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民党军的战史记载，湖源之战的结束时间，约在当晚九时三十分之后。红七军团打扫完战场再将队伍集合起来，至少也当在半夜时分。第二天（30日），红七军团按计划进抵大田县的广平镇。31日朝尤溪方向虚晃一枪，然后一路经永安、归化（明溪）和清流，于6月3日前后返回中央苏区，到汀州附近进行休整。

可能是因为战事紧迫，回到苏区仅休整数日后，红七军团又从汀州出发，向东推进至连城的四堡乡一带。然后又沿马屋、汀州大道，南返至汀州的河田、童坊一带。6月10日，红七军团突然出现在连城东面的姑田一带，大张旗鼓敌宣扬要攻打连城。

16日上午，红七军团一部协助红二十四师向连城城郭展开攻击，战至下午红军撤出战斗，红二十四师占据连城西面的山冈与敌形成对峙。之后，红七军团（严格讲，应为军团部及红十九师）一路北上近三百华里，于25日前后，经安远进至客坊乡附近，扬言要向建宁城和里心一带发展。

此时正当国民党建宁守军紧张布防之际，突然于7月7日得到情报：“伪七军团前二三天他窜，地点不明，……”（注1）国民党军的这个情报有些滞后，实际早在6月底，红七军团就已接到中革军委的急电，回撤到了中苏区的腹地——瑞金。

中革军委之所以将红七军团紧急召回，是为了“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注2）博古诺夫和李德等为什么不将其真实意图告诉红七军团领导？恐怕很难用“保守秘密”解释过去，大概是估计到此行凶多吉少，担心寻淮洲等人知道会对具体执行产生不利影响。

实际自打完永安之后，红二十及红二十一师就已被中革军委调离，红七军团只有军团部及红十九师。经过近两个月的游击战争，军团已由六千多人减员至四千多人。对此博古诺夫及李德等早有准备，至7月3日共为红七军团补充了两千多人，但其中约有三分之二为没打过仗的新兵。据时任军团司令部作战参谋赵春和回忆：“部队总数约七千人。……，补充的新兵没有枪，拨来的老兵都带枪；此外，每连发七八根梭镖。”（注3）

综合相关的史料记载和回忆等资料，其时为了扩大红七军团的声势，将原红十九师下属的三个团改称为三个师，但下面的编制仍然是营。每个师配有一个直属重机枪连（六挺重机枪），以及侦察排、担架排及警卫、电话、传令三个班等。军团部辖有警卫、侦查、工兵、通讯等四个直属连，以及一个机炮营和一个教导队。

此外，博古与李德还精心为红七军团委派了一个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与寻淮洲及乐少华一起组成军事委员会，决断红七军团的一切政治和军事问题。曾洪易与乐少华都在前苏联的中山大学学习过，属于博古等信得过的正宗“布尔什维克”，博古等如此安排的含义和作用不言自明。粟裕在其回忆中说得明白，这样的安排是因为“当时的‘左’倾宗派主义的领导者，对红军中原来的干部是不信任的。”（注4）。

1934年7月6日傍晚时分，寻淮洲等率领命运多舛的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踏上了凄风苦雨、艰苦曲折的漫漫征程。这支只有七千多人的队伍，却哩哩啦啦拖了近二十里长，队伍中间夹了五百多付挑子——光是中央下发的宣传材料就有三百几十担！而整个军团的辎重加上炊事担子，也不过一百四五十担而已。

根据明确的史料记载，红七军团自出发后“直到谭家桥战斗全军覆没”（张雄文语），共打了大大小小四十七仗，其中比较大、比较重要的的战斗大约有十次。我们来探讨一下，在这十次比较大的战斗中，那几仗算得上是雄文先生所谓“惨烈的败仗”。

1934年7月30日，在红九军团的掩护下，红七军团全部渡过闽江。当晚，由于附近没有适合大部队休息的地点，只得连夜赶往古田县的黄田镇。由于天黑路滑，加上大部分村庄都有国民党军的小部队把守，红七军团于凌晨时分方赶到黄田附近。当天下午，红七军团先头部队进占黄田移动约7华里处的谷口，准备按原计划第二天沿大路北上古田。

正当红七军团准备启程向古田出发时，突然接到中革军委发来的电报，要求寻淮洲及乐少华等立刻转道进占水口，并伺机准备攻打福州。经过一番研讨后，红七军团决定当天下午三时开始行动，当晚深夜进占水口。次日（8月1日）晨接到军委嘉奖令，全军于水口召开纪念“八一”大会，正式宣布中央关于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决定和任务，同时发布了进攻福州的动员令，并于第二天向福州进发。

