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访谈:我热爱世俗生活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13年11月号“文学访谈”

我热爱世俗生活

迟子建 舒晋瑜

题 记:

“拥有生活固然重要,但是作为小说来说,艺术更为重要。仅仅拥有生活,你可能在瞬间打通了艺术的天窗,但没有艺术的功力支撑,这个天窗很快就会落下来。”迟子建说,写作其实是不会穷尽的,一个作家必备的本领,就是能从别人熟视无睹的东西中发现闪光点,把光焰放大。

舒晋瑜:在《赐笔的“上帝”》中,您将与笔结缘归结为幼时的“抓周”。

迟子建:在堆满鸡蛋、钞票、算盘、胭脂和笔的桌子上,鸡蛋可以滚动,算盘珠子可以发出劈噼的脆响,而胭脂带来了一股香味,我却独独抓了笔。细长的、冰冷的、不发声的、无彩色图案的笔。

舒晋瑜:最早留在记忆里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迟子建:低矮的板夹泥小屋,房前屋后的菜园(那是我童年的乐园),无边无际的森林,苍茫的大雪,偎着火炉听童话故事,暑假时到园田干农活,寒假时去山里拉烧柴。这些,构成了我的童年生活。

舒晋瑜:现在您也经常回去?大概一年中有多长时间在家乡待着?每次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是怎样的感觉?能不能描述一下那里的环境和生活条件?

迟子建:我每年总要在故乡待上三四个月。现在那里虽然少见大树,但次生林很茂盛,所以那里仍是空气最好的地方。故乡已不是我童年的故乡了,像北极村,它不再有过去的宁静了,一年四季游人不绝。

外婆在北极村去世之后,我很少去那里了。我在大兴安岭中部的一个县城居住,与母亲在一起。我住的不是你们想像的那种我童年住过的独栋的木刻楞房子,而是普通的居民楼,有自来水和暖气设施,所以生活很便利。房子位于城边,就在山脚下,所以我的书房对着山峦河流,风景不错。夏天时打开窗子,满室都是植物的清香。

舒晋瑜:在那里,您过着怎样的生活?在他们眼里,您是怎样的人?他们看您的作品吗?《北极村童话》里我们熟悉的人物,现如今都怎样?

迟子建:我和亲人们在一起。我们家人个个爱好美食,所以傍晚一家人聚在一起,常做一桌子菜,喝酒聊天。因为守着大山,所以多吃绿色食物。比如春天吃开江鱼、野菜,夏天吃自家园田种植的蔬菜、山上的蓝莓、红豆等野果,秋天吃蘑菇。家人中,我最忠实的读者,是我母亲。她看过我的作品,总给我提意见。

《北极村童话》里我描写的人物,很多已故去了。前年我料理外婆的丧事,见到了我描写的春生,他头发花白,牙齿掉了,邋遢疲惫,脸上的皱纹里刻满了生活的艰辛。近年来,家乡的小书店,进了不少我的书。比如去年出版的《白雪乌鸦》,我春节回去过年时,就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了。我不知道他们怎样看我,只知道我在家人眼中,不过还是那个童年倔强、调皮的“迎灯”(这是我的乳名)。

舒晋瑜:您的多数作品,都关乎脚下的黑土地。家乡对您的人生有何影响?

迟子建:没有我童年的经历,是不可能有我的写作的。一个作家的童年经验,可以受用一生。这经验像一颗永不泯灭的星星一样,能照亮你未来的写作生活。

舒晋瑜:多年来,家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迟子建:中国的发展变化,不可能不影响到我家乡的变化。它虽然外表依然是安宁的,但内里却是喧嚣的。最遗憾和让人痛心的,是现在的人对土地的感情,由于种种原因,不如以前深厚了。

舒晋瑜:您的高中时代是怎样度过的?

迟子建:我是在塔河二中读的高中,因为那时我家住在距离县城有十几里的一个小山村,所以我是住校生。我们住的宿舍只有十几平方米,十多个女生挤在一起,住的是通铺,分上下两层。我睡在上铺最靠北的地方,条件比较艰苦。夜半,常常能听见老鼠啃啮东西的声音。不过,因为年轻,也不觉得特别苦。我每个周末回家一趟,没自行车时步行,总是一个人走,穿过寂静的山林和辽阔的庄稼地,几乎遇不见什么人。最让我感到恐怖的,是走到天黑了,再赶上是月亏的日子。那时我读的书并不多,但是爱好写作,所以常常在笔记本上写点诗啊散文啊什么的。那时的高中是两年制,到了高二,分文理班了,对数理化不感兴趣的我,当然进了文科班。高考的压力,在同学那里可以明显感受得到,大家抱着书本不撒手。我相对来说,不是个刻苦的学生,所以我的高考成绩并不理想,就连我当时认为最能给自己赚分数的语文,也答得一塌糊涂,因为我把作文写跑题了。我只进了大兴安岭师范专科学校。不过,这个学校,让我的文学梦变为现实。

舒晋瑜:您觉得高中时代最值得怀念的事情是什么?

