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心理学与日常生活

[美]赖特R.WRIGHT

作者简介:[美]赖特R.WRIGHT

人大复印:《心理学》1997 年 04 期

原发期刊:《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6 年第 12 期 第 14-17 页

动物学的语言往往十分令人信服。人类被称为“一雌一雄结合的”物种。看来,永久的一夫一妻制对我们来说是自然而然的,就象它对鹅、天鹅以及其他以诸如“爱情鸟”、“宝贝”等称号进入我们的辞典的飞鸟一样。一些专家说,家庭价值观念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之中。在1967年的畅销书《裸猿》中,动物学家莫里斯(D.Morris)以令人欣慰的权威写道,人类性欲的进化目的在于“强化一夫一妻制和维护家庭单位”。

这种情景最近受到了某种损害。首先,鸟类不再是这种振奋精神的角色模型。鸟类学家现在利用脱氧核糖核酸(DNA)指纹法,能够检查一只母鸟的配偶是否真是其后代的父亲。结果发现,某些雌山雀如此沉湎于与雄山雀的私通幽会,以致在社交等级体系中把配偶置于次要地位。对雌家燕来说,带有长尾的雄家燕使私通变得不可抗拒。模样无辜的雀科小鸣鸟的私通率为40%,以及等等。在短短数年内,认为大多数鸟类是真正一夫一妻的观点已从传统见解变为拆穿了的神话。结果,其他一雌一雄结合的物种的忠诚受到了怀疑。

因此,认为人类天生是持久地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我们也开始探讨人类的忠诚问题。当然,你不必具有哲学博士学位就能看到,至死忠贞不渝对人们来说不象比如吃饭那样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不过,一个正在出现的称之为进化心理学的领域现在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更精确的解释。通过研究自然选择过程如何形成心理,进化心理学家正在描绘人的本性的新面目,提出与促使我们进入或者离开婚姻的感觉和思想有关的新细节。

好消息是,人们注定会陷入爱情。坏消息是,他们并不注定始终留在爱情之中。根据进化心理学的观点,对无论是女人还是男人来说,在某些时候,在某些情况下,与人通奸,对配偶反感,突然发现配偶没有吸引力、令人气愤和蛮不讲理——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甚至变得令人气愤和蛮不讲理或许也是自然而然的,从而促使令你反感的配偶的离去。)同样能自然而然地发现,某个各方面都出众的富有吸引力的同事会遗憾地损害你的配偶。当我们看到一对夫妇庆祝金婚时,一种油然而生的反应是有关一条用两条腿走路的狗的著名评论:问题不在于这种出色地完成的奇迹,而是在于毕竟做到了这件事。

这一切听起来或许象是冷酷地听任家庭进一步衰落的理由。可是,“自然”的东西不一定是不可改变的。进化心理学与过去以基因为中心的有关人的本性的观点不同,它阐述人的本性的巨大适应性以及环境在形成行为方面的有力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进化心理学证明,目前的社会环境与一夫一妻制是多么格格不入。此外,虽然这门学科没有提出简便易行的解决办法,它确实指出了变化的途径。

进化心理学的前提是简单的。人的心理与其他任何器官一样,被用于把基因传递给下一代的目的;根据这种解释,心理所引起的感觉和思想就能得到最好的理解。因此,饥饿感与胃一样重要,因为它有助于使我们的祖先活得长久,足以生育和抚养其后代。性欲感与性器官一样重要,因为它直接有助于生殖。任何祖先,如果缺乏胃,或者饥饿,或者性器管,或者性欲,他们就不能成为祖先,他们能吗?他们的特点将被自然选择所抛弃。

这种逻辑超越了诸如饥饿和色欲等明显的达尔文主义感觉。进化心理学家们认为,我们的日常的、不断变化的对配偶或者未来配偶的态度——信任,怀疑,狂喜,厌恶,温情,冷漠——都是自然选择的作品,今天它们之所以能留在我们身上,是因为过去它们导致有助于传递基因的行为。

为什么进化心理学家们能如此信心十足?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信念所依赖的是进化生物学的全部资料基础。在各类物种中,以及在从大脑到膀胱的各种器官中,大自然注意到了基因传递的最精细方面。请考虑一下灵长类动物的睾丸的精巧构成:如果你找到一群雄猿并称一下它们的睾丸的重量(实际上并不建议你这么做),你将发现一种模式。黑猩猩以及其他“睾丸相对较重”(与体重相比的睾丸重量)的动物的特点是,它们所交配的雌性十分混乱。睾丸较重的动物既不是完全一夫一妻的(例如长臂猿),也不是系统的一夫多妻的(大猩猩)。一个雄性独占一群雌性。解释是简单的。当雌性与许多雄性一起生殖时,通过产生大量精液,雄性基因能有益于其自己的传递。哪个雄性能成功地使其基因进入特定的卵子或许完全是一个量的问题,因为竞争的一群群精子必须进行博杀。

