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淮洲与粟裕之五

前来攻击红七军团的是浙保第三团主力(欠一个营),以及之前溃退的庆元县保卫团及浙保总队的基干队和军士队等部。这个浙保第三团在“围剿”闽浙赣苏区的作战中,与新红十军交手多次没吃过大亏,所以其团长何世澄非常交横跋扈。此次听信庆元县张志远的报告,误认为当面之红军只有千把人,故一上来便发起猛攻!

从其进攻的态势来看,浙保第三团团长何世澄颇还是有一定战术头脑的:指挥所部越过后坑桥后没有沿公路向前进攻,而是将机枪连部署在竹口东北侧的一处高地上,其指挥部与迫击炮连则分设在枫堂东侧的前后冈,然后指挥部队向瓦窑山发起猛攻!

敌团长何世澄认为,红军远道而来不可能也来不及修筑工事,只要拿下竹口镇东北侧的瓦窑山,就能用火力控制整个竹口镇。因此不惜血本,指挥其第三营加第六连在军士队的配合下,以连冲锋的战术,三个连轮番向瓦窑山发起冲击。红军防守瓦窑山的那个连被逼的步步后退,一直退到东山亭附近得到两个连的援助后方稳住阵脚。

红七军团自离开中央苏区以来,还从未遇到过敢于主动向其发起猛攻的国民党军地方部队。遭到突袭的第三师(红五十七团)一时摸不清敌军的兵力和意图,王蕴瑞在派出两个连前往瓦窑山增援的同时,迅速将有关情况报告给位于后面的军团部。随后指挥所部呈弧形向竹口以北的枫堂一线展开,王蕴瑞亲自率领师(团)部作战指挥人员,快速登上竹口东侧瓦窑山后(南)面的制高点——东山寨观察敌情。

王蕴瑞(图片取自网上)

但由于第三师此时仅剩下一千来兵力,只能派出一个连跨过竹溪河,从西侧穿插到敌右(西)侧后。面对优势敌军,这个连只能起到牵制作用,无法攻占后坑桥东侧的敌机枪连阵地。战斗进行了近一个小时后,军团部终于率第二师主力及第一师的一部匆匆赶到竹口。听取王蕴瑞报告并进行观察后,寻淮洲判断当面之敌不过两千来人,于是命令第二师从正面展开进攻吸住敌人,第一师所部(约一个营)向敌军阵地的左(东)侧迂回。

当第二师从正面发起迅猛攻击时,率队前来的浙保第二支队司令杜志成及第三团团长何世澄才如梦初醒!面对红军凶猛的攻势二人暗暗叫苦,但此时战斗已成胶着状态,部队退不下来只能壮着胆硬顶。当红军第一师所部从东面迂回到侧后发动攻击时,第三师也趁势从西南面展开攻击,浙保团的防线立刻被击垮!

由于从东侧迂回包抄的第一师仅有约一个营的兵力,无法完全切断敌军的退路。而通往小梅的公路西侧紧挨着竹溪河,且后坑桥东侧的阵地一直未被红军攻占,故敌军得以由此处沿公路向小梅镇狼狈逃窜!其留在后面掩护的敌迫击炮连与机枪连的士兵为便于逃跑,将迫击炮和轻重机枪及弹药等都遗弃在阵地上。

竹口之战虽然红七军团取得胜利,但严格说来有些侥幸。开战初期的被动,显然与乐少华的疏忽大意有很大关系。红七军团之所以能化被动为主动的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来敌的兵力少于红七军团。尽管此战歼敌约一个营的兵力,并缴获轻重机关枪十一挺,迫击炮两门,长短枪等二百余枝及弹药等,但红七军团的损失也不会太小——用乐少华报告中的话说:“……,但我第二师师长在战斗中阵亡,损失也不少。”(注1)

