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建筑师的抗战

建筑实践者的使命,是个人实现,还是社会担当?

和平年代,优秀的作品与安定的社会环境一起营造人们的岁月静好;然而在动荡岁月,建筑师的设计能够承载多少国家与民族的期盼?结构师的创造又能庇护多少深陷绝望的生命?

82年前的今日,那场惨绝人寰的屠戮,于一座城市是鲜血淋漓的浩劫,于整个民族是刻骨铭心的伤痛,对于当时的建筑从业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他们又能做些什么?本文足以引发我们思考……

文:小陆飞刀

1937年12月13日,国难日。

这一天,日军攻进南京城,开始了一场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大屠杀。

昔日首善之都,此时已被血火吞没,沦为人间地狱。

浩劫来临之际,一群留守在南京的外国友人,以德国西门子洋行经理拉贝先生为首,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设立了3.86平方公里的南京安全区。

▲ 拉贝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及红十字会成员在安全委员会总部前的合影,居中者为拉贝,左一为贝德士。

▲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合影

安全区内建立了25个难民收容所,如末日中的诺亚方舟一般,为近25万中国难民提供庇护之地。

▲ 南京安全区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中学、鼓楼医院等教会机构为中心,占地约3.86平方公里(注:资料数据,实际面积不止),四面以马路为界: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划线至西康路;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南面从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起,至新街口起点止。

其中,与金陵大学相关的,有金大蚕厂、金大图书馆、农科作物系、金大宿舍和金大附中5个难民收容所,金陵大学前后收容了约3万难民,成为当时最大的难民收容所。

▲ 安全区界内分设交通部大厦、华侨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学等25处难民收容所,金陵大学是其中最大的一处收容所。

▲ 安全区内的难民收容所

金大难民收容所的总负责人是一个中国人,他叫齐兆昌,建筑工程师。

▲ 齐兆昌先生

齐兆昌出生于1892年,因家庭生活艰难,14岁时进入教会办的杭州育英书院半工半读,读完中学后继续在该校接受高等教育,上学时还兼给学校敲钟打工。到了1914年齐兆昌毕业那年,学校已迁入钱塘江边的新校址,并正式改名为之江大学。

▲ 之江大学旧照

1919年,齐兆昌受教会资助,远赴美国深造。他先在北俄亥俄大学攻读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又到密歇根大学攻读公路工程专业,也是靠打工完成了学业。

▲ 齐兆昌使用过的英文教材

齐兆昌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毕业回国后不久便就职于教会办的金陵大学工程室(校产组),任工程师兼农业工程系教授,此后历任校务委员、首任工程主管、校产管理处主任等职,在金陵大学长期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 南京最早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之前,齐兆昌即已进入建筑行业,是早期很少的系统接受过西方专业教育的中国工程师。由于他特殊的教会背景,工作范围有限,设计的又都是相对单一的教会建筑,他的名字很长时间被大众忽略。但他凭着深厚的专业素养和认真的工作态度,同样为南京这个城市建造了许多优秀近代建筑。

金陵大学是南京最早的教会大学,其校园建筑由美国帕金斯建筑师事务所负责总体规划和主体建筑设计。美国工程师司马担任现场督造和技术指导,齐兆昌担任中方监理工程师,南京本地最大的陈明记营造厂(一说是上海的陶馥记营造厂)承担施工,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专业和强大的组合。

▲ 金陵大学东大楼(理学院),建于1926年。

▲ 金陵大学学生宿舍,合称天干地支楼,建于1925年。

▲ 金陵大学小礼拜堂,建于1923年,齐兆昌设计。

▲ 金陵大学校门,建于1930年,齐兆昌设计,现已不存。

据齐兆昌之子、当代著名建筑大师齐康院士回忆,齐兆昌工作非常勤奋,在金陵大学建设期间,他家正好毗邻大学建筑工地,齐康经常看见父亲在被改造为工作间的门房里,起早贪黑地和助手绘图,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

▲ 建设中的金陵大学东大楼。

齐兆昌在解决施工现场技术问题和施工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纠正了西方建筑师因不了解中国建筑形态而产生的误解做法,保证了建筑工程高质量的完成,获得了美方工程师的称赞。

齐兆昌的敬业和虔诚得到了美国教会的信任,他当时的地位相当于南京地区教会的总设计师。除了金陵大学校舍工程外,金陵女子大学,基督中学(中华女子中学)、圣保罗教堂、金陵女子神学院、明德女子中学,以及南京附近地区如安徽滁县的教会建筑,很多建筑都是由他设计或者监造的。