女人的烦恼

诸如这样的模式除了显示大自然的精巧设计,还使一种探索工作成为可能。如果睾丸的进化是为了符合女性的行为,那么睾丸就是了解女性天生行为的线索。通过男性的睾丸,我们就能摆脱现代文化的影响,穿透史前的迷雾,看到女性在我们的进化的社会环境中如何行动:我们能够瞥见古时女性的部分心理。

人类的相对睾丸重量介于黑猩猩和大猩猩的睾丸重量之间。这表明,女人虽然远没有雌性黑猩猩(它们可能是真正的性欲机器)那么狂野,但她们天生有几分喜欢冒险。如果她们不是这样,为什么自然选择会用珍贵的资源来营造和维护有份量的睾丸?

还有更精确的证据证明女性天生的不忠。你可能认为,一个丈夫射出的精子数量将只取决于他已有多长时间未过性生活。错了。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已有多久没有见到他的配偶。一个已有比如说一周未过性生活的男子能产生更多的精子,如果他的妻子因出差不在家,而不是因患感冒而整天呆在家中。总之,真正重要的是这个女人是否有机会误入歧途。她越是有机会从别的男人那儿收集精子,她的配偶产生的精子也就越多。这再次说明,自然选择设计这种精巧的武器,乃是为了证明这种武器具有与女性的不忠进行斗争的某种作用。

因此,与一夫一妻制论题有关的头号问题是:女人并不天生是忠贞的楷模。移情别恋,准备在适当情况下露一手是她们的心理的天生组成部分。这方面的第二号问题是:如果你认为女人是糟糕的,你应该看看男人。

男人的烦恼

就男人来说,来自生理学的线索同样有助于揭示男子的心理。请考虑一下“雌雄二态”——男性和女性平均体形之间的差别。极端的雌雄二态在一夫多妻的动物中是典型的,一个雄性或许能使几个雌性怀孕,使其他雄性没有后代。由于获胜的雄性往往通过与其他雄性搏斗或者恐吓其他雄性来确保其战利品,肌肉发达、喜爱攻击的雄性的基因得以传递给后代,而不那么强大的雄性的基因就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雄性大猩猩如果能赢得一系列搏斗,就能获得一大群配偶,如果赢不了,就没有配偶。因此,雄性大猩猩的体格是雌性大猩猩的两倍。就人类来说,男人的体格比女人大15%左右,这足以说明,男人的背离一夫一妻制就象女人的背离一样,不仅仅是最近的文化发明物。

人类学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曾得到研究的过去或者现在的1154个人类部落中的近1000个,包括世界上的“狩错”部落的大部分,都允许一个男人拥有一个以上的妻子。这些部落是我们能作为“祖先环境”——人类进化的社会背景,为之设计心理的环境——的现存例子的最相似的东西。人类学的假设是:在这种部落——南非的昆桑人,巴拉圭的阿克人,19世纪的爱斯基摩人——中间长大的人们的行为是十分“自然而然的”,而且,至少比在不是祖先环境的一部分——电视,汽车,因重婚而坐牢——中间长大的人们的行为更自然。

有关女性的系统的一妻多夫制或者一妻多夫——一个女人同时独占对一个以上的男人的性接触权——的人类学例子因逐渐消失而少得可怜。因此,虽然男性和女性在适当情况下都倾向于不忠,男子看来更深深地倾向于确实拥有第二个或者第三个配偶——拥有一大群配偶。

他们也更倾向于偶然的招花惹草。男子不那么注重性伴侣。卖淫——与某个你不认识、也不在乎认识的人发生性关系——是世界各地的男子难以抗拒地寻求的一种服务。此外,几乎所有完全依赖视觉刺激的色情作品都是由男性消费的。

许多研究证实了女性的更有识别力的天性。一位进化心理学家对男性和女性进行调查,题目是他们愿意作为“约会”对象的人们的最低智力水平。男性和女性的一般回答都是:一般智力。那么,潜在的约会对象必须多么聪明,他们才会同意发生性关系?女性说:哦,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必须高于一般水平。男性说:哦,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必须低于一般水平。

