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住傅厚岗“八号之一”

1939年，我出生的那一年，天津已经沦陷了。眼见着局势愈加紧张，当时在中央银行天津分行供职的父亲不得不先抛下家庭，跟着国民党的大部队一起撤退到了重庆。直到我长到三岁左右，母亲才带着我和两个哥哥一起去找父亲。

从敌占区绕了好大的路，还经过秦岭，一路上都是逃难的人。当时最大的哥哥也只有6岁，我母亲一个女人带着我们三个小孩，没有车子只靠双腿走，一直走到武汉汉口，才坐上了车到了重庆。然而，在重庆深山里的日子也不是那么太平，轰炸机天天在头上盘旋，警报器一响起来，大家就一窝蜂躲进防空洞里，念叨着这场仗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呢？

终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苦日子终于告一段落，父亲带着我们坐船去了南京。

1945年抗战胜利后，苦日子终于告一段落，父亲带着我们坐船去了南京，搬进了傅厚岗“八号之一” 徐延莉 图

“傅厚岗八号之一”，我至今还记得，那是我们家在南京定居后的第一个门牌号。傅厚岗位于南京城城北，当时隶属于玄武湖区，很早以前是一片荒地，1930年代起建起了一排排红砖小洋房，前中央银行的员工宿舍楼大部分集中在那里，隔着大马路对面，还有一座非常气派的花园洋房。

小时候虽然贪玩，但那幢房子从来都不敢靠近，因为门口总站着两个凶神恶煞的士兵，生人一旦靠近，就会被呵斥离开。虽然不知道大房子里住着什么样的人，但心里总是有些忌惮。过了许多年后才知道，原来那是民国时期首任副总统李宗仁的公馆。

除了李宗仁，吴贻芳、傅抱石、林散之等等都是曾经居住在傅厚岗的大人物。解放前，那里也是著名的使馆街。很多年过去后，我在电视上看一部纪录片时，意外发现父亲曾提起的那个留过洋很会画画的邻居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国画大师徐悲鸿，他的 “无枫堂画室” 也在那里。你说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是不是很有趣呢？

1937年8月下旬，在南京市傅厚岗66号，设立了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 资料 图

神秘的日本房子

抗战结束后的那会，南京城真的还很荒凉，到处是空地和废弃的房子。傅厚岗后面有一个山坡，爸爸经常带我们去山上放风筝捉蛐蛐。夏天，山上有萤火虫，“运气好”的话，还会看到一闪一闪的“鬼火”，因为那里也是一片坟地。

傅厚岗“八号之一”的租期结束后，我们又搬入了附近另一处房产“四号之一”。“四号之一”很有意思，一进门是一个大花园，花园两边造了一排排日式的平房，我们家租了最前面的两间。

与日本电影里常出现的那种传统木结构的老房子一样，为了避开潮湿，整个房屋距离地面抬高了四五十公分，进门要脱鞋，里面是榻榻米的卧室。知道我睡在哪里吗？拉开壁橱的日式移门，上面一层就是我的“床”，晚上一拉上就可以睡觉，下面就用来放被褥。

1936年，秦淮青少年在中华门放飞龙头风筝。南京晨报资料图

“四号之一”的主人姓朱，是个头发花白的老爷子，朱老爷一家也住在“四号之一”，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他在花园里打太极。朱老爷有一个漂亮的老婆，喜欢穿一身漂亮的碎花旗袍，外面裹一件貂皮大衣，平时很爱出去玩。夫妻俩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大宝和小宝，还有一个儿子，跟我们岁数都差不多。另外朱老爷的前妻还留下了一儿一女。

朱老爷的故事十分的传奇，据说他在年轻的时候，曾是同盟会的成员，又做过孙中山的护卫。因此日本人占领南京的时候，没有受到迫害。抗战胜利后，就在傅厚岗过着“半隐退”的生活。

前妻的大儿子从小喜欢飞机模型，经常在家里跟着一帮进步青年“秘密开会”，解放战争时期，北上去了哈尔滨。大女儿大宝上了大学，修的是地质学，后来喜欢上了一个飞行员军官，解放战争后期，跟着国民党的夫君一起逃去了台湾。

而那个喜欢穿貂皮大衣的老婆，南京解放后，大家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她的真实身份是地下党成员，一直秘密从事着情报传递的工作，这也似乎解释了为什么她总是频繁地出门“逛街”。

时代洪流中，一家人为了各自的信仰，就这么各奔东西了。

我的两个哥哥，在中央银行南京分行前的合影。徐延莉 图

奔跑在市区里的小火车

银行分了新宿舍，我们家里也添了新成员，为了能住上大房子，我们从傅厚岗搬到了建康路。

建康路是贯穿南京市秦淮区的一条东西向的重要街道，南侧连接着著名的夫子庙，也因为临近夫子庙的关系，马路两边尽是卖各种点心的小摊，烧饼、小笼包、生煎、杂碎汤、还有我最爱吃的蟹壳黄。

