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圈对黄昱宁早已不陌生。她翻译过F.S.菲茨杰拉德、亨利·詹姆斯、阿加莎·克里斯蒂、伊恩·麦克尤恩等多位外国作家的作品，并著有散文集《一个人的城堡》《阴性阅读，阳性写作》《变形记》《假作真时》。她还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一位优秀的出版人。

尽管一直和文学打交道，她的小说创作却是在近五年才开始的。今年10月，她凭借第一部个人小说集《八部半》获得第二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

11月29日，黄昱宁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名家创作谈”系列课程第11期，从自己的创作经历谈起，分享其“虚构心得”。本次分享会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项静主持。

11月29日，黄昱宁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名家创作谈”系列课程第11期。 叶杨莉 摄

不甘心用同一种方法走同一条路径

黄昱宁从40岁开始写小说。

“从40岁开始写小说和从20岁开始写小说，是很不一样的。我会更多一点游戏的心态，会更坚定地取悦自己。如果我从20岁开始写作，可能计算的东西会更多一点。”

什么的游戏值得好好玩？黄昱宁笑言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同。“这两年我的总产量是很低的，这固然和时间分配有关，但更多还在于我不太愿意浪费任何一个机会。我觉得每篇小说都应该是一个探索的机会。”

她的小说集《八部半》收录了八篇虚构作品《呼叫转移》《三岔口》《水》《你或植物》《幸福触手可及》《水星很忙》《千里走单骑》《文学病人》和一篇非虚构作品《海外关系》。香港浸大中文系荣休教授黄子平曾这样评价《八部半》：“黄昱宁是一部一部写的，几乎每一部都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短篇小说来经营的。这一篇关心的和前面一篇不太一样，有自己的轴心和发展路径”。

“有人批评《八部半》有习作的感觉，我可以同意。但也有人说，从《八部半》看得出每个故事都不甘心用同一种方法走同一条路径以实现目的。这个‘不甘心’，可能说到点子上了。”

她坦言，“不甘心”有时会产生副作用——会带来失败的尝试，会产生理解的错位，会拧巴。“但这两年写下来，我最大的收获是越来越了解自己。小说家各有擅长，我不能确定我是哪一种小说家，但我渐渐意识到我不是哪种。我不愿意被情节推着走，也不愿意被困在某个安全区。我不喜欢自然主义，也不认为高级感就是要避开戏剧性，我可以否定这几种都不是我。”

“我或许是这样一种人，宁可是失败的尝试，也一定要先写写看。这个方法是比较新鲜的，有一种未知的感觉，我才能写得下去。”黄昱宁说，“对我而言，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游戏始终具有玩下去的可能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种东西会被反复打磨、反复锻炼。这种东西，就是虚构能力。”

突破俗套的虚构是一种能力

什么叫虚构能力？“这个概念可大可小，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理解。在我看来，把一朵花描述得像一朵花，这不是虚构能力，更多是作文水平。作文水平是虚构入门签到的地方，你得有这个能力才适合搞文字创作。如果你不能‘把一朵花描写成一朵花’，别的写作都不适合，更不要说虚构了。”

黄昱宁表示，在今天这个到处都是高清摄像头的时代，有的是更好的技术把一朵花的方方面面都记录下来，甚至精细到细胞分子。“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虚构？我理解的虚构能力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熟悉变成陌生，把陌生写成熟悉。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是需要锻炼的。”

在很多采访中，黄昱宁都喜欢引用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的讲法：“若将文学比之于藏在石块下面的动物，则诗所表达的，便是人们观赏完这些动物之后再把石块搁上去的那份儿心态和情调；而小说刻画的，则更像是人与动物之间在特定场合下的矛盾：人用小棍子去捅它们，那些处境危险的可怜虫，或奋力自卫，或束手待毙……”

而美国作家斯蒂芬·金还有一句比阿特伍德更通俗的表达：“你要将人物放在困境当中观察他们如何脱身，而不是帮助他们。”

在黄昱宁的理解中，阿特伍德与斯蒂芬·金的话有相通的地方：“小说家要制造那个困境，然后观察困境中的人物，不要自说自话地把他们解救出来。他俩都有一个潜台词，当你把人物逼到极限了，其实就是把自己逼到极限了。在几乎无路可走的绝境中，如何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如何破茧重生？你只有通过这样的设计，用这样的小棍子，才能从一个个俗套里突破出来。”

“现代小说从十七世纪发展到今天，我们这些小说家，不管是很小的小说家，还是那些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大小说家，其实都身处一种困境，我们的文本环境非常丰富，同时也有海量俗套。在我看来，基于海量文本的突围是当下小说发展的最大动力，也是每个作家应该给自己的虚构能力提出的要求。”

对虚构能力不知疲倦的开掘，是值得尊敬的

在分享现场，黄昱宁以阿特伍德举例。“她有18个长篇、17部诗集、10个短篇集、8部非虚构、8部童话，还有研究专著、演讲录、电视剧这些。”黄昱宁说，“你会发现，她不仅作品数量惊人，题材也变化多端。她有一种不断向外拓展疆域、不愿被局限住的特性。”

黄昱宁从阿特伍德的第一部小说《可以吃的女人》讲起。小说讲述了一位快要结婚的女人“恐婚”，于做了一个粉红色蛋糕，上面用奶油做了一个女人的身体，把蛋糕送给男人就不嫁了，“这个小说挺简单的，从题目到核心情节就是一个很图像化的东西。大家能想象出的女性写作的特质，在她第一部小说里几乎都有。”

“但到了《使女的故事》，阿特伍德的想象力、广知博文、兼顾诗意和准确性的文字……这些东西都有发挥空间。这部小说最让你难忘的还是洞察力和观念。看这个故事一定要有时间感，你会发现叙述者本身有很多地方是有意识地指向某个未来。时间魔术在阿特伍德笔下不仅搭建了很复杂很绚的文本结构，也格外凸显了这个小说的张力。”

前两个月去英国时，黄昱宁发现已铺天盖地到处都是《使女的故事》的续集。“为什么能红成这个样子？我想，恰恰是因为近几年全球的社会状况、政治状况、女权运动等阿特伍德说可能发生的东西真的要发生了。在这种危机感当中，读者重新读她的书，会觉得每一页都铺面而来。”

而黄昱宁最喜欢的阿特伍德作品，还是《盲刺客》。“《盲刺客》更能代表她叙事技术上不断突破。这篇小说由四层故事构成，每层都可以独立成章但是又互相嵌套，比俄罗斯套娃还复杂。四层故事放在一起，读者阅读有了一些门槛，需要自己判断各部分是什么功能，哪部分是真，哪部分是假。各个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要直到最后才能拼接完整。”

“从《可以吃的女人》到《盲刺客》，阿特伍德的虚构能力经历了令人惊叹的突破、蜕变，这也很考验读者耐心。很多作者只停留在第一阶段，也有很多读者宁愿停留在第一阶段。但是像阿特伍德这样的作者，需要读者有猜谜的韧劲和能力，和她一起把小说完成。我喜欢阿特伍德这样的做法。”

黄昱宁说：“要做到虚构能力的突破，天分和意志缺一不可，但是阿特伍德做到了，所以我觉得她是独一无二的。她对虚构能力不知疲倦的开掘，是值得我们最大程度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