在进化心理学家中间,对这种男性的来者不拒的方式的主要根源没有争议。一个女人,无论她有多少性伴侣,通常一年只能生育一个后代。对一个男人来说,每一个新配偶都提供了一次使基因传往后世的实际机会。根据《吉尼斯记录大全》,世界历史上子女最多的父亲是死于1727年的摩洛哥阿拉维王朝皇帝毛拉伊·伊斯梅尔。他生了1000多个子女。

男性来者不拒的性欲背后的这种逻辑现在看来是一清二楚的,但并非始终如此。达尔文曾指出,在一个又一个物种中,雌性的“欲望总是比雄性弱,但他从未发现原因何在。只是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生物学家威廉斯(G.Williams)和特里弗斯(R.Trivers)才把男性旺盛的性欲归因于他们的几乎是无限的生殖潜力。

女人为何欺骗?

即使在当时,女性放荡的能力仍是令人困惑的。对女性来说,更多的性生活并不意味着有更多的后代。她们求质不求量是否因为,寻求一个强健、聪明的配偶很可能预示后代的强健和聪明?有大量证据表明,女性向往这类特征,但就我们人类来说,基因并不完全由男性提供。与我们的猿类近亲不同,我们是一个“父亲投资很大”的物种。在每一种已知的狩错文化中,婚姻是一种规范——不一定是一夫一妻的婚姻,也不一定始终是持久的婚姻,但必须有某种婚姻;通过这种机制,父亲帮助抚养子女。

不过,在我们人类中,一个女性的基因遗产经由一个具有两样东西的配偶才能得到的最好的发扬光大,这两者是优良的基因和雄厚的财力。可是,如果她找不到一个同时具有这两者的男人,那该怎么办?一种解决办法是哄骗一个深爱、宽容以及或许是富裕的、但并不特别强健或者聪明的配偶,让他来抚养另一个男人的后代。女人不一定必须了解这种策略,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不管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这么做,灵活的时代选择是适当的。一项研究表明,欺骗配偶的妇女往往在排卵期前后这么做,这时她们最容易受孕。

就这件事来说,在月经周期不受孕时进行欺骗有其自己的逻辑,作为一种使情夫成为傻瓜的方式(无意识地);这个女人从他身上获取物品或者服务,以交换他的不会产生后代的征服。当然,他买的鲜花或许无助于她的基因,但在祖先环境中,不那么无意义的礼物——最重要的是食物——能有所帮助。南非昆桑人狩猎村庄中的一个名叫尼萨的妇女告诉一位人类学家:“如果你有几个情人,一个带给你一些东西,另一个带给你另一些东西。第一个在夜间带着肉来,另一个带着钱来,第三个带着珠子来。你的丈夫也买一些东西送给你。”

多个情人还有别的用处。这位名叫赫迪(S.B.Hrdy)的人类学家推论说,女人与不止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这使几个男人得出他们或许是某个后代的父亲的印象。于是,他们或许会善待这个后代。她的理论得到叶猴的启发。雄性叶猴有时杀死其他猴子所生的幼猴,作为一种打破性僵局的方式。这是与(前)母猴配对的序幕。除了强行中断母猴的哺乳,使它的精子集中于未来的后代,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使它恢复排卵?

任何人如果打算全面谴责叶猴的道德,应该首先注意到,以不忠为基础的杀婴在许多人类部落中是被接受的。在南美的雅挪马马人和所罗门群岛的提科皮亚人中间,男人在娶过去结过婚的女人为妻时,要求杀死她们的婴儿。此外,巴拉圭的阿克人有时集体决定杀死一个没有父亲的新生儿。因此,对一个处于祖先环境中的女人来说,拥有多个性伴侣既能使他们保住她的子女的生命,又能使他们保护或者扶养她的幼儿。

这种逻辑依据的仍然不是对这种做法的有意识的理解。雄性叶猴大概不懂父权概念。然而,使雄性对某些幼婴可能带有或者不带有其基因的线索感到敏感的基因能够得以生存。一个说“请善待孩子,如果你与他们的母亲有过多次性关系”的基因将长期昌盛。

爱情的创新和堕落

当然,基因不会说话。它们通过创造感觉和思想,通过营造和维护大脑来影响行为。每当进化心理学家们谈论某种涉及行为的趋势时——比如,某种一夫多妻的或者一夫一妻的爱好,或者男性的父亲投资——他们也是在谈论一种基本的心理基础。