迟子建:是梦想。有了梦想,你的青春就会美好。哪怕这个梦想最终没有实现。还有,高中时能短暂脱离家长的“监护”,也能培养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是坏事。

舒晋瑜:对当今的高中生,尤其是爱好文学的学生,在阅读和写作方面您愿意提出怎样的忠告或建议?

迟子建:当然功课第一,写作是一生的事,不要急。平时多写日记,记录自己的真情实感,这是最好的文学锻炼。至于阅读,因为课业在身,我不建议在高中时大量阅读中外名著,要有选择地看。

舒晋瑜:您的高中时期,同学们对老师普遍怀有怎样的感情?

迟子建:我们那时,对老师还是很尊敬的,那时的老师也比现在的老师更敬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时的老师很少有在外面“补课”赚钱的,他们的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正规的讲堂,相对纯粹一些。而现在,课堂之外的“补课”,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这不正常。

舒晋瑜:能谈谈您的创作经历吗?从作品中可以看出童年的经历对您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迟子建:小时候我是在姥姥家里长大的,那是个广阔空间,感觉人很渺小。呼吸什么空气会产生什么气息,童年的经历会不知不觉地影响你的写作。北极村是我的出生地,是中国最北的小村子。每年有多半的时间被积雪覆盖,我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我记得那里房屋的格局、云霞四时的变化、菜园的景致和从村旁静静流过的黑龙江,记得姥爷、姥姥、小舅和二姨,记得终日守护着院子的一条名叫“傻子”的狗,记得一位生了痴呆儿的喜欢穿长裙子的苏联老太太……于是我在写《北极村童话》时充满了幻想,完全没有感觉是在写小说,而是一发而不可收地如饥似渴地追忆那短暂的梦幻般的童年生活。

当我写完它时,对它充满了信心。毕业回到家乡当山村教师,我又对它做了局部修改,然后投给两家刊物,都被退回,说它太“散文化”。1985年,黑龙江省作协在萧红故居呼兰县办了一期小说创作班,我去参加了一段时间,其间《人民文学》编辑朱伟来讲课,在他临离开呼兰的前两个小时,我忐忑不安地将《北极村童话》交给他,让他看看,这像不像小说?朱伟当时正在会议室休息,他说马上要走,只能翻翻。我很失望地回到房间,想他也许连翻也不会翻一下。即将出发前,朱伟找到我,未等我问,他就说,这篇小说不错,为什么不早些寄给《人民文学》?朱伟带走了《北极村童话》,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我一直认为它是我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我的写作是从大兴安岭师专开始的,那时课业不紧,我大量阅读图书馆的藏书,并开始悄悄地写作,毕业时就开始发表作品——应该说是比较顺利的一个。

舒晋瑜:早年的写作,您是否得到过很多鼓励,如果是,那么都是来自谁的鼓励?

迟子建:早年的写作,最大的鼓励来自我家人。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得到七十多块钱的稿费,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对于我来说是一笔巨款。父亲喜欢酒,我给他买了两瓶竹叶青,他高兴极了!我用第二笔稿费(那时我在塔河中学教书),利用周末,打了张火车票回北极村看望姥姥。离开北极村时我把余下的五十块钱悄悄塞到姥姥的被子里,我走后,她晚上睡觉铺被子时看见那五十块钱,惊喜地落泪,打发小舅给我写了一封信。家人传看我的作品,在我初学写作时,对我来说比评论家的表扬令我开心,是最大的鼓励!我姥姥不识字,但她让我表妹给她读《北极村童话》,表妹说读的过程中,她间或评论,有时说“这是真的”,有时呵呵一笑,一撇嘴说“这是编的”。

舒晋瑜:您写的每一部长篇都是大题材,《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是否在确定长篇写作时,题材是首要考虑的因素?可是您又如此擅长写小人物。大题材和小人物之间,您是如何驾驭的?

