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

作者

李里峰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

摘 要： 《历史研究》近期发表的两组义和团研究论文，展现出历史事件研究的新前景，即不再把事件视为独立自足的研究对象，而将其作为透视社会结构的研究路径和视角，从而由传统的“事件史”迈向“事件路径”的历史。 “事件路径”的历史意味着事件外延的扩展和看待时间的不同方式。 在史学研究中，“事件路径”是沟通宏观与微观、结构与事件的有效途径，它与社会史、总体史、叙事史等当代史学的新进展并行不悖，因而具有广阔的前景。

关键词： 事件，事件史，事件路径，社会史，总体史，叙事史

一、从《历史研究》两组义和团研究论文说起

当代史学研究队伍的日益扩大和研究成果的迅速累积，使某些研究领域开始呈现“饱和”状态，那些长期为史学界所关注的课题，更因其浩如烟海的文献而让研究者视为畏途。 记得很多年前准备本科毕业论文时，指导老师就告诫我们一定要避开诸如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样的选题，因为与之相关的问题要么早被“研究透了”，要么是我们尚无力涉足的。 近年来的研究状况似乎印证了这种说法，以《历史研究》为例，据笔者粗略查阅，在2001年之前的十年间几乎没有发表一篇专门探讨义和团运动的论文。 当该刊于2001年第1期和2002年第5期接连推出两组质量上乘的义和团研究论文时，的确有些令人惊讶。

两期刊物发表的七篇论文都建立在充分占有和理解史料的基础之上，这是其共同的优点，但它们所体现出的研究视野、方法、取向又分明大相径庭。 从其与中国学界以往研究的关系来看，这些论文具有各不相同的特点。 路遥和王如绘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传统义和团研究路径所取得的新进展，其特点有二，一是关注义和团运动的过程本身甚于运动背后的社会结构； 二是关注本土因素甚于外来因素。 与此相比，四位西方学者的研究都对义和团运动中的外来因素表现出更强的兴趣。 其中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对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省天主教民的考察、狄德满（Rolf G. Tiedemann）对华北义和团民与天主教徒之间武装冲突的考察都是对事件本身的研究，只是将目光转向了对立两极中的另一极。 在关注运动当事人即拳民和教民对事件的理解这一点上，柯文（Paul A. Cohen）的研究颇具新意，但它仍属对事件本身的探讨和再评价。 何伟亚（James L. Hevia）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义和团事件期间西方在中国的劫掠活动及由此引发的西方文明内部的道德反省，不再以事件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而将其作为对西方文明特质进行考察的切入点。 程歗对义和团运动所反映出的本土社会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动态考察，一方面注重本土因素，另一方面着力探究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 依据关注本土因素还是外来因素、把事件作为研究对象还是作为研究社会结构的视角两个维度，这七篇论文构成了不同的类型。

这两个维度中，前者取决于对历史过程中不同因素的关注，研究者的选择与他们自身对各种因素的熟悉程度密切相关，所以毫不奇怪，三位中国学者都采取了本土视角，而四名西方学者正好相反（因主题和篇幅所限，本文不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论述）。 后者则因为对历史事件的不同定位，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研究取向。 一种把事件本身当作研究对象、研究实体、研究领域，力求对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作出真实的描述，可以称之为“事件史”； 另一种则把事件视为历史上社会结构的动态反映，试图挖掘出事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事件成了研究者透视历史的一种视角、一条路径，可以称之为“事件路径”的历史。 这里所说的“结构”，正是年鉴学派所倡导的“长时段”历史的核心问题，它指的是“社会上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固定的关系” 。 对于史学家而言，它“也许是一种组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 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对它的推动也非常缓慢。 一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世代相传的稳定因素： 它们迟滞着历史，阻碍着、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进程。 ” 打个比方，“事件史”把事件视为一幅画，研究者对它详加探讨，作出种种描述和评论； “事件路径”的历史则把事件当作一扇窗，研究者希望透过它看清窗外的世界。

