鳑鲏鱼真小。做成汤端上来，一碗之中，最长一条，没超过手指。但对着那么小的鱼，爷爷快哭了。他说，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尽管那一刻，他举起的勺未入嘴。

但他坚信，只要回到西塘，一切必定如故。其实肯定会有变化。毕竟他离开这里时才16岁。而我第一次陪他去时，我已经16岁了。

我眼里初见的西塘，处于20世纪末的当口，已明确进入旅游开发，但还未被商业化裹挟。小镇当时，还安静的是一个小镇。一些住户在自家门口摆出煤炉，卖些麦芽塌饼等土产。游客不多。人们走动，听得见脚步声在石板上回响。石板下的河面，倒映着远远近近的桥，有青年妇人在桥下洗濯。河面起波纹，使倒影其中的两岸粉墙黛瓦生动起来。多年未回来，爷爷迫不及待开始用乡音，而不是用上海话，逐一念着这些房子原先的堂名和住户的名字。

我永远记得那时光倒流的瞬间。因为一碗鳑鲏鱼汤。爷爷似乎完全忘记身边的人物，全然回到16岁前，他日日身处其中的——西塘。

在上海的家里，多少次听到这两个字。爷爷总是一遍一遍和我说，他记忆里的家应有的样式：江南多雨，因此这里有千余米长的廊棚。只要走到廊棚下，人们交谈、买卖、读书，再无淋湿之虞。临河木结构的建筑，榫卯咬合，一进一进的门槛跨进去，每一处雕梁画栋的细部，都刻着祖先对后代耕读传家的期许。走出家门，沿着石板，会遇到一座座桥。每一座桥有每一座桥的名字。久而久之，这些桥，就好像久居于此的人一样，它们不再是一样物事，而成了小镇里的一个拥有魂灵的生命。

在陆路还不发达的过去，出小镇，就是到河边坐一艘小船。橹桨摇一夜，舟里的学生娃、读书人、做生意的、做手艺的人就睡一夜，早晨醒来，就到了周边的乡镇、城市。战乱年代，爷爷离家到上海求学，继而在黄浦江边工作安家，生儿育女。他本分谨慎的行为模式，他对生活细节追求的审美，依旧按照西塘的规矩运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所以我也和他一样笃信，我们的家在上海，但根在水乡。像无数当时移民上海的家庭那样，彼此命运互为映照。江南水乡里的人家，有坚守家中务农务工求学的，也有外出读书做事赚钱的，但靠着水流往来，互通有无，文脉不断。小桥枕着的水波荡漾，不仅仅是诗意的，也联动着整个更大区域的互动。从热闹摩登的上海溯流而上，沿着历史的长河追踪过去，我们总能在水网密集的江南腹地，在一个类似这样的小镇里，找到自己的出发点。

成年后，我也常常到西塘来。在上海旅游集散中心搭车，后来可选高铁和自驾车。有时外国、外地朋友来沪想看传统江南，我也总是会带他们来这。差不多又一个16年过去了。眼见着古镇开始变热闹。但不知何时开始，本地居民的身影从石板路上消失了，连带着本地乡音也消失。原先廊棚下，只有一两家饭店茶馆，后来餐饮场所越开越密，各地方言，大声揽客，曾经的麦芽塌饼的清香，被湮没在辣炒年糕、火宫殿臭豆腐、剁椒鱼头的油烟味里。撑船的橹桨声，被店家外放的网络神曲和蹦迪舞厅发出的乐声盖住。明明粉墙黛瓦的房子还在，小桥倒影的外貌没变，但当远道而来的朋友指着问，这就是江南文化吗？这就是水乡小镇吗？我几乎要逃。

还好爷爷不会看到了啊。我想。

我最近一次去西塘，在景区的小街上，挤在摩肩接踵的人流里，被外放广告揽客声震到头疼。但我还是一家一家店找过去，我想找一碗鳑鲏鱼汤。在鳞次栉比的饭店里，有卖剁椒牛蛙的、有卖撸串的、爆浆芝士奶茶和麻辣酥饼的。饭点到来，极为年轻的小哥和小妹，染发刺青，手持菜单，站在一间间店门口招揽生意，迎面便张手欲扑。那一天，我最后放弃了。

爷爷告诉过我，这种小鱼过去在水乡常见，虽不名贵，但必须生活在水流缓慢、水草丰盛的环境里，且对水质要求很高，人工饲养很难成活。所以即便在几乎能买到全世界产品的上海，我们也从无机会吃到鳑鲏鱼。这是江南水域里特有的生灵，也是此地天时地利人和互相作用的见证。

当产生小镇的农耕文化改变，当曾承担重任的水陆交通赋闲，当商业开发的考核指标出现，时代变化，改变必然发生。可将承载文化和情思的家园，变成徒有其表的空壳布景，西塘长长的廊棚下，悠悠青石板上的临水小桌面上，是否只能让位于眼前烈火烹油的买卖？是否还能有一张安静的桌子，摆得出一碗鳑鲏鱼汤，盛得下一份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