迟子建: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的确,我所写的几部长篇,在别人眼里是“大题材”。《伪满洲国》写了十四年历史,《额尔古纳河右岸》写了鄂温克这支部落近百年的历史变迁,而《白雪乌鸦》写的是发生在清王朝末年的哈尔滨鼠疫。不过在我眼里,题材没有大小,也没有轻重,关键要看作家对这样的题材是否产生了感情。喜欢上一个题材,如同喜欢上一个人,你愿意与之“结合”,才会有创作的冲动。否则,再大的题材,与你的心灵产生不了共鸣,融入不了感情,你就驾驭不了这个题材。好在这三部长篇的题材,都是让我动心的。我与《伪满洲国》是马拉松式的“恋爱”,资料准备了七八年,写了两年,直至它出版,我与它“相恋”了十年。《额尔古纳河右岸》也是这样,对这个题材的爱,早就埋在心头,我一天天培养它,做了大量资料和实地调查,这颗爱的种子在发芽后终于成长起来,我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它。而与《白雪乌鸦》是闪电式的爱,很快就掉入了这种写作情境,开始了一次鼠疫之旅。如你所说,我的这些长篇,不管题材多么大,写的都是小人物。即便《伪满洲国》里写到溥仪这样的大人物,我都是用描写小人物的笔法。因为我坚信大人物,都有小人物的情怀。而情怀才是一个人的本真的东西。

舒晋瑜:关于“满洲国”的题材大家并不陌生,您在构思时是如何考虑的?能谈谈《伪满洲国》的创作原因吗?

迟子建: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那时对东北这段特殊的历史所知甚少,想写也无从下手。1991年年底我去日本参加文化交流,在东京召开一个欢迎会,一位白发苍苍的日本老人走过来突然张口问我:“你从满洲国来吗?”我听了很震惊,感到刺耳,仿佛受了污辱。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已经结束,为什么在日本、在中国的老人中烙印这么深?我觉得伪满十四年的历史值得我去想一想,看一看。

这本书的落足点不是史实,而是特定的时代,充满乡土气息、民俗文化,而人的情感经历在里面占据了主导地位。我断断续续地查资料,想法成熟了才开始闭门写作,全力以赴地写。计划写四十多万字,实际上写了六十多万字。写完后自己都觉得吃惊,怎么会写这么长?但我觉得写得还是比较精炼,因为它涉及的社会生活层面较广。我做了许多资料准备,在酝酿成熟后才动笔。《伪满洲国》是我比较满意的一部作品,写作的过程也比较顺利。写这部作品时,我沉浸在“满洲国”的氛围里,傍晚走在街头,感觉调子都是灰的。

舒晋瑜:我很欣赏您的创作状态,不急不缓,每一篇拿出来都是留得住、值得放在书架上仔细回味的作品。

迟子建:我从1983年开始写作,期间经历了新时期文学种种的潮流。我不是任何一个“主义”下的人,也不是任何潮流中的人,这种不入流,恰恰给了我自由,给了我广阔的生长空间。我觉得写作不能急,要慢慢来,持之以恒,而坚持是需要勇气的。写《伪满洲国》,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作家要不断面对有难度的写作。我每写一篇东西,发表出来后,至少要读一遍,给自己挑挑毛病。常批评自己,就会有所进步。我觉得作家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我对自己的作品总有种种不满意的地方,从这点来说,我可能还会有所发展。

舒晋瑜:《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写作,使您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温情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这部作品像一面镜子,照耀着那些远离山林和自然的灵魂。但是单纯地把这部作品理解为历史小说,也有失偏颇吧?

迟子建:是的。我去追踪这个部族的时候,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憾。山里的条件很艰苦,但他们的生活快乐。他们从不乱砍滥伐,打猎也绝不滥杀,够一周的食物就行了,不过多索取,在知足中产生富足感,他们唱的歌旋律优美——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对我们是有益的启示。

舒晋瑜:看到这个行将消失的鄂温克部族、面对其文化正在逐渐消失的现状,反思现代生活和原始生活的冲突,是这部作品的真正用意。

迟子建:为什么一定要把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部族变得和我们一样呢?我们为了所谓的文明生活,对我们认为落伍的生活方式大加鞭挞,本身就是一种粗暴。不仅鄂温克这个部族面临如此境遇,世界上其他少数民族也面临这个问题。那些有自己生命信仰的弱小民族,在现代文明面前面临的生存艰难和文化的尴尬,值得我们反思。我们太贫血了,所以当真正的鲜血喷溅时,我们以为那是油漆!

舒晋瑜:《白雪乌鸦》以1910年冬至1911年春哈尔滨爆发鼠疫的历史作背景,所有深藏的爱怨情仇,在死亡的重压下枝缠叶绕。起意写作《白雪乌鸦》有什么原因?书名有何寓意?

