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剧《致命女人》剧照（图源网络，下同）
在当下中国，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似乎总会伴随着某些异样，无论是在目光、言语还是行为上都如此。或者当某人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时，又总会紧接着加上由“但是……”开启的句子。这一点不仅仅只出现在女性话语中，在男性关于女权主义及其运动的讨论中更是十分常见，但两者又往往存在不同。
女性在“但是”后面接的往往是诸如“我并不赞成压迫男性”、“两性都平等才是真的平等”；而男性在“但是”后面接的除了这两句之外，还有一句话更值得我们注意，即“但是我并不觉得两性间会存在绝对的平等”，而对这句话的解释也往往都会围绕在男女两性的生物学方面，诸如女性在体力上不如男性，或是女性天生就比较敏感、会照顾人……这一笼罩在生物学或是在与动物界（十分粗心且不合适的）比较基础上的对于男女两性某种“天生的、自然的”属性的界定，往往都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科学。
而当我们仔细研究这些判断和结论时也会发现，这些看似为了维护女性的“天性”而所提供的建议或是建基在其上的关于整个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的两性关系和角色，背后其实依旧隐藏着浓烈的性别不平等体制的操纵。
首先值得怀疑的是这类建立在解剖学意义上的两性生物性身体对于社会政治文化中两性气质和角色的决定性影响，即对于存在着某种先天的、基础性的自然要素所形成的两性特质的本质主义。在波伏娃出版于上世纪中旬的《第二性》中，她首先反驳的便是这类在西方哲学思想史中源远流长的本质主义观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之后的笛卡尔、黑格尔等人，他们始终都把女性在其坚硬的二元结构中放置在自然-物质一边，而男性则被建构为一种理性、精神和具有超越性的存在。
但就如波伏娃的研究所指出的，并非所谓原始的自然或生物性的因素建构出了“女人”，而正是社会文化在后天的环境中塑造着女人，只是这个过程最终被隐藏，从而导致原本是后天建构的结果被回溯性地设置为原因，于是似乎在自然中就存在着一个本质的“女人”。
因此如果我们从这里再回看男性所谓的“两性之间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平等”及其所建立的推论便会发现，其背后的潜台词难道不正是“女性由于自然的、生物的本质而导致绝对不可能和自然的、生物的男性本质达到一致，从而也就不会有绝对的平等”。这其中的预设明显，即认为由于先天的不同而必然无法要求后天的平等，但也正是在这里，这个观点掩盖了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重要论断，即“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非受困于其自然属性的动物。
因此，真正造成不平等并且又掩盖了这一不平等的正是社会政治文化和制度。并且，提倡这一观点的男性也在此错误地理解了平等的含义：平等并非通俗地指所有人都一样，都拥有相同的东西或做相似的职业，平等的意思是指社会制度给男性和女性提供相同的选择，并且不会因为其性别因素而剥夺女性选择的自由；并且平等总是内含着差异的（“各尽所能”），没有差异的平等是极权。
关于对“绝对平等”的恐惧让男性和女性都对女权主义/运动心有余悸，但实则他们似乎都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认识上。而导致这一观念形成的却正是女权主义/运动所希望反思、批判和推翻的性别霸权制度，它通过对女权主义思想、运动和女权主义者进行污名化的建构来营造出一种二元对立/敌我矛盾的恐怖景象，让男性下意识地觉得自己的权益将被威胁、自己将成为女性的奴隶。
在这里，我们可以稍微岔开讨论下为什么男性会觉得女权运动就是为了打倒男性并奴役他们？当然，西方女权运动中曾出现过颇为激进且相似的观点，但更多的还是主流媒体对其的通俗化宣传和耸人听闻的传播。
更重要的一点或许还是当我们研究这些男性的恐惧心理后所发现一个潜在问题，即这些恐惧其实正反向证明了男性对当下女性所普遍存在的诸多被歧视、污名和压迫状态是有意识甚至十分清楚的，否则为什么男性主宰了世界这么多年后让女性取代这个位置，就会让男性不安呢？因为他们明白这一主宰是建立在极其不平等的性别霸权制度上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都在收获这一性别制度所给予的性别红利。
也正是在这样的男性意识下，对于女权主义、运动及其女权主义者的污名才得以巩固和再生产。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两部分则分别是国家和个体，这两者既彼此独立但又相互联系。对女权主义/运动的污名和中国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建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妇女解放思路有关。
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女性遭受压迫的原因作出的解释是因为私有财产的产生，导致了女性在经济上遭到压迫，最终被整合进资本主义家庭制度中，从而难以翻身。而无论是恩格斯还是倍倍尔在其《妇女与社会主义》中的观点，他们都认为，只有废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解放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妇女才能由此得到彻底的解放。
在这一社会主义理路下的妇女解放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女权运动存在一定的思想和路线差异，因此从中国上世纪30年代左翼革命开启后，后者便往往遭到批判甚至污名，而这一过程一直到建国后变得更加强势，从而导致“女权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形成直接联系，进而遭到政治打击。这一污名虽然伴随着上世纪末期中国的改革开放而有所减弱，但在关于妇女解放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中，直到今日，它依旧处于边缘的敏感地带。