从水口至福州最近的路，是沿闽江右（东）岸前行——全程只有八十公里左右，按照正常的行军速度两天内即可到达。但由于这条沿江道路的各个要点都在国民党军的控制之下，如果一路打过去，既耗时费力还必然会惊动敌人。所以红七军团只能迂回——向北绕道大湖，走了差不多四天才抵达福州西北近郊。

按照乐少华回忆的“寻淮洲同志自未渡河前跌伤手腕后，至此时才开始负责（先时由粟裕暂代），……”（注5），攻打福州的战斗主要是由参谋长粟裕指挥。令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寻淮洲跌伤的是手腕，按道理应该不至于影响指挥作战。

根据国共双方的史料记载，红七军团于8月7日夤夜，首先以一部佯攻敌五凤山、大夫岭的守军。主力约一个营则沿村道直取新店，将其排哨击溃后，迅速尾随攻占义井、浮村，进逼到城北门的侧后。战至凌晨四时许，可能是忌惮天亮后遭到敌机轰炸，进攻部队撤出战斗。9日凌晨一时再次发动攻势，打了约三个小时左右，红七军团将部队后撤至小北岭，然后便转移至连江县潘渡乡的桃源一带。

从攻打福州的战斗过程可以看出，红七军团似乎有些敷然。对此乐少华在其《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经过的报告》中说道：“当我们走到福州附近俯视‘全景’时，大家都认为，如果攻进去了，也只能占据一角，……福州实在太大了，……。夜间，我们只带了几个连下山。……。事实上敌人有了准备，全城的电灯点的比平时还多，并有八十七师全部在城。于是我们决定部队撤回，稍事休息后便继续北上。”（注6）

乐少华的这段回忆，与粟裕的回忆大致相同——“我们估计即使打进城，也不容易解决敌人，于是决定把部队撤至福州以北岭头一带，准备向闽东转移。”（注7）至于张雄文在其大作中所说，是粟裕“以军委命令‘相机袭取福州’中的‘相机’为由”说服乐少华、曾洪易同意退兵，不知其依据何在。

桃源是连江县贵安村的一个小山庄，该村的汤岭街是连江到福州的古驿道。该村背靠（东）福建的第六大河流鳌江，北面是敖江支流——鱼蓝溪，东南面是另一条支流——三门溪。此地距离福州北郊很近——经宦溪镇至贵安只有不到二十五公里，从军事上讲地势也不太有利。按乐少华的说法，之所以停止在这儿休整，主要是“因那时部队很久没有得到很好休息，加上一、二百名伤病员，部队是较疲劳的。”（注8）

对于红七军团的突然撤离，主力已抵达福州第八十七师当然不肯善罢甘休，9日夜命其第五二二团轻装出发，欲从侧面红七军团发动袭击。凌晨四时许，该团先头第三营进至板桥时侦悉，红七军团的大部队驻扎在汤岭附近。该团决定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其第三营居右，第一营居左，分两路夹击汤岭一带的红军。

根据乐少华的回忆，“当我们宿营时，又有群众来报告，说福州通桃源的大路上发现白军约一个团的人。我们便派侦察队出去，结果侦察队走错了路，敌人反进到我们哨兵线上。当时我就同粟裕同志带了第二师的同志，上去把敌人击退。在我们上阵地时，第三师已自动向敌左翼攻击，而我们的第一师好久都得不到消息。”（注9）

实际并非侦察队走错路，而是敌军绕开大路，直接从板桥兵分两路抄山中小道，向汤岭街分进合击。由于山路崎岖难行，甚至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路，行至上午九时许，敌右路第三营的尖兵进至茶亭尖附近，遭遇红七军团的警戒哨。敌五二二团急令第一营停止前进，左路第三营占领降虎东面的制高点，掩护第二营向西南展开，与第一营临时阵地相衔接。与此同时，急电向敌八十七师师部报告。

接到敌情报告后，乐少华立刻带着粟裕指挥第二师利用这一带的复杂地形，向敌五二二团发起进攻。听到激烈地枪炮声后，第三师主动向敌军右侧阵地发起攻势。位于桃园附近的第一师则分成两路，以一部向敌第三营占据山头的侧后发起进攻，主力则向敌后迂回，企图截断敌五二二团的退路。

由于此地距离福州机场空中直线距离只有二十公里，敌作战飞机转瞬便到！即使弹药耗光，也可迅速加载后十余分钟再返回继续扫射轰炸。下午十六时左右，向敌后包抄的红七军团第一师接近板桥时，遭遇敌五二二团后卫部队的阻击，未及又遭到敌军飞机持续的猛烈轰炸！在师长、政委先后被炸伤的情况下，部队难以继续攻击，只好撤回。

