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改四周年:红利与困惑(下)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题:足改四周年:红利与困惑(下)

(小标题)地方足协改革停滞

记者采访中发现,地方足协的体制改革总体停滞不前,两大阻力是“担心没有资源”和“自身缺乏造血能力”。

“地方足协职能是承办地方比赛、专业人员培训、办好职业俱乐部主场赛事等,这些恰恰需要政府支持。自负盈亏、自主运营听上去很好,但地方足协有多少资源能挣钱?青训要花钱,比赛不能收钱,注册不能收钱。指着裁判、教练培训赚钱就麻烦了。”某副省级城市足管中心主任说。

据了解,有些地方足协的市场开发主要靠政府购买服务,但现在地方财政也很紧张。地方足协是否具备造血功能的标志之一在于是否有自己的基地。有基地就能接训练、办比赛。

但脱钩后的基地归属尚无定论。“地方足协的基地属国有资产,落户地方足管中心。足改方案未具体说明,这个又涉及方方面面的法律规定。脱钩后基地给足协的话,国有资产流失如何解决?”某地方足协人士说。

基层足协体系不完善是省级足协缺乏造血能力的另一重要原因。现在的体系是倒金字塔,中国足协很强,往下逐层减弱,县区多数没有足协。政策都没法推动,遑论服务?业内人士建议把市县级足协做好,城市足球有抓手,省级足协统筹协调。

中国足协相关负责人称,近两年中国足协放缓了地方足协脱钩要求,提倡“调整改革、坚强组织”。但这一“放缓”让有的地方足协遭遇尴尬,因为当地的足协改革方案已经上报,要求撤销足球管理中心、足协实体化,编制办把编制已撤销,脱钩“卡”住了。编制没了,但因为未彻底脱钩,当地足协的所有规定须按事业单位要求执行。

“按现行规定,有钱也没法多发工资。事情又越来越多,明显感觉职工的积极性很难调动,已经阻碍进一步发展。建议符合条件的地方足协成熟一个脱钩一个。”某地方足协人士说。

从事足球15年的青岛中能集团董事长乔伟光认为地方足协要解放思想,不能“等靠要”,要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坚定走市场化路子,否则永远无法“破冰”。

许多地方足协做了积极尝试。江苏省足协秘书长林峰说,最重要的是从行政思维转变为服务思维,他们定点吸收了一批企业会员,交纳会费后,企业会员可享受足协赛事服务费减半、培训班优先报名及定向办培训班等服务。

为推动基层会员协会建设,江苏省足协建立绩效考核体系,对市县区协会在基础建设、人员构成、宣传等大项打分,将中国足协给予的足球改革试点地区经费按排名对市县区协会给予奖励。

成都市下辖的23个县(市)区均成立足协并成为成都市足协会员单位。中国足协执委、成都市足协主席辜建明说,要发动广大足球爱好者的力量。“市足协与区县教体局牵头,组织一批爱好足球的志愿者去做。只要引导得当,他们非常有热情,很快就将组织体系构建成型。”他说,成都足协2018年组织20367场比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县区会员协会。

多地足协意识到搭建信息化服务平台重要性。山东省足协秘书长马军鸣说,山东打造的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把原来分散的赛事和培训、球员注册、信息发布、数据管理等服务集中起来。

“信息化平台最好还是中国足协来推,与各省现有平台对接,把全国资源打通。”林峰说。

(小标题)五大问题困扰青训发展

(1)缺教练的基层青训

据中国足协统计,四年间,以青少年为主要服务对象的B、C、D级教练培训人数增长近38000人。但足协技术部负责人称,由于基础过于薄弱,历史欠账太多,依然满足不了校园足球、社会足球和职业俱乐部梯队快速增长的教练需求。

据介绍,基层教练短缺尤其体现在校园足球中,既有教练员证书又有教师资格证的足球教师非常稀缺。

“有一定足球专业背景,又上过大学,还懂教育的教练非常少。”足球特色校武汉新合道小学负责人表示,“去上大学的好球员基本不会学体育,毕业后愿意做基层足球老师的少之又少。”

重庆某特色足球学校一名教练符合上述标准。他坦言,任务多、待遇少的基层校园足球很难留住人。

“既要和其他老师一样正常上体育课,放学后带训练,周末打比赛,寒暑假都有比赛,基本全年无休。但工资和普通体育老师基本没区别。”该教练说。

“在编的老师,多发一分钱就是违规,学校也很难办,想不出太好的激励机制。”多家学校负责人表示。

(2)难监管的社会培训

许多学校通过购买服务与社会青训机构合作。据中国足协统计,四年间,全国各类社会足球青训机构增长4968家。期间,也接连爆出聘请假洋教练、虚假宣传等负面新闻。

为何社会足球青训市场难规范?一名地方足协负责人称,开设培训机构无需在体育主管部门进行资质审批,足协对社会青训机构实际约束力很小。

北京某社会青训机构负责人说,真正有约束力的还是市场监管部门,但它们又没有专业审核能力。

为规范社会青训,中国足协在2018年开始展开全国社会品牌青训机构认证工作。截至2019年5月,全国共6951家社会足球青训机构,在中国足协申报系统注册的有816家。