关注本土因素的“事件史”作为中国史学研究的老传统，曾经产生过许多优秀成果，奠定了义和团研究的坚实基础，但是很难否认，这样的研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尤其是大量的成果积累和相对不足的资料发掘导致了研究空间的日益狭窄。 关注外来因素的“事件史”为传统的义和团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但既然仍以事件本身为关注对象，可以设想它或迟或早也会面临类似的困境，因为在把眼光转向西方因素之后，相关的资料不断被发掘，相关的史实不断被澄清，最后也会走到这一步。 在笔者看来，只有在研究取向上作出根本性的转变，将关注点从事件本身投向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从“事件史”走向“事件路径”的历史，义和团史这样的传统研究领域才可能真正长久地保持活力、焕发生机。 当然，从操作的角度来看，中国学者对于本土因素的理解具有先天的优势，探究外来因素则较多地受到语言、资料、环境等方面的限制，所以立足于本土是比较合理的选择。 在这个意义上，程歗所作的本土取向、“事件路径”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上的重要启示（因此以下的分析主要以此文为中心，对另外六篇论文暂不置评）。

二、事件作为研究对象抑或研究路径

在史学研究中，事件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 最广义的事件可以指历史上的一切活动和现象，但这种含义过于宽泛，难以落实到实际研究中去； 如果稍加限制，事件应该具备相对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按照通常的说法，应该具备时间、地点、人物、起因、过程、结果等要素； 而史学研究通常所称的事件范围更窄，只有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较大影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者方可成为历史事件，正如辞书中的定义，事件是“历史上或社会上发生的不平常的大事情”。 在年鉴学派史学家的笔下，事件“是短促的时间，是个人接触的日常生活和经历的迷惘和醒悟，是报刊记者报道的新闻”，总之是与他们力图超越的“短时段”密切相连的 。 “事件史”所要研究的，正是这些短促的重大事件。

一切过去的活动和现象都是历史，都可以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在平静的历史河流中掀起波澜的“事件”，自然会首先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从中国近现代史的情形来看，重大历史事件长期占据史学界的中心位置，以至于越出通常的史学分支学科（如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之外，形成了像太平天国史、义和团史、辛亥革命史、五四运动史这样的独立研究领域。 但是仔细探究，事件史其实并不具备学科建制的意义，不足以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分支学科。 虽然中国当前的史学学科建制在二级学科（例如中国近现代史）之下将特定事件的历史（例如义和团史）与侧重不同历史面相的专门史（例如政治史）相提并论（称之为“研究方向”），但这些领域是基于不同的标准形成的。 仍以义和团史研究为例，它要考察清政府的政策及其与义和团的关系，这属于政治史的范畴； 要探讨义和团、清兵和八国联军之间的武装冲突，这属于军事史的范畴； 要研究义和团兴起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这属于经济史的范畴； 要关注义和团的降神附体、刀枪不入仪式，这属于文化史的范畴……将事件史与各种专门史混杂起来，容易造成学科体系上的混乱。

更重要的是，把历史事件视为独立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事件史”，极易形成一种封闭态势，从而束缚史学研究的视野。 最常见的情形是，事件史的研究对象往往从历史事件缩减为“重大事件”，又进一步化约为政治事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事件史蜕化成了政治史或者政治事件史。 布罗代尔即曾指出，虽然把事件史和政治史的名称混用并不恰当，但“事实上，近百年来的史学，除人为的断代史和个别的长时段解释外，几乎都是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 事件史与政治史相同构的原因在于，首先，作为研究对象的事件必须具备清晰的边界，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复杂的历史背景中剥离出来加以研究，政治事件最能符合这种要求。 其次，事件中心的研究取向极易导致这样的意识，即事件研究价值的大小是由事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决定的，按照通常的观念，政治事件正是左右历史发展方向的重大事件。 再次，政治史是“最古的、最明显的和最容易写的一种历史” ，在“新史学”兴起之前，它本就是中外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事件史对政治事件的极度关注也就很自然了。 最后，中国史学界长期受到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支配的现象，也导致了政治事件的重要性远甚于其他事件，事件的政治意义远甚于其他方面的意义（例如“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文化事件的启蒙意义，即长期为它作为一个政治事件的反帝爱国性质所遮蔽）。

