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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奶奶唯一的话是，“攒着攒着，窟窿等着”。这话狠狠地影响了我的世界观。很难说是不是靠这句话，她活到了98岁

孙民

跟奶奶在一起的时间不少，加起来大概有两三年，记忆有限，那时我小。后来见过几面，行色匆忙，客套几句，就上了男人的酒桌——山东人见面，不大爱抬眼，不会深情款款执手相看——谈不上彬着，也谈不上冷淡，这是风土人情，不是电视剧。现在她去世了，我却要啰嗦几句，这是写字人的积习，跟山东人无关。

记住奶奶唯一的话是，“攒着攒着，窟窿等着”。这话狠狠地影响了我的世界观。很难说是不是靠这句话，她活到了98岁。

老 家

去年暑期，参加程远兄的“辽东之旅”，那晚在桓仁的白虎山吃喝——“闯关东”的山东老乡多，论起情谊来容易“一口闷”。中午晚上接着来，有点喝多了。我执意要穿过杂草乱树，爬到漆黑的山顶看看。几个人拦不住，也追不上，都在后面喊危险。最后我被一处铁丝网阻断，过不去了，回返。阿坚悄悄在我耳边说：别闹，人家对咱挺好的。我说，我没闹，山那边有亮光，就想上去看一眼那边的景象——回头对照一下时间，我奶奶那晚去世了。

奶奶不是亲的，亲奶奶我没见过，甚至我父亲也没多少记忆，他很小就失去了母亲。父亲14岁在潍坊执意参军，和这个继母有很大关系。那是1948年，历史正在天翻地覆。

我被送到潍坊的老家，应在两岁左右，有一点记忆：院子的石榴树下，我始终一把鼻涕一把泪，爷爷劝不住，闷头给我剥石榴;没记得奶奶说话，她在院墙根下点起柴草，用平底锅摊玉米面煎饼。这是“文革”初期，听我妈说，医院正闹革命，造反派夺了保皇派的权。我爸“又红又专”，又会手术，又会演讲，轻易被推到了前线，实在没时间照看孩子。后来听爷爷也说过，一家人吃饭，吃着吃着就炸锅了，叔叔姑姑们分成了两派——对这些，我当然没记忆，不过，一定影响了我的性格——净呆在一边看人闹了，我闹也没人搭理，鼻涕过了河只能用袖子擦。

“奶奶不是亲的”，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语出《红灯记》。荧幕上的革命者几乎都是单身，有亲人的也要强调不是亲的，以表示彻底革命的决心。

奶奶育有一堆子女，活下来了二男四女，最小的女儿，是我的小姑，跟我哥一般大——后来听我妈抱怨说，跟婆婆一起坐月子很丢人。还有，奶奶喜欢把食物嚼一嚼喂我，我妈觉着不卫生——我妈和这个婆婆的关系一般，以上问题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奶奶对我爸不好——怪只怪我爸不是她亲生的。奶奶对我很好，可以用“慈祥”这个词。她从没打骂过我，虽然常听家里人说她很不讲理——这种情况只能定义为“隔辈亲”。

住在潍坊的时候，家里几乎没有肉吃，最常吃的是玉米面煎饼。那东西韧劲极大，比粗布不差，特别费腮帮子，但也练就了家人坚韧的牙口。因我是家里唯一的第三代，我有吃肉的特权。我妈一个月30元的工资，要寄给奶奶10元。奶奶一个礼拜买一个肉火烧，只有我能享受到——想来惭愧，要知道叔叔姑姑们的岁数也不大，他们一定在旁边流哈喇子来着，说不定也闪过革命的念头。

我对这种肉火烧印象深刻，个头类似月饼，皮薄馅足，外焦里嫩，一口流油。但今年初再吃，味道不对了——也许肉火烧没变，我变了。

奶奶是“解放脚”，就是那种没法解放彻底的脚，脚趾全被挝到脚心，像俩永远不能展开的拳头。她洗脚的时候，我见过——这种毁人技术，当年是一种普遍的道德。所以在时间这条大河面前，咱们谁也别对自己的审美太自信。比如我奶奶的脚，简直是一朵含苞的睡莲，旱死在美丑莫辨的中间地带。她一直穿着小鞋，还打着绑腿，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没记得有过其他颜色的打扮。

她很少出门，好像从不串门唠嗑——洗衣烧饭之外，安静地坐在炕沿，卷纸烟抽，面前永远一片烟雾。留在我记忆里的她，只是一张焦距模糊的黑白照片。

回 乡

改革开放后，我天天被灌数理化，指望将来“走遍天下”，几乎把她老人家忘了。1989年，我在齐鲁石化实习，从事司炉操作，四班三倒，每天都要盯着日本仪表倒时差。我把脑子终于倒乱了的某一天，突然想起了她，于是跟谁都没打招呼，直接回了潍坊的老家。

二马路还是老样子，下了绿皮火车就摸去了。插说一句，坊子区在一战时归德国，是胶济线上的一个加煤加水点，一战后转给了日本，所以主要街道和建筑是德日风格，不过我们家住在贫民区。推开院门，喊了声奶奶，她就踮着小脚从屋里小跑出来。后面跟着我的小叔。