迟子建:2003年“非典”,当时政府采取了很多防控措施。哈尔滨的媒体报道说,这与一百年前发生鼠疫时,清政府派去防治鼠疫的医官伍连德采取的措施几乎完全一样。我查阅了资料,1910年鼠疫时,两万多人的傅家甸(也就是哈尔滨道外区)竟然有五千人死于鼠疫!我开始留意这个事件,留意伍连德,但我感兴趣的不只是他这个人物。我想知道鼠疫突来时,身处其中的普通人的心理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另外,当年老哈尔滨的社会状态我也特别感兴趣——中东铁路兴起没多久,有八万俄国人和几千个日本人生活在那里,城市里有很多西式建筑,剧院上演的是芭蕾舞、西洋戏剧,而傅家甸则是尘土飞扬的流民区域。如果把鼠疫放在这样的背景当中写出这段历史,会很有意思。

在生活中,我偏爱黑白色,它们对比强烈,也是最能与其他颜色达成和谐的色调。哈尔滨的冬天,最常见的是白雪,长达半年的冬天,使雪花成了从天庭来到人间的常客;而乌鸦在满族人的心目中,是报喜鸟。传说乌鸦救过清太祖,朝廷里特设“索伦杆”,祭祀乌鸦。而这场大鼠疫之后,清王朝就灭亡了。而我在查资料时也看到,当年的哈尔滨,尤其是松花江畔,乌鸦很多。我觉得黑白色调特别契合我这部长篇小说的气氛,所以就用《白雪乌鸦》做书名。

舒晋瑜:《晚安玫瑰》中,景物的描写由大自然转移到城市,在露台、在屋顶、在高窗上。当您笔下的舞台转移到城市,心中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吗?

迟子建:没什么不一样的感觉。我描写的露台、高窗、坡屋顶,基本都在哈尔滨中央大街那一带,那里被誉为“哈尔滨建筑博物馆”,都是历经沧桑的老建筑,风格各异,是个露天艺术长廊,我的笔徜徉其间,一样滋润!因为我把这样的建筑当成了自然的一部分。能够活在这样的屋檐下,比活在一个模式化建造的钢筋水泥混凝土的楼群中,要曼妙得多!当然,我的笔也抒写都市里的狭窗陋巷,抒写像《黄鸡白酒》的小酒馆,它们在我眼里充满了世俗烟火气,一样是动人的风景。

舒晋瑜:《白雪乌鸦》、《黄鸡白酒》、《晚安玫瑰》(我把这个书名理解为红与黑),您的作品,单看书名就是诗意并且色彩绚烂的。是有意为之?

迟子建:没有。也巧了,这三部抒写哈尔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标题都是四个字的。《白雪乌鸦》因为写的是清朝末年发生在哈尔滨的大鼠疫,疫情恰好在冬天达到了高峰,而那个年代的哈尔滨,冬天最常见的就是白雪和乌鸦,所以就有了这个篇名,而它与鼠疫的气氛也是相符的。至于《黄鸡白酒》,它来自辛弃疾的词“谁唱黄鸡白酒,犹记红旗清夜,千骑月临关”。辛弃疾是我最喜欢的词人。至于《晚安玫瑰》,原来并不是这个篇名,是发表的最后一刻改的。

舒晋瑜:《晚安玫瑰》借着描写小娥的爱情,扫射了中国百姓的生存状况,买房的压力、婚姻的矛盾甚至亲情的悖离(姑姑的贪婪与自私)……我很感兴趣这个题材是从哪里来的?写作的过程,您怀有怎样的心态?您对这部作品比较满意,满意在什么地方?

迟子建:写作《晚安玫瑰》,差不多花掉三个月的时间,是我写的篇幅最长,也是注入思考最多的中篇。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欲望中挣扎,通过神灵或自我救赎,走上精神的皈依之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风云变幻,对个人的命运的影响。这里的两个女人——流亡到哈尔滨的犹太后裔吉莲娜和报社校对员赵小娥,都有“弑父”行为,所以最早篇名是叫《弑父的玫瑰》。编辑们觉得“弑父”二字放在篇名太直露,所以我最后改成了《晚安玫瑰》。我对它最满意的地方,就是对这两个女人的塑造。她们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是复杂的。

舒晋瑜:也许小娥的爱情只是表象,隐在背后的吉莲娜的爱情才是主线。一个优雅、高贵的老人,她的生活是孤独的,但是她的内心如此丰富强大。

迟子建:吉莲娜确实是个内心强大的女性,这种强大,源自她的宗教信仰,源自她的沧桑经历,也源自她获得过丰盈的爱,哪怕它闪电般短暂,但足以照亮她的生命。她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不管生活多么孤独,但心底是有泉水涌动的。一个女人心底没有泉水,不管外表多么光鲜,多么年轻,都是缺乏生机的。而吉莲娜一直到老,都是有生机的。我喜欢有生机的女性。