31日上午,打扫完战场的红七军团收拢队伍,向三十余华里开外的小梅攻击前进。但这一带的国民党军地方武装因竹口之败,纷纷撤到龙泉县城固守待援,红七军团顺利地进占小梅。红七军团原希望能在小梅得到休整及补充,没想到在9月1日晚收到的电报中遭到斥责:“红七军团的任务是继续向浙西前进,不能在小梅停留等候你们的伕子。”(注2)

9月4日,红七军团经龙泉的八都进抵福建浦城的党溪,下午十七时再次接到中革军委的(火急)电文,除了继续下达新的作战等任务外,还对红七军团的行进速度,提出额外的专门要求:“为彻底保证任务的执行,七军团勿须作强行军,每日走二三十里即可,但在自己行动的地带内,则应肃清保安队、民团及小部的正规部队。”(注3)

读了中央这个电文的内容,乐少华故态复萌:“我认为按军委电令,我们即可休息,又可工作,即使敌人来时,我们也可按情况消灭他们,或打击他们。”;“曾洪易认为,中央怎么会晓得我们的实际情形呢?……他的意思也是要我们不接受中央的只是而和他站在一起,快些到闽浙赣去休息整顿,然后再到皖南去创造根据地。我和刘英同志是反对的。”;“粟裕同志则认为,在敌人追击部队追击的情况下,和敌人交通发达的情况下,为避免与敌主力接触,我们应采取急行军;”“寻淮洲同志自未渡河前跌伤手腕后,至此时才开始负责(先时由粟裕暂代),但他也没有什么一定的意见。”(注4)

依据乐少华上述回忆可以确知,他与刘英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粟裕则委婉地表达出不赞同中央的意见。那寻淮洲呢?从之前与后来才去的行动推断,他大约是赞同曾洪易此时的意见,但因之前曾洪易和乐少华站在一起刁难他,大约不愿公开同曾站在同一立场。对于军团长寻淮洲而言,部队就是他的命根子!出发不到两个月就损失了近三分之一的兵力,继续按照中央的这个指示行事,用不了多久红七军团就会被消耗殆尽!

5日,红七军团遵照中革军委指令,“向其基本行进路上至两侧派出游击部队,……”(注5),走到渔梁附近截住一辆国民党军车,将车上的八千现洋全部缴获。此时国民党军的三个正规师及浙保队等已从四面围了过来,其中距离最近的是敌四十九师所部,红七军团随即转移至东边的(浦城)忠信街。没想到还没过三天,中央就于6日晚24时来电批评:“同意七军团暂时集结在鱼[渔]梁,上下洋地域,但[不]应再分散兵力与由党溪、忠信街尾追之敌儿戏的作战,应集结全力遭遇该敌并消灭之。”(注6)

对此,忠实执行中央指令的乐少华也有些无奈地表示:“但这时我们的兵力已分散,不能消灭敌人。故当时接军委电要我们消灭尾追之敌,我们是没有执行的。”(注7)实际即使红七军团没有分散兵力,也无法消灭尾追之敌——“当第三师出发后六小时,追踪我们的敌人已出动。侦察来报,系四十九师和浙保一团。”(注8)红七军团又不是天兵天将,如何能消灭兵力超过自己两倍多的敌军?!

更加出乎意料的是,中革军委朝令夕改——7日上午九时给红七军团发来急电!以前所未有的严厉口吻斥责道:

“1、七军团的行动在军委的命令及训令中都已明白地说明,但在近几天来,七军团是在同闽北部队作盲目的儿戏,以致是较弱而孤立的敌人进到渔梁地域。七军团未完成自己的作战任务。

“2、你们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企图组织你们北进,而将你们向西逼在一处,久停则是敌人洞悉我军的行止。

“3、军委命令你们立即执行军委四日十七时的训令,并注意以下各项:①限本七号必须[需]将须[需]留下的伤病员及资材交闽北分区部队运回,绝对不得延迟等待。②七军团应集结兵力转移到新的隐蔽地域以便于袭击渔梁之敌。③立即开始执行别动队及游击队的任务。④你们决心电告军委。”(注9)

