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四合。人行道边停着一辆电动摩托车，座椅上的外卖大哥姿态“婀娜”。他的头部斜倚在车尾的外卖箱上，腿弯曲着，双脚搭于车把，右手放在胸前，左手玩弄着手机。
这位外卖大哥显然是在等活儿的间隙休息。外卖订单随时可能到来，他不能离开车子，可一直坐在车上又不够放松，于是便选择了躺下，即便身体需要在狭窄的电动车上维持杂技般的平衡。
电动车上的快递员。作者图
上海摇滚乐队“顶楼的马戏团”有一首沪语歌曲《快递员》，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歌颂了快递员对于当代城市生活的贡献：“阿拉（我们）是一群快递员，踏着电瓶车从东跑到西。阿拉是一群快递员，一头冲进风里雨里太阳里。阿拉是一群快递员，不管侬（你）到底住勒（在）啊里（哪里）……”
有趣的是，这首歌的前奏借用了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的片头曲《云宫迅音》。当电吉他失真器代替管弦乐队演奏出儿时无比熟悉的旋律，快递员们仿佛都学会了孙悟空“筋斗云”的神通，纷纷变身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无名英雄。
外卖是快递的一种。我们生活的城市，早已离不开提供各式服务的快递员，他们往往骑着一辆电动摩托车，穿梭于大街小巷、居民区与写字楼之间，来去匆匆，将衣食住行所需之物以最快速度送达消费者手中。中国城市的快递业伴随电子商务的发展而快速崛起，在新世纪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似乎难以想象没有快递的日常生活。
快递兼有劳动生产和服务行业的特点。跟工厂工人相比，快递员需要与客户沟通；跟传统服务业相比，他们又付出了许多体力劳动。快递之于城市生活的意义，每个人都有切身体验，但快递员群体的生存状态却很少进入公众的主流视野。
国家邮政局2019年对快递员的调查显示，全国快递员的主体是80后、90后，76.31%的快递员来自农村，15.89%的快递员来自县城，来自城市的仅占7.8%。快递员队伍的出身构成比例，决定了他们仍然属于城市边缘人群。
大多数客户从快递员手中接过快递物品后，便很少有机会与之发生联系。除非某个片区或公司有固定收发的快递员，天长日久，频繁往来，才有可能与客户群体发展成相对熟络的人际关系。
快递员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为12个小时左右，遇到特殊时期如双十一，更是要加倍流汗，而且现在大部分快递公司为了相互竞争，都对派送时间有严格的监督和考核。在高强度的劳动状态下，很多快递员的脾气难免变得焦躁。生活中，快递员与客户之间发生争吵也是屡见不鲜。建立在时效基础上的契约关系，使得任何一方的临时缺席都可能制造矛盾。
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在楼下遇到一位手拿快递的女士生气地朝手机大喊，“我的东西丢了怎么办，你这样太不负责任了……”随后我们一同进入电梯，看着她怒火未消的样子，我向她确认是否在抱怨快递员，回答是肯定的。
原来，由于小区新安装了智能电梯门锁系统（需人脸识别），快递员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以直接乘电梯抵达收件人的家门口。这样虽然增加了小区居民的安全系数，但却给收件人和快递员都造成了诸多不便。这位女士就是因为快递员无法乘电梯上楼，只好亲自下楼收件，快递员或许是急于派送其他快件，没有亲手把货品交给她，而是放在了门口，于是引发这位女士的强烈不满。
还有一次，我中午在一家小饭馆里吃饭，对面坐了两位快递员，神情显得疲惫。等饭时，其中一位接到一个电话，只听他不耐烦地说道：“知道了，知道了，你再等一会儿。”说罢，就迫不及待地挂断了电话，然后转向他的同伴嘟囔着，“快一点，快一点，谁都想快一点，连饭都不让吃了……”
近些年，快递员中暑、被打、车祸、过劳死等事件在新闻报道中屡屡出现，他们不仅承受着超负荷的工作压力，身心健康和劳动权益也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先不论个别快递员的素质问题，客观讲，整个社会对快递员群体或多或少也存在着漠视和不尊重的情绪。
例如，快递电动车不守交通规则、乱停乱放，就是经常被大众诟病的一点。
在一线城市中，目前北京、广州的快递员较多使用电动三轮车进行配送，上海快递员则一般使用电动自行车或电动摩托车。从经济性和便捷性看，电动车绝对是快递员首选的交通工具。但另一方面，电动车数量的快速增长确实给城市治理带来了极大挑战。
最近，为加强对电动车的治理，福州市政府发布新规称，将在2024年本市公共交通基本满足市民出行需求基础上，适时在主城区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通行。虽然福州此次的“禁电令”仅仅是对未来政策的可能性预期，但假如有朝一日政策落地，那么广大依赖于电动车工作的快递员们将何去何从？
其实这种担忧也考验着城市管理者在治理城市时的智慧。面对电动自行车显而易见的安全隐患，任何管理者当然不可能视而不见，但令行禁止，是否就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
通过行政手段，对电动车加强管理固然必不可少。如果整个社会能够对快递员多一些关心、理解、引导和帮助，相信两者的关系将会愈加和睦。
例如，对于快递员缺乏休息空间的问题，或可考虑在快递分拨中心较为集中的区域设置公共休息座椅，以便在外奔波的快递员能安心舒适地养精蓄锐，而不用像杂技演员般受困于电动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