▲ 圣保罗教堂,南京现存最早的基督教圣公会教堂,建于1922年,齐兆昌设计监造。

▲ 金陵女子神学院旧址,齐兆昌设计。(@老邵 摄影)

齐兆昌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建筑设计师,更是一个拥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他的爱国热情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的1934年已表现出来。

在今天的南京大学鼓楼校区(金陵大学旧址),有一处叫做“大纛坪”的小广场,平时是老年人锻炼身体的地方。广场的一角,矗立着一根老旧的大旗杆,其来历与金陵大学校史上的一次著名的爱国事件有关,而齐兆昌则是这个事件中的重要当事人之一。

大旗杆边石碑上的《大纛坪碑记》,铭刻了这个事件的始末:

1934年底,几乎和金陵大学比邻而建的日本领事馆,在鼓楼百步坡上立了一根高度与金陵大学北大楼塔楼(当时南京城最高大的标志性建筑)相齐的钢骨水泥旗杆,令日本国旗的高度超过了金陵大学校园里的中国国旗。此时正值全国抗日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这种行径是广大爱国师生忍无可忍的。

▲ 鼓楼岗上的日本领事馆旧照,可见左侧飘扬着的太阳旗。

望着终日在校园上空招摇的日本国旗,金大师生“触目刺心,忿而共慨”。31名同学在金大校刊上发起募捐,要筹资建一座更高的旗杆,以打击日方的嚣张气焰。他们的倡议得到全校积极相应,短期内即募得680元大洋。

▲ 金陵大学的华人校长陈裕光,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

在校方积极支持下,由齐兆昌设计,金陵大学在北大楼南侧的大礼拜堂边,建造了一座钢管式的新旗杆。

新旗杆于1935年8月落成,它入土5米,地上部分由28节钢管套接而成,高40米,足足超过日本领事馆旗杆3米有余,且质量与外观都胜日本旗杆一筹。

▲ 金陵大学大礼堂旧照,大旗杆原在礼堂南侧。

金陵大学秘书处发出通告:自1935年10月14日起,每日上午6时15分、下午5时举行升旗、降旗仪式,全体师生于所在地点一闻号音,即需中止一切活动,自动立正,目送国旗徐徐升、降。

▲ 大旗杆旧影

据齐康院士回忆,新旗杆升旗那天,随着中国国旗缓缓升空,学生们高呼抗日口号,南京全城到处回荡着义勇军进行曲,就连齐康这样的小学生也跟着哼唱。

中国国旗在校园上空高高飘扬,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欺辱的气概。

▲ 金陵大学大礼拜堂旧址现状,南侧的旗杆已被移走。(@老邵 摄影)

旗杆原来建在学校大礼堂的南侧,1964年5月,建国后在金陵大学旧址上成立的南京大学,因需建造教学楼,将旗杆迁立大操场南侧,这里就成了现在的“大纛坪”。

这根旗杆,可能是齐兆昌设计生涯中最小的一件作品,但蕴涵的意义非常重大,现在它已成为鼓楼区不可移动文物。南京大学还在这根旗杆旁刻石立碑,让后人牢记这段历史。

1937年,“旗杆事件”过去两年后,战争终于全面爆发。

随着淞沪会战失利,上海沦陷,首都南京已成为一座危城,金陵大学被迫西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坝。时任金陵大学工程处兼校产管理处主任的齐兆昌,毅然和其他30多名中西籍教职员一起,留守在南京保护校产。

▲ 恐怖笼罩下的国际安全区

▲ 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总部设在宁海路5号(即金城银行别墅,后来的马歇尔公馆)。

南京城破,金陵大学校园成为安全区内最大的难民收容所。齐兆昌担任了金大宿舍收容所的所长,同时兼任金陵大学收容所的所长。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金陵大学收容所敞开怀抱,庇护南京数万妇孺百姓免受日寇蹂躏。

▲ 金陵大学学生宿舍旧影,当年在这里设立的金大宿舍难民收容所由齐兆昌直接管理。

金陵大学虽然在安全区内,其实并不安全。持枪的日军仍经常成群闯入金大收容所,搜捕、枪杀藏在难民中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警察,肆无忌惮地对妇女暴施兽行。

▲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院内聚集的难民

据金陵大学副校长、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委员贝德士记录,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官兵非法进入金陵大学达1720次,为进行强制劳动而强行拉走647人,凌辱妇女290人,并发生了60余起杀伤事件。