相比之下，“事件路径”的历史具有明显的开放性。 既然关注的对象从事件本身转向了事件背后的社会制度、关系和结构，事件就势必是一种敞开的事件，具有强大的包容性。 既然事件被定位为一种研究视角、切入点，那么事件本身的范围也必定会极大地扩展，在历史中发生过的一切事情，只要具有足够的可操作性，都可以作为事件来考察其背后的历史真实，而无须它自身具有多么深远的历史意义（当然，本身具有较大历史意义的事件，由于在卷入历史进程的程度、反映社会结构的深度、留存资料的丰富度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被纳入研究视野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事实上，二十世纪以来政治史本身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再局限于重大政治事件的历史和精英政治人物的传记。 六十年代兴起的西方新政治史已经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范围，政治的概念被平民化了，凡公共领域皆有政治，甚至家庭和私人领域也事关权力的运用。 由于政治和权力内容的扩大，以往被遗忘的民众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等日常生活有了政治意义，并由此进入史册。 在这样的背景下，事件作为传统政治史的研究对象已经失去了神圣的光环，转而向社会底层和日常生活敞开，这也进一步促使事件在史学研究中的位置发生转变。

就义和团运动这样已经被充分甚至“过度”研究的事件而言，在没有更多资料被发掘出来的情况下，研究中的每一个新进展都必定伴随着研究视域在某种程度上的敞开，而这也就意味着对作为“事件史”研究对象的事件概念的偏离。 近年来西方学者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两部力作，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和柯文的《历史三调》，都表明了这一点。 周锡瑞声称自己所做的是关于义和团起源的研究，试图“尽量客观地理解运动的源流、时代背景、发生的原因以及运动发展的逻辑性”，这与中国学者以往的研究别无二致。 但是他放弃了过去从组织源流入手的研究方法，转而考察义和团的仪式以及蕴育它的华北农村的文化习俗、社会经济环境、自然生态以及政治背景，这就在研究视角和思维方法上与传统研究大异其趣，义和团运动不仅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存在，而且作为探究历史社会深层结构的一个透视点支撑着整个研究。 柯文的著作具有更强烈的理论震撼力，针对以往的义和团研究，他提出既要关注历史对于当事人的真实意味（“作为经历的义和团”），又要对历史神话化的倾向保持清醒的认识（“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从而超越了把历史事件仅仅当作事件来加以研究的“事件史”的局限性。 事实上，即便是最表层的“作为事件的义和团”，柯文的描述也已经超出了传统事件史的范畴，因为义和团所反映的深层社会结构已被纳入其间，成了故事讲述的一部分。

前述程歗的论文也是如此。 作为全文论述线索的那段梨园屯口述史料早在1982年已为义和团研究者们记录下来，却并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在作为“事件史”的义和团研究中，它只是教、民冲突导致村民反抗的众多记载之一，一来有助于澄清梨园屯玉皇庙事件的具体史实，二来不过是印证了关于义和团起源的“教逼民反”、“官逼民反”的简单说法。 但是在将目光从事件本身（无论是义和团这一大事件，还是发生在梨园屯的小事件）转向作为义和团运动背景的乡村社会结构之后，作者注意到了这段史料所反映出的社区精英的行动逻辑，通过对这种逻辑的追根溯源，他找到了历史悠久的民间组织与突发性的义和团运动之间的重要中介，即“那些在变动了的晚清政治秩序中参与反洋教的乡土社会的精英群”，其联合和行动重塑了各自主导的那部分组织和文化，最终通向了义和团的起源并规定了运动自身的逻辑。 和周锡瑞一样，程歗也把自己的研究定位为对义和团运动之起源的探讨，却在研究过程中揭示出动态社会结构的深层真相，从而超越了传统“事件史”的研究范畴。