上述电文中所言的军委四日十七时训令中下达的具体任务是:“5、为破坏敌人后方,你们应立即组织几个别动队,其人物如下:①首先,破坏龙泉浦城、浦城广丰、广丰玉山间的汽车路、交通工具及电话等。②其次,破坏兰衢[溪]衢县、玉山江山间的铁道、车站及车头箱等,并破坏玉山常山、江山常山间的公路。”(注10)

尽管电报的抬头是“寻乐”,但从后来组建十军团时的人事安排可以看出,板子实际打在寻淮洲身上。那么,军委为什么会突然变卦呢?显然是有人告状。是谁呢?其时作为中央代表的曾洪易单独掌握一部电台,但渡江后曾洪易态度开始变得消极,利用这部电台积极向中央报告红七军团有关情况的,就只能是乐少华了。

乐少华(图片取自网上)

在上有军委“紧箍咒”下有乐政委监督的双重压力下,寻淮洲等只好尽最大努力遵照执行这些超出红七军团能力任务。依据训令中下达的具体任务,红七军团至少需派出三至四支别动队,按说每支别动队应由不少于一个营的兵力组成。但红七军团此时的兵力已是捉襟见肘,依据相关史料记载推测,每支别动队只有两个步兵连加一个工兵排。

9日凌晨,由忠心街转移至鼓楼乡的红七军团离开闽北,进入江西省广丰县的大峰口一带。然后又于第二天,南返至浦城的九牧镇附近。红七军团主力于12日完成军委指定的破坏任务后,由安民关绕过浙保队重兵把守的江山二十八都,然后经周村越过大仙岭,于13日下午进占江山县的清湖镇。

清湖镇是江山的一个大镇,距离江山县城只有不到八公里。红七军团进占的是该镇江山港江南岸部分,是根据中央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署名发来的9月10日发来的急电:“七军团北上路线可不经浙赣边境,而改由廿八都至江山大道以东山地,至清湖镇附近渡河,然后转经江山常山以西向开化地域行动。”(注11)

红七军团原拟将派出的别动队收拢后,再继续执行下一步任务。没想到当晚二十三点三十分,又一次接到朱德签署的(火急)电报:“1、七军团应迅速在清湖渡河,继续执行北上任务。”;“2、望立即派出便衣侦探,查明江山敌情及其城防工事,在有利条件下,七军团应袭占该城。”(注12)

此时第二师派出的一支别动队尚未返回,寻淮洲并未组织部队立即渡河,而是兵分两路:一路由军团教导队、侦察连及工兵连大部组成,前往清湖以东约二十公里的五都,任务是炸毁江(山)衢(州)间的大铁桥;另一路则是寻淮洲、乐少华等率军团主力,向西攻击距离江山市区约十公里贺村镇,执行破坏贺村附近的杭江铁路及公路的任务。

大概是由于寻淮洲指挥部队昼伏夜行,负责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一直没有摸清红七军团的确切行踪。当西路红七军团主力向贺村发起攻击时,王耀武补充一旅第二团第二营恰好刚刚刚抵达,立足未稳便被被优势红军击溃!与此同时,东路别动队却无功而返——行进途中敌情复杂,没有继续执行炸桥任务自行撤回。

别动队之所以敢自行放弃炸桥任务,从军事常识分析,显然出发前得到寻淮洲的指示,否则定会受到军法处置。依据17日上报的电文中“该队竟自撤回”这句推测,乐少华对此不依不饶。根据电文中“十五日得朱电令后,当即派五五团全部往炸五都桥铁桥”可知,乐少华肯定专门进行了请示,否则朱德绝不会毫无来由地发来电令。

接到电令的红七军团主力只得于15日凌晨离开贺村,迅速北进至大陈附近,沿大陈岭设置阻击阵地,掩护第一师(红五十五团)的炸桥行动。由于红七军团的匆忙转移,“先遣队第二师所辖的四、六两个连和工兵排等,头天在安民关奉命执行常山至江山二十八都的交通,是日到达周村地区,因跟不上主力,只好折向闽北苏区。后被编为闽北红军独立第三团。”(注13)红七军团就这样,平白无故地失去了三百多兵力。

