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家暴了，过去的半年我仿佛活在噩梦里，关于家暴的这一切，我必须说出来！”
近日，宇芽于微博发布求助视频控诉半年来被家暴的事实，视频一开始就是宇芽被像牲口一般拖出电梯，而之后发生的事令人不忍想象。根据受害者的描述，事实上这已经是第四次家暴，抓头撞墙、掐喉、扇耳光、用脚踹……她承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迫害。
为此，有人说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这么说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在潜台词里却隐含着对于受暴者的不满，指责其对于施暴者仍然存有幻想。这种看法从微观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未免有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倾向，有时候家暴的缘起并非那么显而易见，而无论是妥协还是反抗，换来的都可能只是施暴者的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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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在的“家庭暴力”
有人曾经提出，家庭暴力有两种。其中一种被约翰逊（Johnson 1995）称为“普通的配偶暴力”，它相对常见，不太严重，通常（在现代美国）是在男性和女性之间相对平等地发生。第二种暴力则被用于获得控制权，约翰逊称之为“亲密恐怖主义”，其中包括严重的身体伤害或持续的威胁氛围；加害者主要是男性，受害者主要是女性。我们将会发现，这种严重暴力可以进一步区分成两种因果路径：其一是恐慌进攻，其二是恐怖主义式的制度化虐待。
在配偶暴力和其他伴侣暴力中，较为温和的版本都有着相似的模式：规律性的争吵、提高的嗓门、白热化的表达，最后升级到打耳光、推撞和抓挠等。根据对家庭冲突的统计，女性与男性使用这些暴力形式的频率相差不大。在这里，暴力的升级得到了控制，因此很有限；这种冲突几乎是一种受到保护的公平打斗。之所以说是受到保护的，是因为它们能够保持在一个可以理解的升级范围内。受伤的概率很低（约3%，见Stets and Straus 1990）；其严重程度并不会随时间而加剧。这意味着这种暴力是规律性的，虽然会反复发生，但却并不会毁掉一段关系。
这种暴力也隐含着伴侣之间的权力平衡。双方都不是软弱的受害者；考虑到暴力冲突中普遍存在的紧张／恐惧，以及通常情况下人们难以实施暴力，因而双方都无法作出太大破坏。这里并不存在能够产生恐慌进攻的严重不平衡，因此也并没有产生不顾一切的暴力狂热。身处这些争吵之中的人们也不一定会愤怒，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吵闹、叫嚷和哭泣得到宣泄。这表明，情绪既会遵从社会限制，也会被互动模式所引导。情绪宣泄可以通过扇耳光和摔东西来完成，对伴侣造成的伤害仍然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在此类争吵中，参与者（特别是女性）一般并不会声称自己感到恐惧（O’Leary 2000）。这种打斗并没有释放出严重伤害他人的可能，也没有制造过于强烈的挑战；它就像是受到了某种保护，也许早就成了一种双方彼此都能接受的日常事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会令人感到兴奋和愉悦。
这种有限的暴力在年轻恋人之间很常见，特别是在约会和追求阶段（Stets 1992；Stets and Pirog-Good 1990；O’Leary 2000；Kimmel 2002）。此类事件通常比较温和，只包含推搡、抓挠、耳光等动作，一般来说在性别上也比较平衡。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双方在测试彼此之间的权力关系（Blood and Wolfe 1960）。他们在有争议的小事上试探支配权（其中一方有多大权力告诉另一方该做些什么，谁来控制对话，谁来设定情境中的情绪，谁来选择社交活动等），从而导致较为高涨而温和的情绪。追求与承诺阶段的约会暴力，被许多女性认为是爱的表现（Henton et al. 1983），仿佛这种彼此协商控制权的方式意味着更严肃的承诺。