这一意识形态直接影响到社会个体对女权主义/运动的看法，而其中颇为流俗且极具戏剧性的对于女权主义者的污名形象大都如此：她们大都是丑女、没人爱；可能是性冷淡，所以反感男人；她们也可能是男人婆（这里也潜藏着对于女同性恋的污名和恐惧）……这些形象最终集合而形成的最典型的核心便是“由于这些女人自身的问题而产生了对于男人的普遍仇恨，所以最后她们都变成了女权主义者”。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听到诸多男性对诸如英国演员爱玛.沃森，或是美国“寡姐”斯嘉丽.约翰逊谈及女权主义的时候表示讶异，因为她们明显不符合主流通俗故事中对女权主义者的形象描绘。
而在这一强势的污名下，许多女性也不敢过分声张自己的女权主义观念和诉求，从而戴上面具，以一副更为符合主流男性想象的面目出现。因为她们担心自己一旦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必然会遭到嘲讽和滑稽形象的覆盖，从而造成更大的烦恼。
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在此处的沉默或是戴上面具，更可能造成一个她们并未意识到的后果，即这一态度和行为本身最终将再次落入性别霸权的制度中，从而把女权主义变成了“房间里的大象”，通过对其的冷处理来剪除它所具有的批判性和破坏性。即众多女性担心自己会被主流建构成一个“咬人的女权主义者”，从而再次为性别制度所伤害和剥削，但这也不正是主流性别意识形态和制度所渴望的吗？
主流的性别霸权制度为女性塑造了一个双重陷阱：当一个女性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时，一系列的污名随之而来，使得她们愤怒；而一旦女性愤怒了，主流性别意识形态又立刻会运用历史中对于女性敏感、不理智和易怒（歇斯底里）等“疯女人”形象来规训女性的愤怒，从而削减她们女权主义理论所具有的批判性和运动所可能带来的改造性。
“女性的愤怒”被看成是不成熟、不理性的表现从而被有意地忽视，而掩盖了导致这一愤怒的背的结构性原因，并且女性个体最终成为被指责者。在最近韩国女明星雪莉、具荷拉的自杀，中国网红女主播宇芽和蒋劲夫外籍女人遭家暴的新闻中，这些个体女性都遭到了此类的指责，认为无论是导致自杀悲剧还是家暴事件的责任有一半都在女性自己身上。
女性被束缚在性别霸权制度所建构的这一双重陷阱中难以逃离，最后既达到了掩盖性别制度缺陷的问题，又顺利地转移了对处于性别结构中压迫者地位的主流男性霸权的批判。
而当我们观察批评这些事件的男性所使用的话语和意识形态时便会发现，除了他们对女权主义/运动的了解十分有限，且大都来源于各种通俗、耸人听闻的新闻与文章，他们也往往缺乏自我反思能力。这一点既与整个性别结构有关，当然也与个体相关。
在性别结构中，整体男性因其生理性别而几乎是天然地获得了权力者的位置（当然，在男性群体内部也存在各种复杂的等级，具体见R.W.康奈尔《男性气质》。但即使如此，对于那些即便是处于男性群体内部最底层的男性，诸如有色人种、娘娘腔男性和各种性少数男性等，他们也往往会遭到排斥且被“女性化”，但他们还是会比女性获得更多的性别特权）。如果我们借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分析，我们也便会发现，对处于性别制度内上层的主流男性因为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再生产这一利益结构，而非改变或打碎它，因此他们不可能真正地理解被压迫女性群体的诉求，并且在这一冲突中，他们总会利用自己强势的权力来调动一切资源对其进行污名、排斥和打压。
而那些处于男性群体内部底层的男性，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因自身的处境——尤其是被一系列女性化污名——或许能理解被压迫者的境况，因而形成联合。但他们依旧需要反思和批判自身观念中已经内化的性别结构，因为性别红利是按生理性别发放的，尽管被压迫的下层男性只会收到十分有限的资源，但总是有的。
另一方面，当下的一些男性则常把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挂在嘴边，并且他们似乎更容易说出这句话。当“女权主义者”成为某种时髦的时候，浑水摸鱼的人也便随之出现。那为什么男性会更容易说出这句话，而不必担心遭到污名呢？原因或许依旧在于他们所具有的“男性”身份。
同时，一些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男性不仅仅未在批判传统的性别歧视和压迫，反而是还在生产主流中问题重重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污名，只不过这一再生产不再如上文所分析的那般直白或明显，因为它们往往会以一种“爱护女性”的面目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它更难被识别和批判，因为在“为你好”、在“爱”里，怎么会有伤害呢？
正是在这一复杂的背景和污名环境下，许多女权主义者希望以“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者”来取代前者，但这一方面或许是缓兵之计，但另一方面这一行为本身也在潜移默化的规训着女权主义/运动最主要的目的和抱负，即以女权主义这一极具批判性的理论来检测历史中所建构出的一切知识体系、常识和各种传统与日常习惯等等，而通过女权运动来批判和摧毁建构在政治、社会以及经济文化等诸多社会领域中的性别霸权体制，从而重建一个更为多元开放的性别制度。
“女权”，关于女性的权利/权力运动，或者更进一步地说，是为了那些遭遇性别霸权制度所歧视、剥削和压迫的所有性/性别少数群体争取其权利和权力。正是这一女权主义/运动最基本且最核心的目的让传统性别霸权制度害怕，让一切既得利益者害怕，从而生出无数或明或暗、或集中或分散、或严苛或温柔的惩罚与规训、污名与刻板印象。
谁在害怕女权主义和女权运动？它始终并非一个仅仅针对作为个体的、生物性的男性的的批判和运动，更主要的还是针对建构出性别二元对立等级这一套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但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运作总是需要个体的参与，因此日常生活中的性别问题也便成为女权主义和女权运动所关注的焦点之一。
例如家暴事件，我们一旦脱离性别霸权制度来讨论它便会掩盖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女性成为家暴的普遍受害者，并非偶然巧合，而正是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性别制度所造成的，它内涵于家庭、社会以及政府的结构和意识形态中，像是一片肉眼难见的雾笼罩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之上，而女权主义和女权运动正是为了指出这片“灰雾”的存在，并且希望能够驱散它。
编辑：西西弗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