降虎这面的战斗开始时还不错，粟裕指挥的第二师击溃了敌五二二团的前卫连，中午十二时左右攻占了两个制高点。下午十五时第二师向敌中央阵地发起攻击，当攻到敌军阵前展开肉搏时，后续部队突然遭到敌机轰炸！乐少华及粟裕只好下令停止攻击，双方形成对峙。天黑时分，敌五十七师主力已陆续赶到，红七军团决定撤出战斗。11日拂晓时，红七军团东渡敖江，东撤至潘渡乡以北的陀市村附近。

11日早七时，敌五十七师主力开始过敖江，向潘渡乡一带攻击前进。红七军团在后卫小部队掩护下，先是撤至潘渡以北约十五公里处的丹阳。当日根据敌情变化，又进一步撤至罗源县的百丈村一带。

对于这两次战斗，据时任军团司令部作战参谋赵春和回忆：“福州、降虎战斗，两次合计的伤员有七八百人。次日凌晨，伤员由刘英负责，组织机关后勤人员，一站一站运送到闽东游击区，交给连罗县委安置治疗。”（注10）吊诡的是，张雄文先生对损失约二百人的福州之战大加挞伐，对损失约六百人的降虎之战却几无指摘。

红七军团进驻汤岭不久，就立刻派人与闽东苏区进行联系。其实部队过江后刚走到溪东附近，就遇到匆匆赶来的闽东特委代表任铁锋等，寻淮洲等军团领导与他边走边交谈。任铁锋等答应红七军团提出的要求后提出，能否帮助闽东特委打下闽东的几个县城以扩大根据地，“寻淮洲、粟裕听了，心里有点动，……，但刘英坚决不肯。”（注11）

进驻百丈村后，寻淮洲、乐少华等连续两天，继续同闽东及连罗等地方领导会面，并将七百多伤病员全部安置妥当。经过两天的考虑，寻淮洲等认为应该接受任铁锋的建议，故于13日晚专电请示中革军委攻打罗源城。实际红七军团当日白天就派出便衣进城侦查，基本摸清城里国民党军部署情况后，下午召开军团作戦会议。决定由两个师负责攻城，一个师做预备队并准备打援，闽东独立十三团及赤卫队在东门外拦击逃敌，并伺机攻打东门。

得到中革军委同意后，红七军团各部立刻行动，但闽东独立十三团等部却迟迟没有赶到。无奈之下，军团部只好安排当地赤卫队守在东门外。14日凌晨，负责攻城的参谋长粟裕指挥部队展开：以两个团（营）佯攻大小西门，以一个师主攻南门，留一个团（营）做预备队。由于城内敌军没有准备，遭到袭击及强攻后大乱，红七军团仅用两个来小时即取得胜利。城内六百余守军除少数从北门脱逃外基本被歼，县长、营长及三百多人被俘，缴获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一挺、两百多长短枪及相当一批军用物资等。

根据寻淮洲、乐少华14日给中革军委的电文，红七军团原拟趁势攻下宁德。但由于宁德守军已有准备，红七军团15日象征性打了一下后旋即离开，转移至百丈村一带。17日敌四十九师尾追而至，红七军团将其前卫连击溃后，随即转移至九都附近的扶摇。第二日与当地民众开完联欢会后，于19日进抵赤溪与闽东独立团会师。

红七军团渡过敖江后，几天来一直在闽东一带打转转，就是想在这一带打几仗，这样即可扩大闽东游击区，部队又能得到适当休整。此时在闽东特委的帮助下，红七军团已将将伤病员基本安置妥当，敌四十九师停留在宁德城附近，军团领导决定召开干部会议。

之所以要召开干部会议，是因为“部队自出动以来，不仅外有敌人围追堵截，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困难，军团主要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注12）红七军团领导之间的矛盾，主要指的是寻淮洲与乐、曾之间的分歧。粟裕在其回忆中十分明确地指出：“首先是乐少华同志一味盲目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的积极建议，而且专横无忌，对寻淮洲同志极不尊重，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注13）

尽管这次会议没有留下记录，但根据《粟裕战争回忆录》和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中的相关内容，以及乐少华在其《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经过的报告》中的相关说法，也还是大致能够推断出基本的矛盾所在。综合起来，主要涉及两个具体问题和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