舒晋瑜:小说中的吉莲娜杀死继父,但后来她的恨逐日消泯;小娥复仇之后,却毫无忏悔。杀死父亲有什么隐喻吗?为什么她们对于仇恨的态度不同,是因为宗教?宗教在您的作品中,感觉是以非常强大的力量存在的。

迟子建:她们来自不同的国度,生活在不同时代,对爱情的态度也不一样。同样“弑父”,两者都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其实赵小娥“弑父”后,她也在“忏悔”,只不过和信奉宗教的吉莲娜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在我眼里,宗教如日月,接受它的照拂,心底就会有永恒的光明。

舒晋瑜:我感受最深的,是宽容之心。吉莲娜对于任何事情的包容让我感动。小娥对齐德铭旅行包里装着寿衣和避孕套可以包容,但是她不能够原谅当年强奸过母亲的生父。为什么?这让我感觉,小娥对待婚姻的态度,也是一种开放式的。

迟子建:吉莲娜的爱情带着一股神秘色彩,有着美轮美奂的朦胧气息,而赵小娥的爱情却是清晰的,如她与陈二蛋和宋相奎的爱情,没有多少诗意,更像是到了一个人生的特定阶段,把一道该做的题做完。但她遇到齐德铭后,这一切发生了改变。爱情的曙光出现了,可它是那么波折,又是那么短暂。

舒晋瑜:《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有酋长的遗孀,《黄鸡白酒》中有春婆婆,《晚安玫瑰》中有吉莲娜,您在描写笔下的老女人的时候,是否有格外的感情?

迟子建:我希望自己也能活到她们那般年纪,宠辱不惊,宁静如水,朴素地活到人生的夕阳时分。

舒晋瑜:您作品中的任何女性,几乎都具备健康、不屈、积极向上的心态。如果有迷茫,肯定也会在某种寻找之后豁然开朗。我想这跟您本身的性格也有关系。您能总结一下作品的女性人物吗?

迟子建:其实我在写作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笔下的女性人物该是什么样的,男性人物又该是什么样的。小说如同一场戏,开场后,谁先登场,谁表演的时间长,谁是什么性格,男人女人哪个抢眼,完全取决于他们在戏里角色的分量。我想我写过的女性人物,最典型的特征,应该是一群在“热闹”之外的人。不过让我细致地“总结”她们,我还是很吃力。因为在“女”字上做文章,对我来说,跟让我登珠峰一样难。

舒晋瑜:几位女作家描写婚姻家庭,各有特色,比如王海鸰是凌厉的,万方则是温和的,而方方笔下的婚姻有着万般无奈。您笔下的婚姻,温暖、亲切,似乎是冬天里的火炉,让人向往,每一个孤独的人都想走近。您自己觉得呢?

迟子建:我是在健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从小感受到的是家庭的温暖。虽然我的婚姻来得晚,结束得又早,但留在记忆中的,是可以永久回味的爱与美。这个对我来说,是心中一团永远也不会熄灭的火,依然会在我孤独无助的时候温暖我。

其实每个家庭都不会是满目的灿烂,也不会是彻头彻尾的昏暗,婚姻如同一盆花,是需要主人精心侍弄和呵护的。婚姻的本质是世俗的,热爱世俗生活的人,容易获得满足,婚姻可能相对就稳定一些。而我热爱世俗生活。

舒晋瑜:您的很多作品都写到了厨艺,而且不厌其烦地描写制作过程,让读者的阅读也成为享受美味的过程。您的厨艺不错?您认为这些描写能为作品带来什么?为女人的形象多些丰富的刻画,还是令作品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迟子建:吃,就是世俗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我爱吃。有时心情不好,一顿美食就会令我云开日朗。我常常是上午九点多开始写作的时候,灶上会煲着一锅汤或粥。到了下午五点,我会准时奔进厨房,边听广播边做晚饭。所以我写作的时候,晚上上床后,要为第二天构思两样东西,一个是小说的情节该如何发展,还有一个就是吃什么。我的厨艺对我来说肯定是好的,对别人来说未必。而且,我在吃上,比在写作上更富于“探索精神”,总想着花样翻新。

谈到“吃”在小说中所起的作用,我觉得它就像一个人的呼吸一样。你总不能让人物在作品中一味地谈“精神”,而不吃不喝吧?这有悖生活的常理。当然,无节制地“炮制”吃,小说又沦落为菜谱了。掌握好“火候”,至关重要。

舒晋瑜:中短篇的写作,其实一点都不亚于长篇所耗费的精力和心思。您确定体裁时,以怎样的标准判断?