(3)难赚钱的青训产业

近年来,武汉尚文集团下属武汉三镇俱乐部与武汉市足协共建02-11年龄段市级梯队。一部分在武汉市由外教进行培训,一部分送到西班牙长期培训。国内受训规模超过600人,国外超过110人,年投入上亿元。

集团董事长刘良斌算了一笔账:“一个年龄段梯队40个小孩,能有3到4个踢中超就是很高的成材率了。现在国内球员转会费限额2000万,最多也就卖8000万。实际上能有50%的收益就非常高了。”

某中超俱乐部董事长认为,国内球员限价有利于抑制市场泡沫,但也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青训积极性。

多名业内人士称,至今仍未完善的经纪人制度对青训产业伤害很大。根据中国足协规定,球员在18岁前不能和俱乐部签职业合同,只能签培训协议。

“可能我培养了十年,最后快成材了。经纪人给家长拿钱,300、500万,家长根本抵挡不住诱惑,小孩就跟着走了。俱乐部层面抵挡青少年人才流失的办法不多。”刘良斌说,“我送去西班牙培训的孩子,根本不敢让他们在国内露面。必须要有制度防范经纪人挖墙脚。”

2018年1月,《中国足协关于调整青少年球员转会与培训补偿标准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出台,旨在鼓励与保护长期致力于青少年球员培训的青训机构积极性。

“中超球员一年补偿50万,10年500万,和(球员被挖走)的损失相比差很远。”刘良斌说。

一家青训大户培训机构负责人说,虽然青训补偿制度起到一定作用,但目前追索难度依然很大。“一是阴阳合同、虚报转会费依然存在,培训机构没有官方渠道查询转会费,补偿金额与实际存有较大偏差。二是有些俱乐部对培训机构的青训补偿诉求置之不理。三是对恶意规避支付补偿的处罚不明确。”

他建议:“尽快与国际接轨,待完成补偿支付后,再办理转会手续。对于未按规定支付补偿或拒不配合的,尽快明确具体处罚措施。严厉打击阴阳合同及规避高额转会费行为。”

(4)有断层的竞赛平台

高质量的比赛是提高青少年足球水平的重要基础。中国足协从2017年推出青超联赛,旨在增加青少年比赛数量,提高竞赛水平。但近一年来,青超多次出现悬殊比分,引发关注。

某中超俱乐部副总经理介绍,这与许多低级别联赛俱乐部梯队现状有关。“中国足协要求建设五级梯队参加青超,很多中甲中乙俱乐部为了准入,就随便拉了一些学校队伍来参赛,或直接弃权。”

中国足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前中小俱乐部不设梯队,只有通过硬杠杠督促他们完成梯队建设。青超的完善要一步步实现。

目前各种名目、不同单位组织的比赛多了起来,但高质量比赛还是少,个别国内顶尖青训俱乐部只有花钱到日本、韩国去打比赛。

除比赛质量外,恒大足校皇马外教团队竞训总监里卡多说,中国的青少年比赛在赛事组织和赛程安排上有欠缺。在欧洲,赛程安排提前很长时间就出来了。但在中国,比赛快开始了,可能还没拿到赛程。

鲁能足校副校长李学利反思,为什么足校没有培养出顶尖球员?结论是:球员培养从18岁到进入成年队这个阶段有断层。“球员18岁离开足校进入一线队,这个阶段需要有压力、有对抗、打高水平比赛。但球员在这个阶段基本在一线队坐板凳,预备队联赛质量又很低,在人才拔尖的过程中没有高质量比赛过渡。”

(5)待改变的评估体系

欧足联A级教练查斯·凯拉已连续4年为中国基层教练授课。他不理解为什么中国青训教练对成绩如此看重。“青训工作的最终目标不是带队取得成绩,而是培养出优秀的球员。青少年培养有阶段性,以成绩为导向很容易陷入误区:错误的力量训练、过早固定球员位置、年龄造假。”

“其实我们也不想这样,校长支持发展校园足球,自然希望学校取得名次,作为教练压力很大。”上海一名基层学校足球教练说。

“领导重视当然是好事,但领导天天追着你要成绩,问为什么没拿到冠军。让人很苦恼。”武汉某区教育局校园足球负责人说。

“现在全运会足球金牌增加了,年龄梯队变小。地方体育局有成绩压力,有些措施可能会揠苗助长。”某地方足协负责人说。

2017年,利物浦俱乐部青训负责人曾向记者介绍,他们并不看重带队成绩,而是通过长效机制跟踪球员成长,以评估教练的工作成绩。“我们评价青训教练的工作成绩是看他执教的队员在未来是否能为职业队、国家队效力,而不看他是不是拿了U16全国冠军。只有这样,教练才会将重心放在球员长期发展上。”

不少国内青训从业人员也意识到这个问题。鲁能足校正在建立新的评价机制,通过引进大数据设备,对球员的身体、技术、心理成长进行测评。新机制下,教练员的业绩评价,不再依赖成绩,而更关注球员成长。

业内人士称,不光是教练业绩,评价学校业绩,体育、教育部门业绩的标准也要改变。(执笔记者:公兵、肖世尧;参与记者:薛剑英、王恒志、汪涌、蔡拥军、吴书光、邹乐、王浩宇、张泽伟、李劲峰、王浩明、马锴、李华梁、朱翃、刘金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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