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申伊妮 视频/王学民 统筹/王梅梅】2019年12月1日，由《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红船》杂志、《中国封面》、《大白新闻》主办， 新华融媒（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大白深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河南桐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圆方集团协办的“不忘初心，传承红色家风”论坛在郑州举办。

多位开国元勋后人出席论坛，分享了关于父辈的家国情怀，以及后辈的传承故事。本文整理了罗瑞卿之子罗箭的发言，他为大家讲述了父母的言传身教以及其他革命老前辈们对自己的影响。

我们不接受‘红二代’这个称呼

我首先声明一下，我们不接受“红二代”这个称呼，“二代”没问题，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我们是天然的“二代”，是不是“红”？这不一定，要看每个人的情况。

这个“红”是要去争取的，不是天然“抹”上去的。所以我们认为“红二代”、“红三代”这样的提法不准确也不科学，也并没有得到我们这些人群的欢迎和认可。

罗箭

父母的身份也掩盖了我们的光芒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父母的言传身教，就是我们最好的家风”。

我生活在一个革命家庭，父亲罗瑞卿是一位老红军。他1926年考上武汉黄埔军校，1928年入党，1929年到了红四军。从此以后，一直跟随毛主席、朱总司令、罗荣桓、聂荣臻、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走完了自己革命的一生。

我是1938年出生在延安，小的时候在保育院，后来上了抗小保小，都是延安的小学校，之后又上了荣臻小学，荣臻小学就是后来的八一学校，习近平总书记也是我们八一小学的校友，当然我比他大概高很多届了。这个学校跟着部队走南闯北，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虽然都没有打过仗，但也挨过飞机轰炸、敌人的袭扰、经历了战争的磨难。建国以后，我们也经历了困难时期，饿过肚子。

回顾我的一生，我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这一辈人受父母的影响太大了，父亲、母亲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就是大树下面的一棵小草，大树为我们遮风挡雨，也掩盖了我们自己的光芒，我们的身份常常被加上“某某的儿子”、“某某的女儿”。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事业、自己的身份，但往往被忽略了。人们更感兴趣的是我们身后父母的传奇经历，当然也包括他们对子女的教育，他们的家风等等。

很多革命后代被送进军工学院以报国

回想一生，父母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虽然没有什么固定的、成文的家训。但父母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对我们造成了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我们都跟着父母来到北京，从此以后，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就长了。小时候经常听我的父亲跟我说：“我和你妈打了一辈子仗，建立了新中国，你们这一代的任务就是要建设这个国家。要学好本领，为国家为人民服务”。

那时候，我们的国家一穷二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急需要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建成一个初步的工业化的国家。所以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年轻人努力学习，大部分都去考了理工科。当时我们的口号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现在的很多年轻人连夜排队上文艺院校，就想一夜成名。

1958年，我中学毕业，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也就是现在合肥的中国科大原子能系。到了1961年，听说哈尔滨工程学院成立了核物理系，我们国家要搞自己的核弹，我又找到父亲，要求到哈军工去。原本我还心怀忐忑，怕他批评我，没想到他非常支持我去，还郑重其事为我改了名。我在延安出生，小的时候叫罗小卿，父亲说：“你现在大了，要上哈军工了，我给你起个大名吧。”他就在纸上写了三个字：箭、宇、原。我说：“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没有共同的偏旁，也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我父亲很生气地说：“你怎么就不知道呢？‘箭’就是导弹火箭、‘宇’就是宇宙飞船、‘原’就是原子弹，你们正好兄弟三个人，就取这三个字吧。”于是我就叫罗箭。

后来我听父亲说，一九五三年在政治局会议上研究成立我们国家第一个军事工程学院的时候，陈毅伯伯就向到会的大家恭手相约说：“今天我们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要带头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所军事工程学院”。于是，陈毅伯伯把自己的二儿子陈丹淮送到了工程学院，还有像叶剑英元帅的儿子叶选宁、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以及很多很多人都来到这个学院。

后来的人们不理解，以为我们是走后门进去的，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九五三年研究和成立这个学院的时候，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上这个学校是抱着这样的决心：毕业以后要为军队服务，我们要以毛岸英大哥那样的人为榜样，很可能就要开赴朝鲜战场，所以我们的父辈们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军工学院，绝不是为了让他们将来有什么显赫的地位，而是要为国家服务、要报国。

后来，我的妹妹也考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核物理系。当时，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张妈妈跟我父亲说：“你们家已经有一个孩子去搞核了，那个东西对人的身体还是有伤害的，女孩子就不要去了。”父亲说：“别人家的孩子可以搞核武器，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不行？主席送毛岸英上朝鲜战场的时候还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老师的一个操行评语让父亲生气