例如,男性父亲投资的实现需要产生一种有强烈吸引力的情感:父爱。在我们的过去的某个时候,使一个男人爱他的后代的基因开始活跃,而促进疏远感的基因受到损害。原因大概是,环境的变化,比如食肉动物的兴旺,使没有爱心、不懂保护的父亲的后代更可能灭亡。

跨越这个门槛意味着不仅爱孩子;成为慈爱父母的第一步由男人和女人形成相互吸引力组成。使父母俩全身心关注一个子女的幸福的遗传决定因素看来是使男女能彼此心醉神迷的主要原因。

直至最近,这种见解仍是异端邪说。“浪漫爱情”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反常发明。例如,据说波利尼西亚的曼吉亚人对提到婚姻之爱感到困惑。可是,最近人类学家们对包括曼吉亚人在内的据说是没有爱情的文化进行了再次考察,并发现了非人类学家们早已知道的东西:男女之间的爱情是人类的普遍现象。

从这种意义上说,一夫一妻的标记是恰当的。然而,一夫一妻这个术语以及爱情这个术语所传递的永久和对称的感觉却是广泛地令人误解的。进化不仅发明了浪漫爱情,而且也从一开始起使爱情堕落。这种堕落在于男性的父亲投资所固有的利益冲突。请记住,使男性投资达到最大限度的目的有时使妇女不忠。然而,正是这种投资的珍贵使她的不忠对她的配偶的利益来说是毁减性的。对这个世界来说,一个对不是他的子女倾注时间和精力的男人的基因是不长久的。

与此同时,男性父亲投资也使这个男人天生的一夫多妻倾向与他的妻子的生殖利益发生抵触。他的寻求新妻子可能使他撤回、或者至少减少对其第一个妻子所生孩子的投资。这种资源的再分配总的说来或许有助于他的基因,但无疑不利于她的基因。

如果西蒙斯的观点是正确的,是什么使男人感觉到那种导致离婚的骚动的问题就可能换一种提法:在祖先的环境中,什么情况能允许获得第二个妻子?答案:比一般人拥有显然更多的财富、权力或者社会地位。

即使在某种“平等主义的”狩猎者社会内,具有较高地位或权力的男子也比一般男子更可能拥有多位妻子。人类学家贝齐格(L.Betzig)已证明,在不那么平等的前工业社会,这种模式也是引人注目的。在印加人社会,从小酋长到大酋长的4级政治官员分配到的女人上限分别为7人、8人、15人和30人。在大多数专制政权下,一夫多妻达到顶峰。在祖鲁人中间,在国王的餐桌上咳嗽或者打喷嚏会被处死,而国王陛下可能独占100多个女人。

对一位进化心理学家来说,这种数字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的极端例子,这个事实是:男子如此热心地寻求财富和权力的最终目的是多生子女。

因此,一位步步高升的公司明星在获得重大提拔后,会觉得被妻子以外的女人所吸引。睾丸激素增强男子的性欲。研究已证明,在非人类的灵长目中间,在获得社交胜利后,睾丸激素会上升。有迹象表明,在人类男性身上,情况同样如此。世界无疑充满得胜的男子,他们把年老的妻子换成更年轻、更有生育能力的模特儿。结婚多次的企业界巨头格蒂(J.P.Getty)说:“只有在你是一个企业经营的失败者时,你才有可能与一个妇女保持长久关系。”

一个男子的高贵社会地位能使他的子女的人生有较高的起点,因此,女人会渴望委身于追求她们的地位高的男子。在阿克人中间,最优秀的猎人同样比较差劲的猎人有更多的私通事件和更多的私生子女。在现代社会,避孕法使这种吸引力多半不能转换成子女。但是,去年由加拿大人类学家佩吕斯(D.Perusse)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与地位较低的男子相比,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单身男子与更多的伴侣发生性关系。

有人可能认为,富裕或者有权的男子的吸引力正在打折扣。归根结底,随着更多的妇女成为劳动力,她们能够把别的什么东西、而不是一个男子的收入作为婚姻决定的前提。但我们在这儿探讨的是深层次的浪漫吸引力,而不仅仅是有意识的算计,而且,换一种不同的环境,这种感情就是虚假的。进化心理学家们已证实,妇女比男子更注重配偶的经济前景的倾向依然是强烈的,无论这个妇女的收入或者预期收入有多少。

