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一本书是如何构思、策划、执笔、编辑并出版的？文库和新书为何会成为日本的文化潮流？岩波书店是一家拥有百余年历史的出版社，按知日作家刘柠的说法，这是一家相当于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和新华书店的总和的出版社。它以学术图书为出版中心，并为日本的出版文化创造了文库本和新书本两大类图书，将前沿的学术成果普及给大众，并承担着思想文化的“播种人”的角色。

岩波书店的前总编辑马场公彦1958年出生于长野县伊那市，拥有日本北海道大学文学学士学位

（1981）

和东洋哲学硕士学位

（1983）

，后又在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读了博士

（2010）

。在1983年，马场公彦硕士毕业后就进入了出版行业，先在东方书店做了五年，后在1989年加入岩波书店，并一直做到今年。今年马场公彦从总编辑的岗位退下来后，就写了其在岩波书店30年任职的回忆录《播种人》。

《播种人》，[日]马场公彦著，赵斌玮/幸丹丹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版。

马场公彦在岩波书店任职的30年里，他经历了日本平成时代出版业的辉煌与衰落。他对亚洲问题颇有关注，在他任职期间编辑过许多学术书籍，其中包括重新反思近代日本殖民地问题的《近代日本与殖民地》丛书、《现代亚洲的肖像》丛书、《亚洲新世纪》丛书、《“帝国”日本的学识》丛书和尝试超越国境和地区谱写东亚通史的《东亚近现代通史》系列丛书。

同时，马场公彦也是一名关心中日关系的知识分子，他曾写过《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和《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是研究中日两国互相认识的变迁史的专家。他批评许多日本人只愿意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中国，而日本媒体和出版界要为其推波助澜而负责。由此，他希望中日两国能有更多的交流，并希望中日两国能在出版上打破版权贸易的不平衡，让日本读者也能读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图书，增进日本对东亚其他地区的认识和理解。

日本读书人的年龄层并没有实现更新

新京报：根据去年《人民日报》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中国人一年人均只读4.39本阅读纸质图书，远低于日本的40本和韩国的11本。中国人不爱读书的话题曾一度被热议。在日本，这样的现象严重吗？

马场公彦：其实不管是在中国、日本还是韩国，现在人们读书时间确实都在减少。在日本，有调查数据显示，有40%的日本大学生一个月一本书也没读过，而一个月里一本书也没读过的日本国民大概就有五成。

当然，与中国和韩国相比，日本的人均读书时间确实比较多一些。但问题在于，现在爱读书的日本人的平均年龄正在不断地老龄化。读书已经成了一个世代现象。在上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破裂以前成长的那一代人有读书习惯。现在，随着他们年纪的增长，爱读书的人数将会不断减少。日本读书人的年龄层并没有实现更新。

目前，日本的学龄前儿童是比较爱读书的。因此，童书市场也在不断地扩张，这也让儿童养成一定的读书习惯。此外，上小学的小孩，读书的数量也是在增加的，这也给出版界带来一定的活力。这是因为现在孩子们在学校里，会有强制晨读的时间。在晨读时间里，老师会要求孩子们读书，这有一定效果。

但是，当这些孩子进入了中学之后，学业和考试压力逐渐加重，社团等课外活动也占据孩子们的课余时间，孩子们读书的时间就开始减少了。我们还是期望，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养成读书习惯，而这个习惯能伴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直延续下来。

马场公彦

新京报：你在书里重点介绍了岩波书店文库和新书的发展历程，这都是很有日本特色的图书类型。但这些书翻译成中文出版时，并没有遵循岩波新书或岩波文库的开本。为何日本常用的新书和文库本的开本不能在中国流行呢？

马场公彦：文库、新书是一种日本独特的出版文化，在中国或韩国都没有得到普及。不过，最近两三年，中国和韩国对日本的新书和文库本版权的购买量急剧增长。

以前，中国可能存在着“书一定是要厚一点、开本一定要大一点”的固定观念，而文库本看起来就像小册子、连环画一样，很寒碜、不够“高大上”，所以一般的知识分子不太喜欢这种版式，普通读者对这种版式也不太感冒。同时，以前书店经营者常常会觉得，像小册子那样的开本，若放到书架上，会不够醒目，也不容易吸引顾客。不过，现在大家对小开本的接受度正在提高，我相信大家会慢慢地适应这种小开本。这样的思维定势是有必要被消除掉的。

通过各种各样版式和形式，缩短学术与大众之间的距离

新京报：在中国，学术书籍有着专业的壁垒，缺少面向大众普及人文社科学术成果的普及性著作，尤其缺少中国人写的兼顾通俗和学术的普及性读物。在把最高水准的学术成就普及给大众方面，岩波书店是一个标杆。你觉得岩波书店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给中国的同行？