在平时的接触中，父亲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要我们夹着尾巴做人，千万不要脱离群众。他说：“我们都是幸运的，都是幸存者。无数先烈牺牲了生命，建立了新中国。和他们相比，我们有什么资格骄傲，你们就更没有骄傲的资本了。”

有一次，父亲对我动火发了很大的脾气，原因是我的年终考核。虽然学科全部是五分，但是操行评语中，班主任给我留了这么一句：“希望和更多的同学打成一片”。这句话大大地激怒了父亲。他说：“老师这么写肯定是你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是不是在同学中间耍骄傲？你是不是以为自己了不起了？”所以他对我的教育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让我一辈子都记着我们虽然是第二代，但是我们自己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多少贡献，那是我自己的事情，绝不能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度过一生。

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心中也有偶像，我们崇拜的是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这些英雄人物，当然还有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总理和爸爸妈妈这些父辈，很自然地把他们当做榜样，向他们学习。他们的作为就是我们最好最大的家风。父亲一生刚正不阿、妒恶如仇。去世以后，耿飚叔叔为他题词：“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这实际上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

我曾听说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说过他：“你这个人呐，我送你两句话叫‘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可是他一生不管怎么努力都走不出这两句话。人们尊敬他，一些人仇恨他，都是因为这两句话。有了他的榜样，作为子女也不能不受影响。我后来在工作中也是一个愣头青，喜欢提意见，特别提出不同的意见，也常常招人讨厌。所以后来我的妈妈就说我：“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大概就是家风的影响吧。

毛泽东浪里畅泳震撼到了我

我们这一代人，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革命的大家庭中。有许许多多和爸爸妈妈一样的老革命共产党员，经常和他们接触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优秀的品质，对我们一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许多前辈的家风汇成一股革命的家风，成为那个时代社会风气的主流。

1955年，中央决定把北戴河作为暑期工作地点，当时北京的夏天酷热难耐，很多首长都到北戴河办公，孩子们正好放暑假也都跟来了。所以每年夏天就形成了一个定期的大家庭。我们这些子女们不但又到了一起，而且有幸接触到许多革命的老前辈，我们同样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许多高贵的品质。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酷爱游泳，所以到了北戴河经常能看见毛主席游泳的身影。我记得有一次是个阴天，天气很冷，海水的温度只有19℃，孩子们都穿着长袖衣服到浴场去，只是看看海、看看大浪翻滚。大家没有注意到毛主席也来了，而且脱了浴衣就要到海里去游泳。当时海上风浪大，跟着他的水手说今天的浪太大，水温又低，可是毛主席执意要下海。第一次下海被浪卷回来，第二次下海又被卷回来，没想到这倒激发了毛主席的那股拗劲，把游泳圈一扔，愣是从浪里钻入到海里。

20世纪50年代，在北戴河海边浴场，毛泽东和罗瑞卿交谈（罗箭摄）

这一幕对我影响非常非常的大，甚至可以说是震撼！我想毛主席的性格是在长期斗争中养成的，为什么在决定去朝鲜战场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同意出兵，毛主席最后坚持出兵，当然有很多考虑，但是和毛主席的性格也有一定的关系。后来主席号召我们到大江大海中去游泳，说，不要光玩要游万里。我们到浴场去的这群孩子都有一个目标要游万里。

那时候浴场还摆了两根杆，两根杆中间两千五百米，每天我们必须要完成两个来回才算完成任务。当时在北戴河最出名的是吕正操吕伯伯一家，吕伯伯每天游泳都要从鸽子窝到秦皇岛，带着他一家在海上长途游泳，在北戴河被传为了佳话。

叔叔伯伯为我们的球赛加油鼓劲

刘少奇伯伯每年到北戴河时，他们家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带着子女到公社去劳动，他带着一家人甚至加入了北戴河公社。公社劳动是记工分的，要把劳动工分作为入社的股份加入到公社，而且领不到工资。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时刻不能脱离劳动，不能脱离群众。

周恩来周伯伯因为身体不好（他的手受过伤），所以很少游泳，但是也经常出现在浴场。我记得是在1956年，到了北戴河以后，苏联专家的孩子们夏令营有个足球场，我们就在那里踢球。后来有一个苏联专家看见了，问我们要不要来一场友谊赛，我们就跟苏联的孩子踢了一场，结果一比零输了。大家都很气愤，因为他们耍赖忿忿不平。贺老总的儿子贺小龙回去和贺伯伯说了，贺伯伯笑着说：“有什么关系嘛，明年再来一场。”

我们回来以后，大家相约一起加入了学校的足球队，训练了一年。第二年到北戴河是有备而来，而且贺伯伯又给我们请了一个教练是北京足球队的方纫秋，当时他是唯一的大学生球员。方教练带我们训练，在球场上踢得有板有眼。苏联的教练看见以后非常吃惊，他为了不输给我们，又从青岛大连请了苏联海洋学院的学生加入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大小伙子。1957年，我们踢球成了北戴河的一件大事。