在追求阶段，双方的性吸引力很可能都达到了顶峰；由于这往往是在双方事业初期，男性在收入上的优势还不是很明显；女性在性方面的筹码让双方在权力上相对平衡。这也是为何在这个年龄，日常争吵中的暴力往往并不严重，且在性别上较为平衡的原因之一。 无论是短期的性别平衡的暴力，还是长期的男性主导下的严重暴力，都需要经过一个在情境中发展的过程。就像任何种类的暴力一样，它们只有在找到克服冲突性紧张／恐惧的方法之后才能爆发出来。普通的恋人暴力与严重的暴力情形相比，其区别在于前者将冲突引导成为一种受到保护和限制的暴力，而后者则将冲突发展为一种情境性紧张，并在紧张突然释放时转化为带有过度杀伤特点的恐慌进攻，或是发展为持久的虐待行为。
普通的恋人冲突会经过几个双方都能接受的阶段，并会在升级到某个程度之后就不再加剧。这些矛盾往往都有一个照本宣科的结局。暴力的最初爆发往往就能终结整个事件；一旦暴力达到高潮（亦即双方心照不宣的最大限度），打斗就会停止。这种爆发能够清除矛盾；参与者会认识到，一旦走得更远，就会危及这段关系，并破坏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力平衡。于是暴力场景就此结束，其间往往会带有某些标准化的戏剧性姿态，例如某一方可能会气势汹汹地转身离开并摔上门。随后，双方会冷战一段时间，最后要么是假装忘记之前的冲突，要么就是会道歉与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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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如何走向失控？
我们考虑三种类型的家庭暴力。第一种发生得很快，就像一段插曲，是没有背景而突然发生的恐慌进攻。
一名保姆给一个1岁的小孩洗澡，孩子的父母不在家。小孩拒绝洗澡，身子不停地扭来扭去，并哭了起来。保姆试图努力控制住小孩；两人角力之时，保姆打开了浴缸的热水龙头，并将小孩的一只手拽到下面。小孩尖叫的声音更大了，而这则让保姆更加坚定地将小孩压在水里。小孩最后被诊断为二级烫伤（来自加州法院文件）。
这是一个恐慌进攻的例子。保姆原本并不想伤害孩子；这是一次在争夺控制权的过程中不断升级的争斗。小孩拒绝洗澡，因此感受到愤怒和疼痛；大人也在努力控制局面。就在保姆通过纯粹的身体暴力强迫小孩留在水中、从而赢得这场冲突的同时，她也因受害者的尖叫、愤怒和绷紧的肌肉而被浸润进了对方的情绪。冲突双方都是失控的：由于其中一方比另一方软弱得多，争斗的紧张感转变为恐慌进攻中常见的特点：情绪的狂热涌动和恶意的过度杀伤。
第二种则是以下这位10岁女孩回忆的场景：
两个月前的一天，妈妈和爸爸吵了一架。一开始，妈妈和我从商场回到家里；我们逛得很开心，但等我们到家后事情就变得很糟糕。我知道他们会吵架，所以我回到自己的卧室开始做作业。我知道爸爸会跟妈妈谈些事情，但我不知道他们要谈什么。然后我听到妈妈开始尖叫，我走到门口问他们怎么了。爸爸说：“没事没事，回去做你的作业。”但我知道肯定出了什么事，于是我开始向上帝祈祷。那天爸爸脾气很不好……然后我听到妈妈在尖叫什么，但我听不懂，因为爸爸用手堵住了她的嘴。事后她告诉我她报了警。然后，我走到卧室门口，告诉妈妈说我的作业需要人辅导，其实我并不需要。然后他们都出来了。于是我抱了抱妈妈，就去睡觉了。然后，爸爸开始勒住妈妈的脖子。我走出去让爸爸住手。他让我赶快回去睡觉。于是我就回去了……然后我听到妈妈尖叫起来。于是我来到客厅，看到爸爸正在踢妈妈。他不停地踢妈妈的胳膊和腿。我让他住手。他让我回去睡觉，但我说，不！然后他举起吉他，想要砸妈妈的脑袋。但我护在了妈妈身前。他让我闪开。但我说：不！于是他把吉他放下了。后来他拿出冰块敷在妈妈胳膊上。然后我哭着睡觉去了。第二天我没去学校，妈妈也没去上班。然后他打电话来，跟她说了几句话。他威胁要杀了她。于是我们就离开家，去了收容所。（Stith et al. 1990：38—39）
这次冲突经历了一系列阶段：（1）情绪紧张：女孩知道父母会发生争吵（说明之前曾发生过类似事情），但不清楚为什么。（2）争吵开始了，妈妈尖叫起来。（3）妈妈尖叫着说要报警，父亲用手捂住她的嘴——显然是第一次肢体接触。（4）女孩试图打断争吵或分散父母的注意力，干扰父亲的动作；父亲试图勒住母亲的脖子，而母亲仍在尖叫——从用手捂嘴到勒住脖子，这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5）接下来，父亲开始反复踢母亲的胳膊和腿（显然她已被打倒在地）。（6）最后，父亲举起吉他，想要砸母亲的脑袋。这时，女孩试图制止父亲，并用身体护住了母亲；父亲则拿来冰块给母亲敷在伤口上，用这微不足道的行为来作为一种补偿，于是情境中的紧张感也得以解除。（7）第二天，父亲的电话让争吵重新开始，甚至升级为死亡威胁。