从“事件史”转向“事件路径”的历史，还意味着看待“时间”的不同方式。 只有时间的推移才能使过去发生的事件成为历史，而事件本身又只有在时间之流中才能成为事件。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兴起之后，尤其是来自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结构主义对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古老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些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分野，例如历史学关注过去而社会科学关注现在，历史学探究过程而社会科学探究结构，历史学是历时性的研究而社会科学是共时性的研究，历史学重描述而社会科学重解释，等等。 传统的“事件史”正是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源流考释、过程描述、影响分析，时间是一种线性的流动，历史事件就在这种流动中得以发生。 在布罗代尔眼中，传统史学的历史时间观是单一的、表层化的，事件史所拥有的不过是短促而快速的时间，在他创设的以长时段为中心的历史时间等级体系中是微不足道的。 但“事件路径”的历史则是社会科学介入历史学的直接后果，它不再把历史事件视为自足的研究对象，在历时性的事件过程考察之外，将相对而言更具稳定性的共时性社会结构（这也正是年鉴学派所追求的长时段历史的主要内容）纳入研究视野，事件本身的重要性相对降低，其意义更多地在于对深层、隐蔽的社会历史真相的反映。 时间不仅以其绵延之维使事件得以发生，其意义更在于为社会结构在事件中展现自身提供了可能性。 这样，“事件路径”的历史就可以有效地将历史学的历时性研究取向与社会科学的共时性研究取向结合起来，时间既是流动的（就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而言），又是相对凝固的（就结构在事件过程中的展示而言）。

三、“事件路径”的历史何以可为

在引入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将研究旨趣从事件转向结构之后，为什么还必须对事件予以关注呢？ 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结构自身不会说话，只是静静地躺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之流中，各种各样的事件则是促使结构显露自身的重要契机。 任何事件都受到各种制度、关系和结构因素的或明或暗的制约，绝不是凭空发生和任意发展的，即便是极具偶然性的事件，偶然性本身也只能促发事件，而不能决定事件发生的方式、发展的走向和最终的结局，这些仍要受制于制度和结构因素。 在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各种力量、各种因素纷纷登台亮相展示自己，从而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关于社会结构的动态图景（柯文对“作为神话的义和团”的研究还表明，事件不仅是事件发生之时社会结构的表演舞台，甚至可以为事件结束多年以后的社会结构提供展示自己的空间）。 所谓“事件路径”，其意义首先就体现于此。

其次，事件本身就是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 人们常将社会结构比作一座建筑，但这种建筑必须在人们持续不断的社会行动中才得以存在，正是一个个事件（最通常意义上的事件，而不是传统事件史以历史意义作为识别标志的“历史事件”）的动态过程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相对稳定和静止的社会结构。 事件既促使深层的历史事实浮出水面，其本身又参与历史事实的建构。 例如1905年废科举这一事件，就在这双重意义上成为极好的研究视角： 一方面使传统社会结构得以显现（传统社会结构中不同阶层之间的制度化流动、知识者与国家之间的制度化关联，恰恰是在科举制废除之后才被人们充分认识到的）； 另一方面又促成了这一结构的瓦解和向新结构的转型。 “事件路径”的历史，就是要把历史事实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透过对事件的深入考察揭示历史事实的深层真相，即历史河流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程歗在论文中指出： “我们过去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地考察了以特定区域为依托的各种民间组织，是怎样从历史的深处‘走’出来的； 现在，我们则可以进一步讨论这些组织是怎样在变化了的区域格局中‘动’起来的。 换言之，需要在‘区域’和‘组织’之间寻找新的可以涵盖和沟通两者的研究角度，更具体地说，是要找出一股对特定区域的多层组织及其所属民众进行社会动员的力量。 ”这就清楚地体现出将历史事实、社会结构视为一个动态过程加以探讨的理论自觉。 民间组织和蕴藏在它背后的民间文化（与义和团运动这一突发的、短时段的事件相比，它们正是稳定的、长时段的结构性因素）都不是静止不动的，通过“社区精英群的联合和行动”这样的动态过程，它们一方面向史学研究者们显露出自己的真实面貌，一方面引领着自己的发展变化，导向了似乎是突如其来的义和团运动。