迟子建:作品“容量”的大小,决定着体裁的长、中、短。比如我搜集《伪满洲国》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资料,我就知道,手中握着的,是长篇的种子。因为它容量大,张力大,可塑性强。可是像《清水洗尘》、《逝川》和《亲亲土豆》那样的题材,它出现时,就是短篇的姿态。

相反,类似于《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和《起舞》这样的小说,我打腹稿时,就知道它会以中篇的形式出现。容量大的水流,你把它注入窄小的河床,它就会泛滥成灾;而你非要把一条小溪引到大河的河床上,水流活跃不起来,势必会成为死水。所以,把短的东西拉长是臃肿乏味的;而长的东西,你想遏制它的生长,也是不可能的。

舒晋瑜:相对来说,中短篇不太容易引起关注,所以有些作家在中篇取得一定成绩后选择了别的途径,也有更多的创作中篇小说的作家选择了影视合作的道路。您对此有何见解,是否认为长篇必须是经过中短篇的积累才能创作?

迟子建:我挺喜欢写中短篇的。我写了二十多年,每年都有中短篇小说发表,哪怕是写长篇的时候,都不会放弃中短篇的写作。如果每年不发表两到三部中短篇,我可能会觉得这一年我的“粮库”亏空了,会心虚。我往往用半个月的时间写一个短篇,用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写部中篇。

我觉得中短篇的写作能锻炼一个作家的气韵。我想如果没有中长跑的基础,是不会有优秀的马拉松运动员的。同样,一个作家历经了中短篇的千锤百炼,奔向长篇的时候,才会体力充沛。当然,也有天才作家,靠一部长篇,就一鸣惊人的。

舒晋瑜:您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好像很少。

迟子建:其实,我的小说出来后,想要改编影视剧的确实有很多,但真正能落到实处的寥寥无几,可能我的作品缺乏影视剧所需要的流行元素吧。因为对影视公司来说,收视率高于一切。我写作,就像你说的,只遵从内心,不会考虑它是否适合改编。作家留下来的,最终还是文字,而不是其他。

舒晋瑜:您对于小说技巧的把握、语言的精致以及讲故事的能力都让人佩服。写作素材又是怎样获知的?

迟子建:如果问我作家的命脉是什么,我会说:想像力。一个只拥有生活而缺乏想像力的作家,会灿烂一瞬,如流星;而那些拥有丰富想像力的作家,有如一颗恒星,会持久地爆发光芒。有了想像力,你就不会把“生活”那么快就用空,你的内心总会有激情和动力,好像一台汽车加足了油,随时都可以驰骋。所以我觉得一个作家,一生最要爱惜的,就是保护和发掘想像力,它是写作的火种。

舒晋瑜:故乡在您作品中的呈现,或者说故乡与作品的关系,这么多年来有怎样的变化?写《北极村童话》时那么清新天真,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与《白雪乌鸦》,已经具备了史诗般的厚重经典。

迟子建:没有故乡,就不会有我的写作。但是,喜欢一个人,会“爱之深,责之切”;喜欢一个地方,同样如此。因为深爱那片土地,它光明背后的“阴暗”一面,也越来越引起我的注意。我想当一片土地由亲切变得相对陌生的时刻,那么拷问作家良心的时刻便也到了。我愿意接受这样的考验和锻炼。从《北极村童话》到《额尔古纳河右岸》和《白雪乌鸦》、《黄酒白鸡》,毕竟相距二十多年的时光。创作初始的那种恬淡和忧伤,我至今迷恋着,也许那是我与生俱来的气息。我并不特别清楚写作的变化在哪一个时间节点上,就像我不知道眼角的皱纹,究竟是哪个时刻悄悄爬上去的。

舒晋瑜:在您的很多作品中,对自然景物都有非常细致的刻画,那些美丽的自然风光像涓涓细流融入故事。这种对于自然的热爱与描写,在当代作品中越来越少了。似乎大家都没有心思去关注周围的景物了。您的这种风格,是来自俄罗斯文学的熏陶,还是受生活环境的影响?

迟子建:最主要的是生活环境的影响。你想啊,我出生在大兴安岭,十七岁之前,都没出过山,满眼看到的是大自然的风景。那里人烟稀少,四时景色不同,所以从童年起,我等于在看老天绘制的一幅幅风景油画——春日森林的嫩绿,夏日林间缤纷的野花,秋日五花山的绚烂,冬日冰河的苍茫,还有那沼泽上的水鸟,林间的溪流,变幻无穷的天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想起故乡,往往就是这一幅幅诱人的风景图画。每当写到故乡,这样的风景就自然而然从笔下流淌出来了,因为我小说中的人物就活在这样的风景中。

舒晋瑜:回顾三十年的写作,您愿意作何评价?