▲ 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金陵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陵大学“应变委员会”主席兼副校长﹑“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与“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委员。

1937年12月26日,日军以办理难民登记为由,将避难于金大图书馆内的2000余名难民,迫令集中在网球场上,从中搜捕了300余名青壮年,驱至五台山及汉中门外悉加杀害。

▲ 金大图书馆,由杨廷宝设计,建于1936年,是金陵大学建筑群里建成最晚的,这里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也成为难民收容所。

▲ 金大网球场旧照

▲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及遇难同胞纪念碑,位于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天文系院内。(@周英年 摄影)

险境之中,身为难民收容所所长的齐兆昌也经常面临生命威胁。

最危险的一次,发生在日军攻占南京的当天晚上。那时齐兆昌正在收容所外巡查,被日军发现,竟准备用刺刀杀害他。幸好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齐兆昌的美国同事里格斯得到信息,及时出面营救,齐兆昌才侥幸逃生。为了防止再发生意外,齐兆昌当晚没有回家,在平仓巷里格斯住处的简易床上过了一夜。

▲ 里格斯(Charles Riggs),中文名林查理,美国人,金陵大学农艺学系教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在金陵大学难民所救护难民,是他营救了齐兆昌。

在美国传教士乔治·费奇1937年12月22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录:“晚上金陵大学的大门一再被日本兵用刺刀威胁,青年会一位干事的父亲,又忙着把正在齐兆昌家里要强奸妇女的日本兵赶走。”

▲ 乔治·费奇(George Ashmore Fitch),中文名费吴生,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南京分会负责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兼总干事,战后曾作为证人出席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面对恐怖与威胁,齐兆昌将生死置之度外,仍然和中外同事一起日夜坚守在金大收容所,担负起照顾难民衣食住行的重任。

▲ 难民在安全区内转移

大量难民涌入收容所,金大将北大楼、西大楼、东大楼、新科学馆、学生宿舍、体育馆,以及新建的图书馆等,全部腾出来,所有的床、桌椅等也全部拆除,难民只允许携带少量必需物品,睡觉只能打地铺,但仍然不能满足收容源源不断涌入的难民,后来的难民只能在校园空地上搭建草席棚或帐篷居住。

▲ 金陵文理女子学院收容所内难民的住宿情况

齐兆昌他们多方设法,将所有的自流井都用来取水,解决难民用水困难。而难民大小便的问题,则只能搭个芦席棚子,开个地沟来应急。

▲ 收容所的女难民在洗涤、晾晒衣服

至于食物供应,难民们除了可以领到收容所分发的免费米、面,还每天还可以两次到红十字会设在金大的粥厂低价购买米粥。但由于长期喝粥,很多人出现腹泻症状,许多金大收容所的工作人员也是骨瘦如柴。

▲ 魏特琳(左一)与红十字会施粥处工作人员合影

▲ 安全区总部院内排队领取救济的难民

▲ 难民在领取救济食品

为预防瘟疫的流行,国际委员会还从上海购买豆类鱼肝油等物品以及防治白喉等疾病的药品,运进南京,同时修建专用厕所,及时将垃圾和粪便进行清运,避免瘟疫的发生。

▲ 威尔逊医生为难民注射预防伤寒疫苗

国际委员会还举办了各种工赈,金大收容所雇佣、组织一些有劳动技能的难民从事生产,如春耕(金陵大学当时有农场)、 织布、 被褥衣物的准备等,以工作救济帮助难民。

▲ 金陵大学农场旧影

1937年12月下旬,齐兆昌为向安全区汇报他的收容所所收难民,列出一个名单,人数达1万多人,其中包括金陵大学的仆人。到了次年1月上旬,人数有所减少,但仍有7000人之多,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 金大收容所里的儿童

▲ 67岁的亨兹小姐在金陵大学照料婴儿

整个金陵大学,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共收容了近三万难民,除普通难民外, 还有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以及随后由金陵女子大学转来的数千名女性难民。

▲ 难民在金陵大学校园草坪上聚集,背景是东大楼。

局势稍缓后,齐兆昌和金大的同事陈嵘教授等人又在金陵大学北大楼举办了“金大难民自修团”,组织难民上课。授课内容包括体育、算术、日语、英语、国语、音乐、圣经等。教师授课是可以有报酬的,而齐兆昌则分文不取。