这一切的结果是,经济不平等是一夫一妻制最糟的敌人。富裕的男子往往遗弃其年老的妻子,而年轻妇女,包括某些不那么富裕的男子的妻子,往往把她们自己作为替代者。

对这种分析的反对是可以预料的:“可人们离婚是由于感情原因,他们不希望多生子女,也没有别的算计。”诚然如此。但感情只是进化的刽子手。在思想、感情和性格差异的掩盖下,婚姻顾问们花费时间敏感地评价的,是由简单的可变因素构成的冷酷而坚定的等式,这些可变因素是:社会地位,配偶年龄,子女人数,子女年龄,婚外浪漫机会以及等等。这个妻子是否真的比20年前更迟钝和更唠叨?或许如此,但或许这个丈夫对唠叨的容忍下降了,因为她已45岁,已没有生育的前景。而且,他刚获得的提升也不会有助于他对妻子的唠叨的容忍,这种提升已经引来某个年轻女同事的某种钦佩的目光。

同样,我们可以询问这个年轻而没有子女的妇女,她发现丈夫无法容忍地麻木不仁,但为什么这种麻木不仁不像一年前那么令人难受,当时他失了业,而她遇到一个似乎愿意与她调情的温和而富裕的单身汉。

一夫一妻制失败的余波

不仅男子的社会不平等导致离婚。离婚也能增强男子的社会不平等:离婚是一种阶级剥削的工具。请考虑一下美国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卡森(J.Carson)的情况。与许多高地位的男子一样,他的一生占据了一系列妇女的有生育力的年代。每个妇女的生育能力只有大约25年。如果某些男子占据的有生育能力的时间较长,另外一些男子占据的时间就必定较短。除了所有这些不断离婚又结婚的男子,还有另一种男子,他们在与某个女子共同生活5年后,决定不与她结婚,接着再如法炮制(或许最终在35岁时与一个28岁的女子结婚),最终结果并不是微不足道的。正如某些达尔文主义者已经提出的,不断离婚又结婚的一夫一妻制等于一夫多妻制。与一夫多妻制一样,它使有势力的男子霸占额外的性资源(或者说妇女),使不那么幸运的男子没有配偶,或者至少没有年轻得足以生儿育女的配偶。因此,频繁的离婚不仅终止了某些男子的婚姻,而且也使另一些男子结不成婚。1960年,当美国的离婚率在25%左右时,40岁或40岁以上从未结婚的人口对男、女来说大致相同。到1990年,随着离婚率保持在50%,这个年龄段从未结婚的男子的比率比女子高20%。

把不断地离婚又结婚的一夫一妻制看作另一种名称的一夫多妻制,这使家庭价值观念的辩论出现了争执。迄今为止,保守分子对责难离婚保持最大的政治距离。然而,对自由主义者来说,终身的一夫一妻制——无论穷富都是一男配一女——似乎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呼吁。

不断地离婚又结婚的一夫一妻制的另一种余波显然是进化心理学关注的中心:子女所承受的代价。位于安大略的麦克马斯特大学的戴利(M.Daly)和威尔逊(M.Wilson)是该领域的两位重要思想家,他们写道,达尔文学说“最明显的”预测之一是,“继父母对子女的关心将远远不如亲生父母”。归根结底,父母的投资是一种珍贵资源。

事实上,通过综合分析1976年的犯罪资料,戴利和威尔逊发现,一个美国儿童如果与一个或多个代理父母共同生活,他遭受致命虐待的可能性比一个与亲生父母共同生活的儿童大一百倍。1980年代,在一个加拿大城市,一个两岁或两岁以下儿童如果与一个继父母和一个亲生父母共同生活,他被父母之一杀死的可能性比与两个都是亲生的父母共同生活的儿童大70倍。

当然,被谋害的儿童只占所有与继父母共同生活的儿童的极小部分:离婚和再婚几乎不会成为一个儿童的死刑执行令。但是,请考虑一下更常见的非致命虐待问题。10岁以下儿童如果与一个继父母和一个亲生父母共同生活,他们遭受父母虐待的可能性比与两个都是亲生父母一起生活的儿童大3至40倍不等,视他们的年龄和成问题的学习成绩而定。

有办法愚弄“母性”,诱导父母爱不是他们亲生的子女。归根结底:人们不可能通过心灵感应术感觉到,某个儿童不带有他们的基因。相反,他们依赖在祖先的环境中同样发出信号的线索。如果一个妇女日复一日地喂养和搂抱一个婴儿,她会逐渐爱上这个孩子,这个妇女的配偶可能同样如此。正是这种结合使被收养儿童变得可爱(而且是继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往往是和睦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一个儿童初次被继父母见到时的年龄较大,这种感情联系或许就会弱得多。大多数儿童在获得继父母时已过了婴儿期。

诸如19世纪摩门教徒的一夫多妻文化通常被视为残忍的男性至上主义文化。但摩门教徒至少有一点长处:他们并不把儿童交给漠视或者敌视的继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所存在的不断离婚又结婚的一夫一妻制和准一夫多妻制比真正的一夫多妻制更糟。它们大量浪费最珍贵的进化资源:爱。

是否存在希望?