马场公彦：其实现在学术书籍在日本的销售形势也是非常严峻的。因为这些学术书籍一般很厚，价格也很高。在去宣传学术成果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拘泥于非常传统的书写形式。在日本，除了非常专业的学术书籍以外，还有许多具有普及性质的学术书籍，它们的版式可能是单行本或新书本，这让这些学术书籍变得比较便宜、也变得更薄。而书薄给人看着也没那么大压力。所以，一直以来，岩波书店努力的方向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版式和形式，来缩短学术与大众之间的距离。

新京报：你在《播种人》里提到了你策划“岩波现代全书”的全过程，但最后“岩波现代全书”因销量堪忧被取消了。你觉得“岩波现代全书”失败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

马场公彦：“岩波现代全书”的失败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公司内部的综合判断，公司内部的原因我就不明说了。但我想说的是，“岩波现代全书”停刊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的销售量不高，业绩不佳。如果业绩佳，“岩波现代全书”就不会到沦落到停刊的地步。

我一直致力于做一种介于学术书籍和新书之间的学术普及书籍。这种书籍并不会很专业、但也不会很大众化，它处于这两者中间。“岩波现代全书”就想走这个路线。但是，我们发现，像“岩波现代全书”这样处于学术和大众中间的书籍，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还是过于晦涩了。普通读者读得并不轻松，因此也不太愿意买。这不仅仅是岩波书店一个出版社的问题，有五六家出版社做类似的书籍，也面临着销量很差的问题。

“岩波现代全书”。

因此，日本的出版社在出版学术普及类书籍，还是大量地做成更偏向大众的新书。目前，新书就占整个日本所有出版种类的20%。在书店里，新书也都是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在整个日本出版业界，新书现在是处于一家独大的状态。日本出版业也呈现出一种单一化的趋势，我们希望出版界能够有多样的发展空间。

日本公共知识分子文化为何会消失？

新京报：你在《播种人》里说，你想复兴“论坛”，因为以前公共知识分子会在综合杂志上对各种社会问题积极发言，可是如今这些综合杂志几乎不见踪影，“论坛”消失了。其实，很有趣的是，中国也存在着非常类似的现象。你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论坛”的消失？该如何复兴这种“论坛”？

马场公彦：我在书里说的“论坛”是指，公共知识分子在杂志上发表观点，并将一些知识和观点由此向全社会进行普及且形成舆论的形式。在日本，发挥这种作用的杂志是“综合杂志”。“综合杂志”形成了一种传播知识的独特路径。公共知识分子在“综合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大众读者会去读它们，并吸收他们的观点和知识，整个社会就这样形成了一种舆论。

但是，现在大众渐渐都不读这些“综合杂志”了。许多“综合杂志”的发刊量大幅下降并停刊。这使得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大幅下降。我认为，知识分子影响力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知识分子作为学者或大学教师，一般都会在学刊或学报上发表专业的研究内容，还有许多知识分子成为了政府的智囊团。这样的话，这些知识分子写的文章所面向的受众就改变了。

其次，这些知识分子研究的题目变得越来越窄。作为专业学者，他们的专业本身就是有纵深性的，研究面被划分得很窄。与社会责任相比，他们对专注于自己的专业更感兴趣，他们获得的满足感来自于他们热爱的研究方向，所以他们研究的题目变得越来越窄。许多读者也是这样的，他们都倾向读他们热爱的领域的文章，而且大家都更专注于自己的生活，而不关心公共事务。

复兴“论坛”是我的目标之一。我希望知识分子能够回归公共领域，他们要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群人，他们要以这种态度来面对社会问题，并为社会问题建言献策。因此，知识分子首先要恢复自觉性。当然，媒体还要给知识分子一些可以充分传播自己观点的平台。现在杂志卖得不好，像电视、网络媒体就应该给他们提供合适的发表言论的场所。

编辑东亚通史要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问题

新京报：你在书里记录了你编辑《东亚近现代通史》的过程，并提到没有出现共享版东亚史的最大原因是民族主义。那么这种超越国境和地区共享历史认识究竟是否可能呢？对争论不休的历史问题，所建立的标准是什么？

马场公彦：让大家对东亚的历史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是非常难的。我们想出版一个统一东亚历史教科书，让老师用这本东亚历史教科书去讲课。这个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所以，比较现实的是，我们在教历史的时候，除了要教历史事实，还要展现多种观点给学生看。比如老师在讲课的时候，要给学生介绍，某学者对某事件是怎么看的，而他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看的，然后老师要介绍该学者所做的研究。这首先就需要我们增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我在编辑《东亚近现代通史》的时候，注意到东亚历史的共时性。所谓的共时性，指在同一个时间，东亚各地发生了类似的现象。因此，我们要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问题，去寻找历史上出现某个现象的原因。我们从四个立场来考虑历史问题：从全球的角度思考看问题；从亚洲地区的角度来看问题；从事件发生的国家自身的角度来看问题；从事件发生的地域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才能实现从多角度出发，来形成研究东亚通史的方法论。