争吵持续了几个小时：从当天下午母亲和女儿回到家开始，一直到晚上睡觉时间，甚至持续到更晚。紧张感是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其中包括一系列新的策略和不同级别的强制手段，最后父亲甚至拿出了武器。我们很难分辨母亲的行为与语调经过了怎样的变化，只知道从阶段（1）到（3），她的尖叫声显得更加紧张；在整个过程中，她的尖叫也让对方一直浸润在争斗情绪中。与正常的争吵不同，这一升级过程并未停止在有限的暴力之上，甚至连严重的暴力都未能使它停下。于是，父亲开始搜寻新的动作，试图用戏剧化的方式表现他有多严肃：用手堵住对方的嘴，掐她的脖子，在她倒地不起之后仍然不依不饶地踢她（但踢的只是四肢而不是致命部位），甚至试图用武器去砸她的脑袋（尽管只是比较轻型的武器：一把吉他），表明他已经不在乎破坏自己的财产。不管怎样，他的愤怒是十分集中的：尽管女儿反复干涉，但他并未去打女儿，也没有威胁她；女儿用身体护住母亲时，成功地阻止了整个事件，因为父亲若要砸到母亲就必须伤害女儿。他被浸润在自己的愤怒和妻子的反抗中，但这是一个隧道，而他自己并未意识到隧道的界线，也并未尝试去打破这道界线。事实上，女儿的干涉打破了将他浸润在暴力中的情绪，从而改变了他的情绪。
这起事件展示出了一种短时间内升级与浸润的微观互动模式。这是一种恐慌进攻：在一段强烈的冲突性紧张之后，转化为一边倒的控制，后期更是出现狂热的过度杀伤倾向。在第三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情境；在恐慌进攻中炽热的情绪涌动之外，还有一种更加冷酷、反复发生的暴力控制手段，它如同恐怖主义一般，却又在日常生活中例行出现。
芭芭拉与男友比尔同居了12年，其争吵模式总是有着同样的阶段：
当比尔喝酒时，虐待行为就会反复发生，因为比尔总是声称芭芭拉并不爱他并准备离开他。芭芭拉的解决方法则是向他保证自己的爱和忠诚。等她愈发动了感情，比尔就会开始打击她。他会先骂他，然后从言语侮辱升级到身体上的推搡和制伏，以显示自己的力量更强。接下来，芭芭拉会表示自己很难过，然后再次尝试向他作出保证……最近，比尔在发出虐待威胁时开始挥舞一把猎刀。他甚至曾将猎刀横在芭芭拉的脖子上，也曾在不止一个场合刺痛她的胸口。（Stith et al. 1990：62）
这是一种袭击弱者的模式，特别是在她展示出自己软弱的时刻；攻击者被浸润在她的妥协中。当她在身体和精神上让步的时候，对方便会得寸进尺。这并不是简简单单的男性保证自己拥有控制权的问题。并没有证据表明在这个案例中（在所报告的材料中毫无此类线索）他是在寻回一开始失去的控制权。他们的情境互动（似乎持续了至少半个小时，也可能长达数小时）让他们在虐待的模式中陷得更深。这就像是一场拉长的恐慌进攻的最后阶段，但却既没有明显的冲突性紧张作为开始，也没有突如其来的崩溃；这是态度恭敬的受害者（在这一案例中，受害者因这种态度而陷入从属地位）与反复的攻击行为之间的双向浸润，就像军人向陷入无助的敌人作出残忍行为一样。这就像一张损坏的唱片——唱针陷在唱片中，导致同一段音乐反复播放。在这里，情感基调是低沉和伤感，而不是炽热和喧闹。暴力并没有对两人的关系造成太大压力，而是由攻击者来设定整个韵律节奏。
这名女性“出色”地扮演了受害者的角色，并提供了一种微观互动反馈，让支配者始终浸润在攻击的情绪中。在这一案例中，此类证据是十分明显的。当芭芭拉的心理治疗师告诉她这种模式未来不会改变时，她便采取了行动。
下一次疗程开始时，芭芭拉一脸灿烂的微笑。她告诉治疗师，当比尔再次指责她不爱他时，她辨认出了这是又一次虐待的开始。当时她正与比尔坐在同一辆车里，怀里抱着一大瓶可乐。芭芭拉说，她拿起可乐倒在了比尔的大腿上。“如果我再跟他这么玩下去就完蛋了，我告诉他。”芭芭拉报告说。比尔大惊失色，接下来，他们的谈话焦点集中在了芭芭拉的行为上，而没有继续沿用之前的虐待模式。（Stith et al. 1990：62）
对处于这种关系中的女性来说，只是建议她们不要再扮演受害者的角色，未免太过简单。有时这可能奏效，有时则可能无济于事。采取反击行动的女性，是在冒险让情境升级到更加危险的暴力；如果女性离开这段关系，就可能会导致另一种升级，例如被迷恋她的男性跟踪等，有时甚至可能会让冲突升级到谋杀的地步（Tjaden and Thoennes 2000；Kimmel 2002：1350—53）。这与抢劫案中的两难处境很相似：我们之后将会看到，反抗比乖乖就范更可能让抢劫失败，但反抗同时也会增加受害者受伤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