迟子建:1983年我在大兴安岭地区师范学校开始写作时,并没有想到手中的笔会这么让我不舍,一直到今天还牢牢在握。写作帮我打开了生活的另一扇窗——那个源自现实,又与现实有着不一样气象的天地,它是那么令我着迷!我早期的作品,确如评论家所说,是纯净忧伤的,而近期作品,有了苍凉之气。我想这与我对文学的认识的加深和人生阅历的增长有关。但我所有的变化,都是渐变,而不是一夜之间的突变,所以对自己的写作,我也很难划分明确的阶段,因为创作是有延续性的。我有个习惯,就是作品发表之后,再读上一遍。我读它是为了给自己找不足。我在很多作品中都能找到不足,所以总是寄希望于自己的下一部作品。可下一部作品出来后,我读后又发现了不足。知道自己的“不足”,我想或许我未来还能写得好一些。从生活的意义来说,写作帮我度过了人生的难关,我爱人离世后,是这支笔给了我强大的支撑,为此我要感谢写作。

舒晋瑜:在您的创作中,不难看出对故乡的关注和热爱。这种热爱不仅体现在人和自然上,还体现在动物身上。比如《越过云层的晴朗中》用大黄狗作为视角和讲述者,那条通人性的黄狗,有着人的尊严;《雾月牛栏》中人与牛关系的亲密;《一匹马两个人》里那匹瘦得皮包骨头的老马在老夫妻相继死去之后,为捍卫主人的麦地被人割破腿血尽而亡;在《白雪乌鸦》、《鬼魅丹青》、《第三地午餐》、《酒鬼的鱼鹰》等小说中也涉及了很多通达人性的动物的形象。您最喜欢什么动物?在书中,是借着动物表达自己对自然生灵命运的悲悯,还是借机反思人与人关系的疏离?

迟子建:我最喜欢狗。在北极村和我童年居住的小镇永安,我都养过狗。狗死了,我伤心得不吃饭。我小时还养过猪,腊月宰猪时,我就哭,因为舍不得。我把猪养得溜光水滑的。在都市中,人不仅和自然疏离,跟动物也疏离。城里人养动物,多半是宠物,而我们在山村养的动物,它们和我们一样肩负家庭的生活担子。比如狗要守夜,强壮的狗冬天还要被套在雪爬犁上,帮着主人往家拉烧柴。动物是很通人性的,所以我把它们看成人类的伙伴,写起牲灵,心中有股说不出的怜惜。你说的《雾月牛栏》中的宝坠,他对人确实疏离,对牛却无比钟情,那是因为他在动物身上感受到了“人性”,而在一些人身上,感受的却是“兽性”。

舒晋瑜:您曾在作品中不惜笔墨地描绘萨满治病招魂的全部细节,从萨满治病的禁忌(不许点灯)、萨满跳神的服饰(彩色神衣)、法具(神鼓)、萨满神歌以及神奇效果(除岁奇迹般的好了)等方面细致再现了整个治病招魂的过程,让我们看到萨满跳神所具有的科学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

迟子建:大自然确实有股神秘力量。我在搜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资料时,知道有的萨满在跳神时,能把大地踏出一个坑来。超自然的力量,是我们所不知的。而我小时候生病,家长也用“烧邮票”的方式给我叫过魂。我去北京天文馆参观,看着陨石展厅中一颗微小的来自月球的岩石,我总想夜晚时它会不会发光,它会不会是嫦娥舞蹈时,衣裳落下的一颗纽扣呢?科学可以探明宇宙的奥秘,但对于一些超自然的力量,科学也无法解释。其实世界有谜团是好事,我们对世界还有敬畏之心。

舒晋瑜:文学写作本身也是一种具有宗教情怀的精神活动,而宗教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达到真正的悲天悯人。您在写作中,是否也贯穿着这样一种精神诉求?