▲ 金陵大学北大楼旧影

1938年5月底,金大难民收容所被迫关闭,但齐兆昌、陈嵘他们兴办教育的步伐并没有停止。

1939年下半年,金大留守人员在金陵大学校址开办了金陵补习学校,贝德士为名誉校长,陈嵘主持全面工作。

▲ 陈嵘教授,留日博士,金陵大学森林系主任,南京沦陷期间受命留守金大, 后来实际上成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中方负责人,曾数次冒死出入日军司令部,忍辱负重与日方交涉谈判。他和齐兆昌等人一起,为保护校产、救助难民、兴办教育做出极大贡献。

1940年2月29日《申报》刊登的教育新闻《西迁后金陵大学近况》写道:“南京该校办事处留守各中西教授,自前冬从事难民救济工作,去秋更先后开办金陵补习学校及工读学校、鼓楼医院之难民治疗及救急等工作,自前年迁校以至目前,曾未停止其医药上之服务工作。该校一十八年秋季开学,共录新生二百零六人,新旧生计五百七十八人,文理农三院共设学程一九六,教职员二七三人”。

▲ 1940年2月29日《申报》教育新闻《西迁后金陵大学近况》

由于教学秩序正常,社会名声较好,于1940年下半年便扩充办学,有学生二三百人,改名为“鼓楼中学”,仍由美国教会主办,陈嵘为校长,齐兆昌为总务主任,全面设置普通高中课程。

难民收容所为难民们提供了物质援助和暂时的栖身之地,而齐兆昌他们开辟的课堂,则抚慰着苦难中人民创伤的心灵。

文明终将战胜野蛮,智慧之光照耀下的民众,长夜之中也不会沉沦,中国的未来依旧充满希望。他们的学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沦陷区中国人的精神收容所。

1941年12月,日本战机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金陵大学全部校产随即被伪中央大学接管,金大的美籍教授也纷纷离开南京。

▲ 金陵中学旧影

1942年,经过与日方反复交涉,齐兆昌与陈嵘教授将金陵大学原址内的鼓楼中学迁往干河沿的金陵中学校址,更名为私立同伦中学,陈嵘任校长,齐兆昌任教务主任,既保护了校产,又使沦陷区的失学青年有书可读,还帮助了留校教职员解决生计。

▲ 1945年1月《申报》上的南京同伦中学招生广告

长夜漫漫,风雨凄凄,齐兆昌咬紧牙关坚持下来,终于等到了抗战胜利。

1945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金陵大学也随之回迁。当师生们返回校园时,发现齐兆昌已将金陵大学所有的校舍包括家属住宅修整一新,笑眯眯地欢迎大家回家了。

▲ 1946年的《金陵大学校刊》,报道了金大师生全部返回南京的消息。

1948年元旦,国民政府授予齐兆昌、陈嵘等人“胜利勋章”,表彰他们在抗战期间的功绩。

▲ 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实物图片(图片来自网络)

抗战胜利后,经金陵大学副校长、日据期间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贝德士向新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力荐,齐兆昌还担任了西康路的美国领事馆新址的设计工作。

▲ 西康路美国领事馆旧影

这处建筑,在国共和谈期间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后来它又目睹了司徒雷登的黯然别去,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 西康路美国领事馆旧址,现为西康宾馆。(@老邵摄影)

1949年南京解放以后,齐兆昌继续留在金陵大学工作。

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和原南京大学部分系科组成新的南京大学,齐兆昌也就随入南京大学,任工务科主任。

▲ 上世纪五十年代老照片,齐兆昌设计建造的老校门那时还在,校名已经改成了南京大学。

1952年,齐兆昌因患癌症,住进了南大隔壁的鼓楼医院。当他听到校园里敲起了急促的钟声时,还特别嘱咐对前来探视的校友,打钟时最好先缓后急,逐渐加重,以免把钟敲坏。

▲ 今日南京大学校园内小礼拜堂旁的钟亭

或许,这时的他又回想起钱塘江畔为学校敲钟的学生岁月?

1956年初,齐兆昌先生病逝于南京,终年64岁。

有个后话,在齐兆昌先生逝世近三十年后的1985年8月,南京江东门建起了一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纪念馆的设计者,正是齐兆昌之子、这时已是中国著名建筑大师的齐康。他费尽20年心血设计了这座建筑,并长期义务担任纪念馆的后期维护、改造工作,始终不收分文。

【本文主要参考书籍

《平民建筑师——齐康传》

(李伶伶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

《大匠筑迹——民国时代的南京职业建筑师》

(汪晓茜著,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特别鸣谢:

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卢彦名博士提供高清历史图片,南京文保爱好者@老邵、@周英年 提供精彩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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