轼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进谗言说苏轼的坏话，皇帝罢苏轼不用，用蔡延庆、孙觉同修起居注。皇帝的诏谕下到开封府，用折扣价购买浙江灯4000多支，直史馆、代理开封府推官苏轼上奏说：“陛下重视经术，效仿尧帝与舜帝，岂能以购买浙灯作为自己的快乐?这不过为了讨好皇太后与皇后之欢而已。然而，平民百姓不知道原因，会误认为皇帝为了浙灯这样的玩物，而夺取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此事虽然小，但是关系重大，请陛下收回前面下的命令。”宋神宗下诏书停止了用低价购买浙灯的命令。苏轼看到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上奏书极论时政，写了7000多字反对变法。
王安石变革创立了新的制度，苏轼向朝廷上奏书论新法不方便百姓，其内容说：“我献上我的想法是三个内容，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
为保其原文原味，不进行翻译。全文内容如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
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
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臣窃以为过矣。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王安石阅读苏轼这封奏章，当时表现出“深恶”的情绪。深恶，就是非常厌恶的意思，苏轼的反对变法的奏章得罪了参知政事王安石。熙宁三年三月，李大临、苏轼作为主考官依次排列士子上官均为第一名，叶祖洽为第二名，陆佃第五名。宋神宗命令陈升之在他面前朗读上官均等士子的策文，当场把叶祖洽提为第一名。叶祖洽，今福建省南平市邵武县人。陆佃，今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人。苏轼跟宋神宗说：“叶祖洽诋毁祖宗向皇帝献媚，而成为众士子中的魁首，用什么正社会风气?”苏轼于是写了一篇关于进士策论方面的文章献给皇帝，想要用文章来进谏。宋神宗把苏轼的文章给王安石阅读。王安石说：“苏轼的才很高，但是他所学的不正，又以不得志的原因，他的言论因此放纵不拘。”王安石多次请求皇帝罢免苏轼。
作者简介：李文武，著名管理学家。《博锐管理在线》《中华品牌管理网》《中国管理传播网》等知名管理网站专栏作家。又是多家媒体与网络作家。研究：历史、经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