美国学者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叫魂》一书 ，堪称这种“事件路径”的历史的典范之作。 作为叙述主线的叫魂事件，最终证明不过是一连串子虚乌有的妖术指控，是“一出追求幻觉的历史闹剧” ，然而在作者笔下，它却成了帝制中国官僚君主制中两种权力角逐的舞台，来自皇帝的专制权力与来自官僚的常规权力既密切关联又彼此冲突，它们在对叫魂事件的处理过程中纤毫必现地展示出各自的利益、能量和特征，从而使官僚君主制中最深刻的内涵大白天下。 从动态而不是静态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通过事件过程来透视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实际运作，“事件路径”的历史的这一本质特征在孔飞力的著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实际上，在历史学借鉴社会科学概念、理论、方法的同时，社会科学也正努力引入历时性的研究视角。 在社会学、政治学等关注制度和结构甚于事件过程的学科领域，事件既作为动态的社会事实又作为透视社会结构的切入点，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社会学家孙立平在考察国家与农民关系时提出的“过程－事件分析”策略，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他注意到在当前农村中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事实，一方面是国家权力在农村的弱化和撤退，农村基层组织陷于涣散与瘫痪； 但另一方面，国家的意志在农村仍能得到贯彻执行，主要体现在征收定购粮、落实计划生育等棘手的行政任务仍能较好地完成。 这种矛盾反映出静态的结构研究存在的局限，孙立平敏锐地称之为“结构上的不可见性”，即在静态的结构中，事物本身的一些重要特征，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事物在遭遇不同情境时可能发生的种种变化，都并不是前在地存在于既有的结构之中。 相反，只有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这些东西才可能逐步展示出来。 所以他尝试从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事实，将所要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并将过程看作是一种独立的解释变项或解释源泉”，把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视为一种动态的实践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态的结构，从而对他观察到的矛盾现象作出了成功的解释。 之所以不避繁复地详细介绍一位社会学家的论述，是因为这段话完全可以用来说明通过“事件路径”进行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区别仅在于研究者所关注的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社会结构。

又如，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问题近来成为政治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村民自治这种新制度（具体到每一个村庄则以村委会选举这一事件的面目出现）为研究者提供了深入观察农村政治结构的机会。 在村庄这样的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中，政治结构、政治关系往往为农民的日常生活、日常社会关系所掩盖，而以村委会选举为核心环节的村民自治，则使村民或主动或被动地直接卷入国家政治生活，从而使隐蔽的乡村政治结构、政治关系在研究者面前显现出来。 从当前村民自治研究的大量实例来看，这正是一种“事件路径”的研究，村委会选举这样的事件成了农村基层政治研究行之有效的视角和路径。

美国诗人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写道： “这村庄不愿显露自己/但肯定有自己的意思……” 社会结构潜藏在历史深处，沉默而隐秘，历史事件是它们偶尔发出的呢喃低语，虽然含混模糊，却是我们借以抓住它们意思的重要契机。 正因为如此，“事件史”似乎陷入了困境，“事件路径”却对史学研究大有裨益。

四、“事件路径”的历史与社会史、总体史

简言之，“事件史”是从研究对象出发得出的概念，“事件路径”的历史则是从研究视角出发得出的概念。 将“事件史”与“事件路径”的历史相对举，颇类似于作为专史和研究对象的社会史与作为通史和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之间的分野，而这正是国内外史学界关于“社会史”概念论争的焦点所在。 循此对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略作考察，可以看到事件和事件路径在史学研究中所处位置的变化。

二十世纪西方史学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新史学”兴起并取代了十九世纪兰克史学的主导地位。 新史学与传统史学之间存在着一系列重要差异，例如研究领域的扩展、研究视角的转换、研究方法的更新等等。 首先对以事件史、政治史为特征的传统史学发起挑战的是年鉴学派的史学家们。 在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布洛赫（Marc Bloch）看来，政治史是一种叙述性历史，又是一种事件性历史，历史舞台上演出的种种表面现象掩盖了在幕后进行的真实历史运动，而人们必须透过运动的隐蔽结构去寻找现象的本质，并进一步加以分析和说明。 在与传统事件史、政治史相对立的意义上，他们提出了关心人类的全部活动、追求历史整体认识的“总体史”。 布罗代尔对历史时间的等级性区分，更将事件“放置和禁锢在短时段之中”，它“以其大量的烟雾而占据着当时代人的意识，但它并不能长久延续，人们只能短暂地瞥见它爆发的火焰” ，事件不仅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更成为遮蔽人们视线、使之无视社会结构之类深层历史真实的罪魁祸首。

