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的标语,哗啦啦的响

墙上的标语,哗啦啦的响

几天来的寒流中,在此无人的会议室打拳之后,不觉走到拆迁指挥部的外面透气。朔风阵阵,曾经拥挤的人来人往的工作人员和签订拆迁协议的人影,遗留在略乎很久前的空域,仿佛还在。那几株夏季开花散香的叶枝花树,落叶亦多,余则仓黑,四处却无人声。

踱步而行,寒冷的风中,忽然听到哗啦啦的声响,回首之处,是指挥部大门两侧墙壁上张贴的告示,其中半页卷起,卷起而垂下,如此知晓,不再是“哗哗”的动静,却是凄厉之声:那是一张要求村民一月之内签订协议的通知,如今告示内容已废,新的协议尚无声息,这卷起又垂下的呼吸,怎无凄厉?

想到历史上很多的告示。孩童时期,记忆小学教师的母亲,领着学生,在我一堂兄的新房山墙上办宣传专栏,概为一九七四年至七五年月间,内容当为其时的各种语录各种宣传。菱形幅面的标题,梅花败后之红色的纸张,报栏的一角,且定有一只巨大的黑色的版画拳头,夹带着风声,向一小撮什么怪物锤砸;也有红旗和松枝的边饰吧,因为童年里喜欢捣捣画画的图像,必是受到母亲和母亲工作的影响。

而如今,纵观一切,那些通知、告示和宣传,又都去到哪里?那座山墙早已不复存在,我的母亲竟于十几年之后过世。那些飘飞的纸张,在秋风或者寒夜里,在旧土街的树枝颤颤抖抖发出萧瑟之声的光阴,更何况冷雨一夜一夜的缭乱斜打,怎无凄惶?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红色地区的标语,以为是向上蓬勃而极具豪迈的吧。影视中着了军装的女孩子男孩子,他们提桶刷标语的镜像,在历史中应不多见,应该会是戴着眼镜的教书先生,或知晓文笔的军中“秀才”,在街头的风中,书写标语张贴告示,影响着那里的风土人情,突破着旧存的秩序;回首那端,何不悲壮?

是啊,在那贫瘠却又洋溢着火与血的年代,当一个村子出现标语和告示的事件,该是怎样的轰动而骇人啊。我们知道“建立苏维埃”、“红军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红色或者黑色的条幅,那些“分田契约”、“纲要通知”没有被吹落,没有被卷覆,更无从湮灭。于个人,成为时代的记忆;于民族,是历史的痕迹;于我们的当代,是怎样的惊心动魄。却又统一散布在历史的每一个角落,映照着夜空中的星辰,又岂是悲壮了的?

不知为何,我会想到这些。几天来,冥思顽劣,总不能清,每每从办公室踱步而出,看着大门两侧的墙壁,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告示,没有人讲解,没有人观看,只有我一个人孤独的逡巡,甚至几日里来,晴日暖暖,连四处的风也没有一点儿的声息。

这是时代与历史的某种技术性问题,还是记忆与目光的某种神秘默契,我不得而知。然而,不知为什么,还是有以上的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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