蟹壳黄的个头比烧饼小一些，椭圆形的，上面撒着一层芝麻，炸过后金黄金黄的，酥酥脆脆，现在想起来也怀念极了。

从白天到晚上，建康路的马路都很热闹，除了点心铺，这里还有许多卖古玩的商店，是当时南京城里知名的古董一条街。再往南多走几步路，就到了夫子庙，那时候的夫子庙没有现在那么大，但是好吃的好玩的也是应有尽有，还可以看杂耍和猴戏。因此住在健康路上的日子，是我童年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

我和哥哥们就读于南京中央路小学，每天在建康路的起点站，乘坐三路公交车到中央路上学，晚上再坐车回家。那时候两张月票可以免费多带一个人，因此蹭着哥哥们的“便宜”，我从来没有买过票。

那时候，南京城里还有一条城中铁路，俗称“小火车”。从下关火车站出发，途经三牌楼、丁家桥、鼓楼北极阁等等，最后到白下路，有时候我们不愿坐公交车，就偷偷去“扒”小火车。人多的时候，车上的大人们看我们是小孩，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们“蒙混”过去了。

南京城里还有一条城中铁路，俗称“小火车”。南京晨报 资料图

楼上的电影明星

1947年左右，我们家发生了变故，我的小弟弟老四得病去世了。

建康路的宿舍楼是住不下去了，我们离开了伤心地，搬到了新街口附近的淮海路上。

过去，新街口可以说是南京城的“心脏”，十字路口中央是一个圆形的广场，里面有一尊孙中山的铜像。围绕着广场，东西南北分别是中山东路、汉中路、中山南路和中山路四条大道，这里是南京城的交通枢纽，附近有银行、邮局、大菜场，电影院，还有一个中央商场。

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街口广场 南京晨报资料图

住在淮海路的时候，我们家楼上有一户姓叶的人家。叶家有个女儿叫琳琅，比我大七八岁，正在读高中，人长得很漂亮，也喜欢打扮，能歌善舞。她同胞兄弟很多，唯独没有妹妹，因此很喜欢带着我一起玩。

叶小姐有个爱好，喜欢看电影，想要找人陪的时候，就跑来对我说：“走，莉莉（我的乳名），带你去看电影吧！” 于是，在位于南京新街口的大华大戏院，我看了人生中第一部外国电影，几个外国人在水里上蹿下跳，很是滑稽，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那是好莱坞经典的歌舞片《出水芙蓉》。而那时的我看得云里雾里，叶小姐却看得津津有味。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叶小姐之所以那么爱看电影，是因为从那时候开始，她就怀揣了做女演员的梦想。十多年后，一部名叫《如此多情》的国产片在电影院上映，叶小姐真的实现了梦想。

夏天，在玄武湖区泛舟游玩。徐延莉 图

位于新街口的大华大戏院，是当时南京城里最大的电影院。 电视系列片《金陵文脉》视频截图

夫子庙的兔子灯

新街口大华电影院外有不少“换大头”的小贩。1948年，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已经相当不值钱了，老百姓为了保值，争着抢着把手里的纸币换成银元，但出门买菜的时候，“大头”又无法直接使用。于是，在人多的闹市区、菜市场、电影院门口，经常可以看到小贩挥着手里的纸币，吆喝道：“换大头咯、换大头咯！”

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国民经济日渐衰落，但是城里的人们还在努力生活。

那时发生过一个事，南京市里一所小学的两名学生被美国士兵打伤了，这件事轰动极了，引发了全市师生的谴责和声讨。高年级的哥哥们跟着老师一起走上街头抗议国民政府的不作为。我从来也没有“翘过课”，却唯独在那一天，目击了全市学校的“旷课”，声讨最后怎么样，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很快，迎接1949年的春节就来临了。

小时候过年很忙。从喝腊八粥开始，就算开始过年了。腊八以后，农历二十四还要打扫卫生，然后母亲就开始准备过年的东西了。

我母亲对各种馒头和包子也都很拿手，家里吃饭的嘴多，常常得准备一大缸备着，里面有水晶包子、三角形糖包，还会做兔子形状的包子等等。而我每一次的任务就是给小兔子点红点。母亲做的冰糖肘子也是一绝，淋上冰糖和酱油后，色泽是红亮亮的，皮脆肉酥。

每年正月十五的这一天，南京城里最热闹的地方一定是夫子庙，去夫子庙闹元宵看灯会也是老南京人的传统。

正月十五这一天，南京城里最热闹的地方一定是夫子庙。档案馆资料图

因为我是女孩子，又属兔，父亲每年都会给我买一只兔子灯。纸糊的兔子灯很大，下面四只小轮子，肚子里面放一根蜡烛，用线拽着就能在地上跑。而哥哥们是男孩子，则买飞机灯，青蛙灯，还有跑马灯、荷花灯等等。

小孩子的快乐真的很简单，对吃和穿都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追求和欲望，那时候我有一只会跑的兔子灯，我的一年就相当开心了。

过了正月十五，年就算过完了，新的一年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