《岩波讲座·东亚近现代通史》书影。

迄今为止，我们主要用的还是日本学者写的稿子。今后我们希望能招募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来写稿。这些文稿不代表写稿人所属的国家的立场，而是代表他们自己的立场。这也就是说，在确保研究自由以及发表自由的情况下，我们让这些学者去抒发自己的观点，这个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我们该如何破解中日间固化的刻板印象？

新京报：中日间的版权贸易并不平衡，很多日本的图书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但中国向日本输出的作品寥寥无几。而且，日本和西方也有类似的版权贸易的不平衡。你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马场公彦：这种知识产权贸易的不平衡，与近代以后日本国家建设的政策有关。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日本一味地只吸收西方文明和文化。因此，日本人对欧美国家的书籍引进和翻译就会非常多。直到今天，这种状况也一直存在。特别在日本二战失败，美国领导的盟军占领了日本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在近代之前，日本还会引进中国的书籍，吸收中国儒教方面的知识。但在二战后，日本开始渐渐地轻视亚洲的思想。

这种倾向还在持续当中。的确，日本除了引进欧美的图书，韩国的一些畅销书也是会被日本的出版社时不时引进的，但这并没有形成大的潮流。日本目前缺少向中国、韩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学习的倾向。目前，在日本非常缺乏能够翻译中国思想书籍的译者，以及能积极地引进版权的出版社。中国和日本完全相反，中国在积极地观察、引进、吸收和翻译日本的书籍和知识。所以，总的来说，中日之间在版权交易方面形成了不平衡的状态。

新京报：你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中日两国互相认识的变迁史，你曾总结道，人只愿意看自己想看到的东西。日本人一想起中国人就想到“爆买”，中国人一想起日本人就想到抗日电视剧里面的军国主义者，还有就是像《菊与刀》里面固化的一个日本国民的刻板印象。中日两国互相认识的印象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你觉得该如何破解这种刻板印象？

马场公彦：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完全没有好转，但现在中国对日本的印象却出现了明显好转。有调查显示，有将近半数的中国人对日本以及日本人抱有好感。而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没有好转的重要原因在于，日本人获取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基本上来源于日本媒体。虽然一些日本媒体有着很强的独立性，但它们很爱去讨好大众，只给大众看他们想看的东西，这就造成日本人只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中国。

其次，中国人对日本的好感度有所提升，而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没有好转，可能是因为经验方面的差异。在这5年里，去日本旅行的中国人的数量，实现了飞跃性的增长，远远超过了日本人去中国旅行的人数。

此外，现在中国的国力还在不断增强，慢慢地成为了经济大国。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怀有自信，同时也保持了一定的开放态度。过去，中国老是揪着日本的不好的地方不放，但是现在许多中国人能够怀着善意，以坦然的态度去看真实的日本。而日本的国力在这几年里并没有得到增强，这导致日本人的视线主要拘泥于国内，并使得日本人的视野具有内向性和排外性，并不关心外面的世界。近几年来，日本社会的这种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因此，日本媒体要发挥自身的作用，要以一种多渠道的方式传递多样化的信息。同时，日本的出版界要和中国形成对接，日本的出版社要翻译中国的一些书籍和论文过去。对于读者来说，我希望他们获取到多样的信息源。我希望读者能从各种各样的信息源中，通过自己的分析判断来选择自己觉得正确的观点。

马场公彦

新京报：你曾被孙歌和沟口雄三拉进“中日•知识共同体”里。在你的理解里，你觉得这个研讨会对中日之间的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意义？中日两国的知识分子究竟如何在思想这一领域达到真正的互通互鉴？

马场公彦：“中日·知识共同体”从1998年开始，我从2000年开始参加，连续参加了七八年。它与传统的国际学术会议不同。传统国际学术会议会让大家在学会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而这个会议不发表什么研究成果，主要是让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针对同一个主题进行讨论，并希望大家能尽量摆脱来自西方国家的思维定势，实现两国知识分子的直接对话和交流。比方说，对于民主、环境、历史等问题，我们以前都是以西方的学说作为参照，来进行思考和判断的。但是，现在我们希望摆脱西方的理论观点，从这些具体的问题本身出发，直接进行深入的讨论。这就打破了思维定势，并能提出新的问题。

同时，这个研讨会不只邀请了中日两国的知识分子，还邀请了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知识分子参与，来扩大交流的范围。我是作为媒体人参与这一活动的，我肩负着把研讨会的内容传播到各个角落的职责，并向大众普及研讨会上的交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