当时，中苏正在论战，关系已经很紧张了，所以叔叔伯伯们把这场球赛也看成是一场斗争，政治局正在开会，贺伯伯进来说：“不要开了，别开了，娃娃们踢足球，我们都去给他们助威！”当时周总理、朱老总、贺龙、叶剑英、彭真、郭沫若、董必武、林伯渠等这些领导们都来给我们助威，最后我们六比二大胜。

球赛完了以后。这些伯伯们跟我们一起合影，当时在场很多苏联专家和夫人还有他们的孩子畏畏缩缩也想跟我们一起照相，我们说他们是苏联人不让他们来，总理说你们都不懂事啊，然后就招手让他们过来，有几个苏联专家的夫人也上来跟我一起照。后来我才明白，总理那是大将风度，那才叫大国外交。我们只是争一时的胜负。这件事对我的教育也非常大。

1957年，同学们和苏联专家子女夏令营足球比赛6:2大胜。周恩来等领导和球队队员合影（叶选宁摄）

陈毅伯伯的外交智慧令人敬佩

我们在北戴河过暑假的时候，浴场的总管就是杨尚昆叔叔。他给我们讲：“你们不能光玩啊，除了参加劳动以外，你们也要做点有益的事情。”于是杨叔叔组织一些伯伯阿姨给我们作报告，后来还请徐特立伯伯给我们做了一次革命传统的教育，张茜阿姨则给我们讲陈毅伯伯到日内瓦会议的时候如何跟美国人进行斗争，这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

在北戴河浴场，徐特立给孩子们讲革命传统并合影留念（杨绍明摄）

在日内瓦会议的时候，美国还没有跟我们没有建交。杜勒斯非常傲慢，碰到周总理，周总理主动伸出手来，杜勒斯见而不见没有伸手。这是一个非常失礼的行为，也是对我们中国的蔑视，这件事引起中国人极大的愤怒。但是在另一次日内瓦会议上，美国人觉得不跟中国人打交道解决不了问题，因此就给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所谓的无任所大使哈里曼先生打了个电话，要他跟中国的领导人接触。

当时的关系已经绷得很紧了，怎么突然要接触？哈里曼也开始动脑筋了。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想了一个主意，让他老婆出面来解决这个难题。在晚上宴会的时候，哈里曼夫人看到陈毅外长后隔着老远就在喊：“哎呀，陈外长我远看你漂亮，近看你更漂亮。”

陈毅伯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而且在国内从来没有一个人夸陈毅伯伯漂亮，但是陈毅伯伯反应非常快，跟夫人握了手说：“噢？我还没发现我是漂亮吗？”后来张茜阿姨讲到这里，惹得我们都哈哈大笑，孩子们在底下纷纷争论。大家最后一致认为陈毅伯伯当然漂亮，因为他是中国的元帅，风度翩翩，气势强大，又是个诗人，谁不喜欢他的诗？谁能说他不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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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投入到红军小学的建设事业中来

我们在北戴河的时候，同学们喜欢相互串门，我记得我经常到罗伯伯家去找罗东进，他跟我是同学又是好朋友。罗伯伯也经常教导我，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跟我说：“你们年轻人不要着急着结婚，你们要先立业，再立家。小卿啊你能不能做到28岁以后再结婚？年轻人应该好好地工作。”我记住了罗伯伯的这句话。罗伯伯还说：“你们不一定要找干部子女，你们最好能跟工农子弟做朋友，要接近群众。”

这些事情都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脑海中，伴随着我的一生，时不时想起，总会不断地激励我克服困难，永远向前。如果说我之后在工作中取得了一点点成绩，我想这都和老一辈对我们的教育和影响是紧密相连的。这也让我体会到家风的教育和影响以及它的巨大作用。

我常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要对我们搞和平演变，他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已经对我们第二代不抱幻想不抱希望。我想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是在老一辈革命家的直接关怀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我们继承了他们的革命传统，传承了他们的红色基因。

现在来看，我们和美国的对抗是两国全面的对抗，其中关键是科技的对抗，科学技术的关键是人才，人才的关键是教育，要从孩子的教育抓起，家风的建立和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我退休以后参加了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理事会，参加了全国红军小学的建设工作。红军小学已经成立了三百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用红军的革命传统、红军的故事来教育和引领我们的娃娃们。“从小学英雄，长大做英雄”这是习近平对红军小学学生们的题词。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这个工作从2007年开始已经持续了12年，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和肯定。

每建一座红军小学，我们都要教育孩子们，要让他们爱党爱国爱人民，永远跟着党走，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斗终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