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事件”，历史正是由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事件所构成，历史研究是离不开对事件的叙述、分析、解释的。 社会史、总体史将事件史、政治史树为自己的对立面，却不能将事件排除在视野之外。 布罗代尔曾以批评的语气谈到一些哲学家对“事件”概念的理解： “严格地讲，一个事件可能具有许多连带意义。 它有时为一些深刻的运动充当见证，并且通过种种牵强附会的因果推理——以往的历史学家乐此不疲——吞并自身以外的长段时间。 它可以被无限延长，自由地或勉强地与一系列其他事件或隐蔽现实相联系。 ” 但是撇开其中“牵强附会”的因素，这段话却相当准确地阐述了事件在历史研究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性： 从纵向看，事件可以通过因果关联而“吞并”自身以外的长时段； 从横向看，事件可以“无限延长”而与其他或隐或现的事件结成相互关联的事件网络。 这就足以使事件克服短促、孤立、表层的局限，而与关注结构的、深层的、长时段的历史协调起来。 正因为如此，年鉴学派所反对的只是历史研究停留在事件的表面，却并不是要把事件逐出历史研究的领地。 布罗代尔在批评“事件史”的同时仍对事件给予关注，当哲学家萨特撰文支持短时段、提倡注重人物传记和实际事件时，他甚至表示“完全同意”，因为萨特在实际研究中总能够“回到时代背景”。 布罗代尔理想的史学研究绝非摒弃事件的泛泛之论，而是“沙漏计时器能朝两个方向倒转——从事件到结构，再从结构和模式回到事件” 。

新史学的“总体史”理想自然是与“事件史”格格不入的，但同样存在如何理解总体史概念的问题。 随着史学领域的不断开辟、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展、学者分工的不断细化，费弗尔所期待的那种“由人类经历的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 越来越不可能，也越来越不必要。 在史学研究的具体实践中，总体史或者像肖努（P. Chaunu）等第三代年鉴派史学家那样，向后退却成为一种号召、方向、理想； 或者被赋予新的含义，从内容上的总体史转变为方法和视角上的总体史。 两相比较，似乎后者更具有诱惑力。 正如赵世瑜所说，“总体史绝不仅仅只有时间或者空间上的意义,它更多地是表示跨学科、跨领域的整合” 。 在研究路径的意义上，在跨学科、跨领域整合的意义上，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同样可以构成总体史。

值得提出的仍是《叫魂》一书，从题材来看它应该是一部典型的事件史，作者却以事件（而且按照通常的理解很难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为切入点，对与此相关的各个历史层面都作了深入的探讨，从而通过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折射出一个历史时代的总体面貌。 从横向看，对十八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背景、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以及民众的心理意识等各个方面都作了探讨； 从纵向看，既有对清初征服年代的回顾，又有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比较。 作者“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 ，使读者在欣赏故事之余，足以对帝制晚期中国的社会历史状况有一个更加完整和真切的了解，这正是总体史所努力追求的目标。

五、“事件路径”的历史与“叙事的复兴”

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不仅是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视野的放宽，更具有研究范式转型的意义，那就是“叙事”在遭受科学史学和年鉴学派的批评、摒弃之后重新崛起，并因社会科学的介入而获得了新的活力。 传统史学既以政治史为研究鹄的，以事件为考察对象，对事件的叙述便成为史学撰述的基本手段，所以希罗多德（Herodotus）以下的西方古典史学家和司马迁以下的中国传统史学家，几乎都能得心应手地借助叙事的形式讲述历史，能像讲故事一样把历史中发生的事件叙述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 然而十九世纪末期以来，史学的科学化开始成为西方史学的主导潮流，实证主义史学家希望把历史学变成象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可以验证的科学，年鉴学派则试图以“总体史”代替“事件史”，探寻历史深层结构的变迁。 科学主义侵入历史学并战胜了延续数千年的叙事传统，所谓“计量史学”、“系列史学”的出现，更使一些历史著作“为数据图表、公式模型所充斥，以往优美的语言、生动的叙述、精巧的布局不复得见，从而产生了历史表述上的困境，史着失去了本应具有的美感和可读性” 。

