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典作品的国际传播在实践和理论上均取得很大进展，同时也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新时代推动经典作品的国际传播应坚持“以我为主”，立足我国全方位外交和全面开放的战略需求，提升完善经典遴选的标准体系，以西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作为战略重点，构建科学系统和行之有效的译介推广技术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指出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目标，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经典作品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一个国家对外文明交流的重要依托。新时代进一步做好经典作品的国际传播工作，重要性不言而喻，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做好这一工作。对此，可以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典作品国际传播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状况，探究新时代推进经典作品国际传播的主体诉求及具体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典作品国际传播的实践及理论发展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始终将经典外译作为对外文化交流和宣传的重要途径，有计划地组织译介、输出了一大批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精品。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1951-20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英文期刊，1981-2007年出版的“熊猫丛书”（Panda Books），以及1994年正式立项的《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等。近年来，我国经典外译出版工作取得了较好进展。特别是2007年启动《大中华文库》二期工程以来，语言版本和选目更加丰富，与此同时，推广作品的接受效果也越来越好。

同时，相关的学术反思和理论建构也有很大进展，为持续推进中国经典作品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有力支撑。经典译介并不是单纯的文学艺术对话，而是不同社会文化间的碰撞和激荡，是经典作品的跨文化建构（“再生”），学界对此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一些学者重点研究出版在作品经典化中的作用，强调若离开出版机构这个“发现人”（又可称作“赞助人”），经典作品便无法在异国文化中扎根。一些学者专门研究译介工作的历史经验，范围延展到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时期。此外，还有不少学者进行了与经典译介有一定关联性的研究，特别是对海外华文文学发展历程、翻译文学以及文学的视像艺术改编等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中国文化精神切入、融合海外文化的角度与具体路径。

新时代推进经典作品国际传播的主体诉求

中国尽管在推动经典作品国际传播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仍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首先，中国在经典作品外译中的主导作用仍然有限。在中国向外译介经典作品的同时，海外汉学家和机构也一直在主动引入中国的经典作品，他们编选的中国文学选集和丛书主要由各大学出版社推出，有的名著英译已有上百年历史，有的还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丛书以及企鹅现代经典丛书（Penguin Modern Classics）等。客观地看，这些英译本是海外自成体系生产的，更符合当地受众的审美特点和文化背景，因而在国际上产生了更大影响。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等差异，他们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难免失之偏颇，有些翻译内容甚至对中国形象构成诋毁。海外对中国经典作品的主动引入是一把双刃剑，这提示我们在经典译介外推的工作中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

其次，中国向海外译介的作品以古典作品为主。如果就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来看，这个情况就更加突出了。海外对中国经典作品的主动引入状况也是如此。新时代，为继续深入展开全方位外交布局，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强中华优秀文化译介工作的重要性（特别是政治战略意义）更加凸显。这要求我们进一步做好古典作品的译介工作，加强现当代经典作品的遴选和外推工作，以助推其他国家更加全面和深入地了解中国。

最后，新时代进行经典译介外推的范围和力度需进一步加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平均用力。当前，西方国家对世界的文化走向仍然具有较强的示范和引导效应。伊朗和印度等国家的一些文化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较大反响，这与其取得西方学界和市场的认可有很大关系。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对推动经典作品在沿线各国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但与西方国家，伊朗、印度等“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彼此差异较大，要求中国探索更具针对性的经典译介推广路径。

新时代推进中国经典作品国际传播的具体路径

首先，提升完善经典遴选的标准体系。注意把握海外受众的兴趣和心理，坚持“以我为主”，不能本末倒置，要遴选出推介目的性与实效性统一较好的现当代作品，特别是基于思想成就和新时代需求培育的适当作品。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这是古今中外文艺发展无不遵循的规律，是我们建立和不断丰富经典译介选目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现实文艺创作的正确导向，即引导文艺工作者自觉抵制所谓“纯粹文艺”“与时代保持距离”等错误思想的影响，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为经典译介工作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使经典译介工作成为巩固和彰显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撑。

其次，准确定位对外传播的战略重点。衡量经典译介推广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是作品在当地产生的社会影响。西方各国在政治体制、经济水平和地域文化方面各有差异，但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强烈的整体性特点。近几十年来，在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当代文化理论的持续作用下，西方不断掀起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等相关争论，不断推动经典作品体系的重建与扩容。这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扩大优秀作品在西方进而在全球的影响力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将西方社会作为经典译介的战略重点，要深刻把握其经典理论的历史脉络和现实特征，为经典作品特别是现当代优秀作品在当地的经典化再生做好战略安排。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相差很大，但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区域性文化诉求。比如，中亚与东南亚国家虽彼此差异很大，但内部各自共享了很多文化资源。再比如，一些地域不相连但历史上曾经沦为同一个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在语言和文化上也有很多共通之处。在这些地区推广经典译介，既要考虑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也要加强与各种区域性或文化性的国际组织的联络和合作，进而助力经典作品和文化精神在其组织内部各国家间的“二次推广”。

最后，构建科学有效的经典译介推广技术体系。经典作品的译介推广是对出版技术、翻译技术、传播技术和改编技术等相关能力的综合检验，是一项复杂、系统的技术工程。这不仅要求我们做足内功，还要求我们充分研判各标的国相关工作水平和特点。在坚持“以我为主”的基础上，既要系统总结译介推广工作的成功经验，也要充分吸收借鉴他国开展译介推广工作的有效做法，从而建构起科学系统的经典译介推广技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