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福州之战的。对于军团领导的态度，刘英是这样回忆的：“几个主要干部不够团结，影响到意见的不一致。另方面，对军委给七军团围攻福州命令的了解亦是很不深刻。如认为军委会只要先遣队‘相机占领福州，而不是肯定占领福州的任务’。同时叛徒曾洪易身为中央代表，不仅毫无意见提出，而处处表示没有决心战斗。此外寻淮洲和乐少华两同志之间，亦缺乏同志态度，以致不断的闹私人意见，特别是××同志那种‘打也可以，不打也要得’的决心是极不利和不该的。”（注14）

明眼人不难判断，刘英这段回忆中所言及的“××同志”，显然指的是参谋长粟裕。对于到底是谁反对打福州，刘英虽未明言，但已跃然纸上：曾洪易未置可否；粟裕的态度是“打也可以，不打也要得”；乐少华坚持要打；反对打的自然只能是寻淮洲了！这也从侧面解释了，寻淮洲为何仅仅因为“跌伤手腕”，红七军团作战指挥“由粟裕暂代”。

至于刘英本人的态度，依据其上文“根据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与围绕在先遣队行动周围的情势，红七军团是可以攻克福州的，……”（注15）以及回忆中所总结的为何未能攻克福州的四个原因，可以确认是支持乐少华打福州的。

涉及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桃源战斗。乐少华在其《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经过的报告》中并未讳言：“这时曾洪易（他在敌人飞机袭击下和福州战斗中表现惊慌失措）认为桃源战斗是不应打的，而应掩护撤退。”（注16）笔者推测，这应该就是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原因。

乐少华为桃源战斗进行了辩解：“我们觉得在团以上干部会上指出，首先消灭敌人的意见是对的，但事先没有克服对飞机的恐怖观念（飞机来了乱跑），加之部队过于疲劳，又疏忽敌情（事实上对游击侦察队干部的加强，即使进入游击区宿营也好）。干部指挥上独断专行，不了解战术的错误，如第一师自动出击和主动撤退，也没有同军团部联络甚至找他们不到，致使兵力用在一线，失去突击力量。这就是不能消灭敌人的只要原因。”（注17）

俗话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透过乐少华上述这段貌似有理的解释不难确定，无论是在桃源宿营还是此后作战指挥，基本都是由其一人做出的。但他“既无实际斗争经验，有很蛮横霸道，动辄拍桌子骂娘，以‘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打击压制干部，并滥用所谓，‘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进行瞎指挥。”（注18）对比一下之前寻淮洲等指挥的湖源之战就会深切地感觉到，粟裕对乐少华的这个评价的确是入木三分！

那么，寻淮洲与乐少华等的分歧到底在哪里？

综合刘英及乐少华的回忆大致可以判定，就是红七军团作战的决策权——即该不该打及何时打、如何打的问题。红七军团出发不久路过永安时，守敌只有两个多团且城墙也未修好，又有红九军团的协助，寻淮洲及粟裕等想抓住这个战机，但因曾洪易、乐少华等以无军委命令坚决反对只好作罢。而其后仅因军委电报中有“相机占领福州”的字样，乐少华等就不由分说坚决要打！幸好此后乐少华发现“福州实在太大了”，才没有继续死拼硬打。

两人分歧的根本原因，除前面引述的乐少华等“一味盲目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的积极建议”之外，粟裕还在其回忆录里十分痛心地尖锐指出：“军团领导中这些极不正常的状况，从根本上说，是‘左’倾宗派主义的必然恶果。它给我们这支深入敌区、独立行动的部队，带来了难以言喻的困难。”（注19）

从乐少华的上述那段回忆可以隐约看出，这次会议并未解决实质性问题，对闽东特委提出的要求虽未像刘英那样坚决反对，但也没有给与明确回应。16日，红七军团奉命离开闽东游击区，沿闽浙交界地区向闽北前进。闽东特委派独立团随红七军团行动，乐少华却认为其“目的是在我们（打）开穆阳镇时，搬资财回去和接受伤病员。”（注20）

22日红七军团在闽东独立团的配合下，攻占福安县城以西约二十公里处的穆阳镇。这个穆阳镇是闽浙边地区的鸦片烟土的集散地，红七军团“在那里缴获鸦片烟土五十多担，现洋三万多元，铜元无数。”（注21）第二日下午的十七时许，敌四十九师先头部队从宁德一带匆匆赶到，遭到红七军团后卫部队的隔河阻击。三小时后，红七军团携带缴获的烟土、现洋、铜元等大批物资撤离穆阳镇，向北转移至南溪一带。