我小叔比她还要惊奇，直对她喊：“你一个月不下床，见了孙子能跑了，装病吧你?”我这才知道她已卧病一个月，小叔一直陪着她。

小叔比我大八九岁，住在院里的小南屋，他喜欢写字、画画和喝酒，整天吊儿郎当，一辈子不思进取。墙上挂满了他涂过墨的白纸，突然进去的人，会觉着糁得慌——我现在这个样子，说不定受过他的影响。

也是在1989年，我去过他自己的家，他已结婚育子，不写字画画了。家里只有他不工作，奶奶病了，就得他陪着。他每天喝一瓶白酒，席梦思床底下排了满满一层酒瓶子，都是两元一瓶的坊子白干。坊子白干，地瓜干酿的，劲大味冲。酒厂就在坊子区，我儿时的鼻孔中，始终充盈着一股酒糟味。

大概三四年前，他去世了。据说是从家里出来，沿楼梯走到楼下，突然倒地，再没醒来，时年52岁。这事一直瞒着奶奶——其实瞒不瞒无所谓了，她已经老年痴呆。

后来改我大叔照顾奶奶了，累在其次，让人憋气。他说，娘虽老糊涂了，吃喝拉撒还能自理，只是喜欢往被窝里藏油条、炸糕，弄得被窝里油乎乎的——肯定是挨过饿的后遗症。奶奶不高兴了，会骂儿媳妇和孙子，有时还要吵着跟大叔“离婚”——爷爷早她二十多年去世，之前离婚的念头许被沉重的生活压住了。

家里实在呆不下，大叔把她送到了养老院。人家养老院当然不爱收，给钱也嫌麻烦。果然没几天，奶奶把当地公安局局长的妈给打了，而且是脱下鞋来打的，想不通她怎么还能脱下鞋来。

奶奶大概生于1916年。满清完蛋了，民国一片混乱。没过多久，潍坊又被德国和日本占了。我猜啊，她幼小的心灵里一定埋下了虚无的种子，难怪喜欢说“攒着攒着，窟窿等着”。

大叔说，奶奶的这个岁数不准，报小了，有点遗憾，因为现在的政策是，超过100岁的人，每月可以领到几百元的补助;更有甚者，如果户口落在潍坊北部的沿海开发区，每月的补助是3000元。她都没享受到。

外来者

今年元旦，与几个朋友顺路回了趟坊子。仅仅一里之遥，居然是大片德日建筑，多数保存完好，有些已经翻新——我怎么一点印象没有呢?其中包括医院、司令部、将军楼、马厩和酒馆，现在改名“坊茨艺术区”，不过大多空着，没租出去。

二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所有的房门都关着，像一座废城。小磊敲开一户人家，大妈指着奶奶的故居，说确有一个姓武的老太太，快100岁了，去年去世的;自己不是本地人，搬来不久，更多的事不知道。

奶奶的房子翻新了，院门新刷了黑漆，上着锁。阿坚透过门缝看了一眼，说院里有口大缸。我想把门牌接下来留作纪念，钉得太紧，没弄下来。

最早的房门是向北开的，进门是个过堂，可以穿到后院;过堂里是个泥灶，泥灶上有口大锅;炉灶连着西屋的火炕，睡觉的时候躺一排人，挺挤的，但暖和;家具只有一个关不严门的梳妆台，抽屉里有些针头线脑，另有一个是黑乎乎的案几，上面摆着一个大瓷茶壶。

全家的收入，只是爷爷的微薄工资，他在坊子区的卫生所干活，好像不是大夫。我记事时，他已退休。

1989年的时候，院门就朝西开了，炕也变成了床。家里有了一台12吋的黑白电视机，是叔叔姑姑们买给奶奶解闷儿用的，收不到3个台。奶奶那时还能自己做饭吃，叔叔姑姑们轮流过来陪陪。小叔说，有次回家，电视上放着电大课程，估计放了不是一天两天了。奶奶说，就图有个声响，有个人影。

潍坊当年的规矩，是女人不能上席，她们忙活一天，也只能坐在院里的小凳上吃饭。我上桌的时候，想拉奶奶、姑姑、堂弟妹们一起，被制止了。

我堂弟、堂妹十几个，名字叫不全。最漂亮的堂妹叫芙蓉，4岁的时候被鞭炮炸坏了一只眼，好在表面看不出来。她上学以后陪奶奶住在这里，直到大了嫁人。

邻居的小朋友，只记住了一个，叫柚木，记不住长相了，反正也是穷孩子。院子围墙不高，想约玩的时候，只需趴在墙头喊一声。坊子区的小孩，当时已经不多，稍微有点能力的家庭，都带着孩子去了市里。

1989年回去，再打听柚木，人说已经死了，在当地化工厂打工不久，即被毒气熏死了，岁数也就20左右。

今年元旦再去，他们家的房子还在，看上去破旧，一直没翻新过，门窗全关着，久没人住的样子。

坊子已经建了新区，就在南面不远，过去那里是大片麦地，现今是大片房地产。只有三马路上还有几个晒太阳的老人，他们好奇地看着我们几个外来者。

坊子如今既非城市，也非乡镇，在胶济线上的重要性早已不存在，除了需要保护的德式车站、衙署老楼、旅馆商铺，估计不会维持太久。开发成旅游区也有可能，但我再回来的欲望已经不大——我们家没有祖坟，没有家谱，祖爷爷那辈已是无根的市贫，奶奶这一去，聚会都找不到由头了。

责编：马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