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多少个“虚假的盛世”?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就是最好的例子

唐太宗李世民,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人。唐朝的第二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唐高祖李渊的嫡次子,母为太穆皇后窦氏。

唐太宗在位期间,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

因其时年号为“贞观” ,出自《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意即:以正道示人。所以,他统治的这一时期史称“贞观之治”。

后世之人一直认为: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间出现的清明政治,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

且在《新唐书》中有这样的叙述,大意如下:“贞观四年,市场上的米价为每斗四钱到五钱,外出几个月的百姓均无需闭户,街面上随处可见牛马等牲畜,百姓外出几千里都无需储备干粮。”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贞观四年的时候,唐朝的生产力已经达到了鼎盛,至少已从此前的战乱中有了根本性的复苏。

熟悉经济学的朋友都知道,用粮食价格来衡量社会状况显然是不准确的,也不具备说服力。用《汉书》中的一句话来反证,就是“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大意为:粮食的价格低得不合理,就会使农民的根本利益受到损害;粮食的价格高得离谱,更会危害社会的经济命脉。

因此,粮食的价格处于不正常水平,这说明:贞观四年李氏王朝的政绩仍是不成功的,反倒有可能造成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更何况,唐朝时期的首都很难出现每斗米四钱的怪事。想要了解真相,我们不妨继续拿《新唐书》中的内容来举例。

在《新唐书》的某部分中,有这样的记载,意为:唐朝时期的长安附近的土地虽然肥沃,但是,可供耕种的土地非常稀少,根本无法满足都城的日常需要。

因此,长安的粮食往往需要通过漕运这种方式从各个地方调运。

众所周知,漕运粮食需要耗费相当数量的运费,由于唐朝时期的交通不便,通常一斗米的运输成本要达到三钱左右。按照《新唐书》中,长安每斗米仅需四钱的说法来看,莫非这些粮食在出产地售卖的价格仅需一文一斗?显然这是不符合常理的,这也是《新唐书》中自相矛盾的地方。

“长安米贵”这句话,用来形容唐朝时期的长安经济再合适不过。

早年,白居易拜访前辈时,就曾听到过“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这样的风凉话。此外,贞元年间有据可考的关中最高米价为每斗千钱,而当时长安地区储备粮最大的粮仓——太仓,仅储备了供天子六宫食用十天的粮食。从唐太宗到唐高宗,短短几十年,米价就从四钱涨到千钱,显然这也是不符逻辑的。

其实,贞元年间,长安地区粮食的价格也曾创过“历史新低”,这是一次百年难遇的特例。

根据相关的史料记载,贞元初年宰相陆贽曾建议朝廷向民间购买低价米,扩充太仓的粮食储备。随后,朝廷就在关中地区收购了大量的谷子,而这些未脱壳的谷子仍需七十钱一斗。在高宗登基之初,且史书中明确记载的“谷贱”时期,谷价就已达到了七十钱一斗,与前文中所提的贞观年间米价四钱相距甚远。

拨开重重迷雾,我们不妨继续推敲。在《新唐书》中,不可信的数字究竟说明了什么?笔者认为:完全是史官从中伪饰,所以,才为后人呈现了“米价四钱”的荒诞笑话。我们仅通过此一事管中窥豹,就有充足的理由怀疑发生在初唐时期的那场盛世。

那么,一个国家的国力究竟如何?

仅靠史官寥寥数笔是无法详细叙述的,还需看外人的评价。当时与唐朝交情匪浅的高昌国王鞠文泰,曾说过这样的话:“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也。”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无非就是说:初唐的经济水平比不上前朝罢了。

实际上,终李世民的一辈子,也没能让唐朝的经济追赶上隋朝,在人口上更是与隋朝相距甚远。在李世民驾崩三年后,某日,李治曾向户部官员询问今年人口的增长量,偶然得知,隋朝时期全国总人口有八百余万户,而如今唐朝人口仅有不到四百万户。

由此可见,李世民奋斗了一辈子,也没能让国家的人口追赶上前朝,甚至连一半都不如。

伪造盛世古而有之,其实,早在贞观之前,就已有统治者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的王朝贴金了,相比之下,唐朝只能算作“后来者”。在《晋纪总论》中,曾如此评价过太康时期的社会状况:

“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

那么,太康时期的国家真的如此繁盛吗?显然,这非常值得推敲。如果真的像这段内容中所说,太康又怎会三代而亡国呢?显然,这是不切实际的。

由此看来,李世民不过是照搬了先人的套路,在史书中为自己的脸上贴金罢了。

参考资料:

【《新唐书·志四十一》、《贞观政要·卷一·政体》、《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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