红七军团的下一步，是前往浙江西南的庆元县。但在选择走小路还是走大路时，军团长与政委再次发生矛盾——按照乐少华在报告中的说法：“我们又不赶路，何必疲劳兵力，主张多走两天大路；而淮州同志主张走小路。但当我说明时，他也没有坚持，就同意了。结果走错了路，淮州同志到宿营地后就发脾气，并还骂人。……后来因他继续不停地骂，我也就同他吵起来。那次吵得很凶。……很明显，这次争论主要是由于急行军或缓行军的争论，但因提问题的方法不好，结果形成相骂的形式。”（注22）

不明就里的人乍一看，似乎是乐少华占理，寻淮洲给人以无理取闹的感觉。但仔细琢磨却令人疑惑，不就是走错了路，寻淮洲又何必发火？！但“听话听声，锣鼓听音”，看一下此事最终是如何解决的，就会有助于明白寻淮洲发火的原因所在——“以后的出发路线由粟裕同志调查好，经过曾洪易和淮州同意起草命令，由淮州同志盖章后再由我盖章。这时我为避免争斗也就不坚持了。”（注23）

乐少华这番貌似委屈求全、做了让步的说辞，反而暴露出问题的实质——不仅作战他要行使“政治委员制度”，就连行军路线这本属军事干部分内的寻常事同样也要由他说了算！试想在这种事事掣肘的艰难情况下，军团长寻淮洲又能有多大作为呢？又怎能不发火呢？！但发脾气又有何用？乐少华所谓“为避免争斗也就不坚持了”做出的让步，不过是将选择行军路线的权利交给了粟裕，即使军团长同意后最终还得他“盖章”才作数！

对于寻乐之间的矛盾与争执，左右为难的粟裕只能采取折中的方式，尽管内心还是赞成寻淮洲的——“七军团的领导核心，是按照宗派主义干部政策配备起来的，少数‘左’倾政策的坚决执行者，掌握着领导权，包括军事指挥最后决定权。他们的无知与专横给七军团带来的灾难，我在前面已经略作叙述，教训确实太深刻了。”（注24）

8月28日午后，扫清庆元县外围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等设置的阻拦后，红七军团进入庆元县城。休整一天半后，红七军团于30日凌晨离开庆元县城，准备经竹口北上至龙泉的小梅镇。由于天黑路狭，先头部队错过了北转的路口，直到天亮后走到李源村看到松溪河时才发觉走错了路。幸亏有松溪河参照，红七军团大约只多走了不到五公里，沿松溪河北上很快回到正路。上午十时许先头第三师刚进入竹口镇，就接到军团部下达的命令：停止前进！部队在这一带宿营，待天黑后再继续北上，进占龙泉县的小梅镇。

依据史料记载，其时红七军团各部宿营的大致位置：第三师居于最北面竹口镇，第二师及军团部居于竹口以南的黄坛——中间有四公里的距离，后卫的第一师则留驻离黄坛不远的新窑一带。从红七军团各部宿营的位置不难看出，显然是军事上的外行做出的——军团政委乐少华临时起意独断专行做出的——既未考虑周边的地形地貌，亦未考虑部队的警戒及作战，唯一考虑到的大概只是休息完继续行军。

竹口是浙江庆元县的一个大镇，因“竹口溪”流经全镇而得名。镇街有上千户人家，由竹上、竹中、竹下三个连在一起的村落组成。而镇南面的黄坛，只是竹口镇下辖的一个只有二、三百户人家的自然村，比后（南）面的新窑村还小了差不多一半。就一般的军事常识而言，前卫第三师应顶到竹口镇以北约五百米处的枫堂村——村的北端是个三岔路口，军团部及第二师应驻宿竹口镇的竹上和竹中，后卫第一师居竹下即可。

幸好担任过军团作战科长的第三师师长王蕴瑞没有大意，尽管此时全师大约只剩下千把人，除了将两个步哨前出至两公里外的隘口——下济桥左近外，又将一个整连部署在竹上村口右（东）前侧，枫堂村背后一个叫瓦窑的小山包上放连哨。从这里能够清楚地看到枫堂村口北端的三岔路口，可以同时对北和东两个方向进行警戒。

参考图（谷歌截图）。

孔老夫子有句名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强敌四伏的态势下，乐少华的自以为是和随心所欲，必定会给红七军团招来灾难——下午十六时许，突然从竹口镇前面的隘口方向传来了枪声！未几，枪声越来越激烈，迫击炮弹的爆炸声也不时传来。

注释：

注1：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218页。

注2、4：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1页。

注3：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85页。

注5、16、17：均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0页。

注8、9：均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88页。

注7：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1页。

注10：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87页。

注11：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314页。

注12、13、19：均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4页。

注14：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48、249页。

注15：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47页。

注18：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2页。

注20：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1页。

注21：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69页。

注22、23：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1、192页。

注24：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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