人们对这种状况的不满，逐步演变为对以早期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反拨。 法国史学理论家韦纳（P. Veyne）主张史学与纯科学的不同，在他看来，“历史就是叙述事件，叙事就是把历史上的行动者相互之间看来是局部的、混乱的和不可理解的情节联系起来，并加以理解和解释。 ” 明确表达了从分析史学转向叙事史学的要求。 七十年代，西方史学界出现了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称之为“叙事的复兴”的一批新著作，其中包括斯通本人从家庭、性和婚姻等角度探讨英国世界观和价值体系变化的《英国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家庭、性和婚姻》，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探讨法国西南部一个纯洁派村庄的《蒙塔尤》（作为第三代年鉴派史家的代表，他的著作清楚地表明了年鉴学派内部对叙事史的重新认可），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探讨十六世纪一个磨坊主精神世界的《奶酪与虫豸》，以及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Davis）通过替身丈夫的案件探讨十六世纪法国下层社会的《马丁·盖赫返乡记》等。

这些历史著作最大的特点就是从分析重新转向叙事，将一个人的历史或者一次戏剧性事件的历史纳入研究视野，进行充满理解和同情的叙述。 但是在经过了新史学的洗礼之后，这种叙事已经与传统政治史、事件史中的叙事有了巨大的差别。 如同斯通所指出的那样，它们不再是为了叙述而叙述，而是为了发现历史进程中文化和社会的内在运作； 不只是写作方式的变化，而且体现了历史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全面转向，即“从围绕人的环境转向关注环境中的人，研究的问题从来自于经济学、人口学转向来自于文化和情感，首要的材料来源从受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的影响转向受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影响，关注的对象从群体转向个人，对历史变化的解释从分层的、单因果的转向一切相互联系的、多因果的，研究方法则从计量转向个人例证，组织文章的形式从分析转向描述”（因此这一潮流也被称为新文化史研究）。 在古已有之的叙事风格中增添了新的观照、新的方法，所以斯通准确地将其称之为“一种新的旧史学” 。 由此，事件和对事件的研究在史学领域重新得到承认并被赋予极其重要的地位。

不难发现，在以研究方法和撰述手段转变为主要内容的史学范式转型中，看待事件的不同态度总是起着重要的作用。 传统史学关注事件，便以考证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叙事为主要表述手段； 由年鉴学派开其端绪的新史学关注结构，则以解释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分析为主要表述手段； 及至新叙事史兴起，事件再度引起研究者的瞩目，研究方法和表述手段也开始呈现出一种综合的态势。 从传统叙事史经由新史学再到“叙事的复兴”，和从传统“事件史”经由新史学再到“事件路径”的历史，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两个过程，对事件和事件史的批判也就是对叙事和叙事史的批判，而叙事和叙事史的复兴也就是事件和事件研究在史学领域的复兴。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此时的事件和事件研究已经吸取了新史学的优长之处，虽然是以批判年鉴派新史学、回归传统叙事史的面目出现，但它与传统叙事史之间的距离却要远远大于它和新史学之间的差别。

这可以看作一种否定之否定，一种新的综合。 倡导新社会史的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已经注意到新旧史学之间的关联性，他将宏观的结构分析和微观的描述方法分别比作自然科学家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希望兼顾结构分析与个别叙事，反对过多使用计量方法和静态结构分析。 如果将宏观与微观、结构与事件、分析与叙事、静态与动态视为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不可偏废的两极，那么我们会高兴地发现，“事件路径”正是一种通过微观探讨宏观、借助事件考察结构、分析与叙事并重、静态与动态兼顾的研究路径，足以成为将这两极连接、沟通、协调起来的有效途径。

本文原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44-153页。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