迟子建:悲天悯人的前提,是这个作家对世界没有绝望,哪怕生活落入不幸之境,他们依然能用湿漉漉的眼睛打量尘世的风景。这个世界神灵与鬼魅共存,一个富有宗教情怀的人,会把“根”扎得很深,不会被鬼魅劫走。

舒晋瑜:智障人物也是您作品中的常客,这些被世俗社会视为异类的人物身上,您发掘出他们纯净的思想、奇异的智慧:《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安草儿是个愚痴的孩子,《第三地晚餐》中陈青的哥哥陈墨是个遭人嘲笑的智力欠缺的人,但他却有着自己的生活理念……这样的人物,在很多经典作品中都会出现,包括世界名著。

迟子建:我的短篇《采浆果的人》,也写了智障的人,这与我童年的生活经历有关吧。我们小镇不大,但有好几个智障的人,他们在我眼里不是“傻瓜”,而是有光彩的人。他们不循规蹈矩,说出的话永远满怀天真,他们在一种“天籁”状态下生活——虽说那是病态的。我总想,我们觉得他们可笑,可他们也许觉得我们可笑。

舒晋瑜:关注底层一向是您写作最大的特色,您觉得底层人物在您的笔下,三十年来是否也有变化?

迟子建:如果说最大的变化,那就是我笔下的底层人物,近些年悄悄“进城”了。因为我在写哈尔滨的系列作品中,包括长篇《白雪乌鸦》,中篇《起舞》、《黄鸡白酒》、《晚安玫瑰》,底层人物都活动在我所熟悉的哈尔滨。

舒晋瑜:您的小说多数是温情的,但是您对于死亡的关注也贯穿始终。为什么经常会在小说中设置人物突然又离奇的死亡情节?

迟子建:如果你想到这世界上所有的人,终究会化为尘土,所有生者的名字都会上墓志铭,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我的作品里会写到死亡。死亡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谁都不能回避。

舒晋瑜:您比较喜欢哪些作家?您的创作受到其他作家的影响吗?

迟子建:中外的优秀作家我都喜欢。但让我说绝对超出所有人的作家,我一时还想不起来。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有两位女作家是不可替代的,一位是张爱玲,另一位是萧红。国外的作家像托尔斯泰、雨果、福克纳、川端康成我比较喜欢。一个人的写作肯定是从中外名著中渐渐汲取营养的,不能说绝对单纯地只受哪一个作家的影响。就像吃饭一样,我们要吸收各种营养,才能健康。我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大雅,深厚,文学品质比较纯净,沉静而又不乏忧愁的气息,代表了一种东方文化精神。

舒晋瑜:写作对您意味着什么?除此之外您喜欢什么?

迟子建:因为热爱,所以写作。写作之余我喜欢散步。我还是个球迷。足球的经典不在亚洲,而在欧洲、美洲。以前我特别迷恋足球时,连国内的甲级联赛都看,后来不看了,因为总是失望。这就像看书一样,不好看的书我当然就会弃之不看了。

舒晋瑜:您怎么看待读书和写作的关系?

迟子建:我读的书一直很杂。喜欢读人物传记、民俗学方面以及美术方面的书。我常常重读一些名著,如托尔斯泰的《复活》。他笔下的妓女马丝洛娃给人一种圣洁之感,而我们有些小说的所谓“圣洁女性”形象却给人卑琐之感。这就看出大师与普通作家之间的差别了。

一个人必须是在用天赋做了“敲门砖”以后,不断地吸取营养来完善自己,这也决定了我的读书态度。

舒晋瑜:但凡写作者,总希望突破。您肯定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吧?每次动笔之前,会在哪方面着力更多?

迟子建:如果说素材是柴火的话,当你准备了高高一摞柴火后,最希望找到火种点燃它。这个火种就是形式。找一种恰当的表达方式,对我来说是着力最多的。比如我的几部长篇,《伪满洲国》十四年的历史太庞杂了,如果面面俱到,四卷也可能写不完,最终我采用编年体,六十多万字完成了它。写《额尔古纳河右岸》也是这样,当资料做得完备后,就是找一种最理想的方式表达它。结果我采用一个老女人的自述方式,以一天中的三个时段来讲述故事,整个素材就被点燃了,写起来非常顺畅。

舒晋瑜:有没有过面临困惑的时候?这种困惑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迟子建:有时最初设想的人物和情节,会在写作过程中发生变化,我会有所疑惑:这样写对不对?

舒晋瑜:您的作品修改得多吗?如果改,主要是改哪些内容?

迟子建:每部作品都会有修改,但不是大改。作品内容不同,当然修改的内容也就不一样。

舒晋瑜:不论是描写自然还是关注苦难,您的作品一向诗意盎然。您为何如此看重“诗意”?

迟子建:诗意在我眼里是文学的王冠啊。

舒晋瑜:您对于自己目前的写作状态满意吗?对于自己有何要求?

迟子建:写作的魅力在于,你以为切近了理想之境,可是到了近前一看,那个境界还遥远着呢。我愿意这样一直行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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