鉴于离婚使儿童和低收入男子、以及就此而言使母亲和父亲付出的代价,提出一种有魔力的一夫一妻制恢复计划是美好的。可惜的是,仅仅这一任务的难度就与其重要性不相上下。对一夫一妻制的终身矢志不渝根本不是天生的,现代环境又使这种终身之爱变得前所未有地困难。那么,应该怎么办?

正如贝齐格所指出的,某种收入再分配或许有所帮助。一种标准的反对反贫困政策的保守主义观点认为,这种政策的代价太大:税收使富人的负担太重,因此,富人会降低工作积极性,从而使经济产量减少。可是,如果这种政策的一个目的是支持一夫一妻制,使富人不那么富裕或许就是有益的。从某种绝对的意义上说,一夫一妻制不仅受到贫困的威胁,而且同样受到富人的相对富裕的威胁。财富正是引诱一个年轻女子委身于一个富裕的已婚或者曾结过婚的男子的东西。财富也是使吸引她的这个男子觉得拥有不止一个妻子是美好的东西。

至于经济后果,向富人征收重税的利益远远超过代价,因为这么做会有更稳定的婚姻,更少的离婚,更少受虐待的儿童,以及更少的孤独和抑郁。

还有支持一夫一妻制的其他杠杆,诸如离婚法。在短期内,离婚能使一个普通男子的生活标准有明显提高,而他的妻子及其子女则恰恰相反。我们或许不应该为离婚设置经济障碍,从而使人们无法摆脱不愉快的婚姻,但我们无疑同样不应该奖励人们遗弃妻子。

感情动物

离婚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进步也将取决于人们以一种道德上负责的方式利用进化心理学的极有争议的洞察力。理想地说,这种洞察力能使人们更敏锐地检验其自己的感情。或许作为开端,无论男女都将意识到,他们对配偶的经常动摇不定的感觉其实是为了遗传生殖的目的而产生的错觉,而且这种错觉可能是有害的。因此,男子可能会注意提防那种受自然选择指使的鼓励一夫多妻的骚动。这种骚动不仅导致离婚,还可能对其子女造成极大的感情的、甚至肉体的伤害。

而且,无论男女都可能记住,流浪癖或者婚姻不满的冲动并不始终是你与“错误的人”结了婚的迹象。这种冲动或许只是表明,你是我们人类的一员,与我们人类的另一个成员结了婚。正如进化精神病学家内斯(R.L.Ness)已指出的,我们同样不应该认为,这种冲动是精神病理学的迹象。相反,他写道,它们“在极大程度上是婚姻所固有的预期之中的冲动”。

危险在于,人们会采取相反的行动:通过向“自然”冲动投降对新知识作出反应,似乎“我们基因中所固有的”东西是自我控制所力所不及的。他们或许甚至会心安理得地认为,“自然的”东西就是好东西。

在本世纪较早时候,这种观点是常见的。自然选择几乎被奉若神明,总是能大大“改进”我们人类。但是,进化心理学依赖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认识到自然选择的影响不利于社会的全面安宁,人性多半表现为无情的遗传利己主义,而人们对其无情天生是健忘的。

威廉姆斯(G.Williams)1966年的《适应与自然选择》一书有助于驱除一度盛行的认为进化往往“有利于群体利益”的观念,他甚至把自然选择称为“恶”和“敌人”。在他看来,道德生活多半由与人性的斗争构成。

达尔文认为,人类是一种道德物种——事实上,是唯一的道德动物物种。他写道:“一个道德的人是能够将其过去和未来的行为或动机进行比较、并对它们表示赞同或者不赞同的人。”

是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是道德的。我们至少具有度过一种经过检验的生活的技术能力:自知,记忆,预见和判断。然而,使我们自己接受道德监督,并相应地纠正我们的行为,这几乎不是一种本能反应。我们是潜在的道德动物,但我们不是天生的道德动物。成为道德动物的第一步是认识到,我们完完全全不是道德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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