对于此后发生的大陈之战,从国共双方的有关记载推断,国民党军方面并不清楚红七军团此番作战目的。而依据寻乐17日上报的电文,红七军团亦不十分清楚国民党军的的作战意图。根据笔者考证,具体战斗过程大致如下:

根据寻乐17日报告的电文,红七军团具体作战部署是:“(二)十五日得朱电令后,当即派五五团全部往炸五都桥铁路桥,……,另派五七团之一营复往贺村,又将其桥道炸毁,并一部炸毁其火车站箱器材等,同时派教导队及侦察连前往百[白]石街附近破坏玉常之交通,并定当晚全部移驻江常大道之大陈。”(注14)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发现红七军团主力位于大陈一带,调集王耀武补充一旅第二团及浙保第六团和第四团一个营,由丰足一带向红七军团主力展开攻击——“……,亦各展开完毕,乃于是日午后二时二十分齐头进攻,而在丰足之匪,约二千余人,乘展开之际,即竭力反攻,……,战至五时许,匪乃以全力约四千余人加入战斗,取我包围形势,并另以一部由莲塘向我右翼冲击,……,匪终不得逞,……”(注15)

而红七军团在17日上报的电文中却说:“(三)当移至大陈宿营时,保江山之敌保安第三团第四团及第六团之各一部,共仅兵力七连,向大陈前进企图增援常山,而且即以五七团之两个营及五六团之两个营与敌决战,约一时许未解决战斗,适我五五团自[五]都归来抄入敌后,当时敌已混乱,敌有全部消灭的充分可能,但我正面之五六、五七团部队,竟迟迟不进,使敌得以转向我五五团攻击,旋即撤退。”(注16)

两相比对,红七军团的这封电报值得玩味。常山县城位于大陈的西北面,国民党军若是增援常山,怎么会由南面的丰足向北攻击大陈?!岂不是南辕北辙!电文中竟然将七个多营的敌人判断成“共仅兵力七连”——很难想象这会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干部做出的!而军团长寻淮洲又怎能对红五十六及五十七团做出“竟迟迟不进”的评语——战场抗命是要杀头的!尤其是电文中“……,部队自渡闽江后,即在有一种病塔[塌]的倾向未曾改变之所至,我们现正与这些倾向作斗争。”(注16),充满“左”派政工干部的口吻。以此推断,该电文的内容,可能主要是军团政委乐少华个人的意见及看法。

回顾战前具体部署不难推断,派出三支别动队后,红七军团仅剩下约两千多兵力。寻淮洲等将五十六团、五十七团(欠一营)安排在大陈岭,主要目的是掩护红五十五团对五都铁路桥的爆破。国民党军七个营加两个团部约四千兵力,此时红七军团的总兵力充其量也不过三千多,稍具军事常识的都能做出正确判断,在敌军兵力火力均超过己方且都占有阵地的情况下,要想将敌军全部消灭掉是非常不现实的。

从兵法上讲,孤军深入历来为兵家大忌。按说红七军团完成破坏交通的任务后应立即撤离,但却待在大陈岭上继续与强势敌军形成对峙。原因何在?根据朱德9月17日晚二十时发来的电文可知,“在未执行军委给你们破坏杭江铁道及其附近公路的任务前,军委禁止你们继续北进。”(注17)

那么,军委为何会发来如此强硬的电报?尽管缺乏足够的史料记文献,但还是可以从寻乐17日上报的电文中一窥端倪——红七军团派出的其它两支别动队完成了任务,但红五十五团“尽全部炸药仅炸毁其桥座一支柱”(注18)!掌有最终决定权的军团政委乐少华显然对此结果不满意,因此不同意红七军团撤离。问题是红七军团即使待在原地,也还是无法找到足够的炸药,又如何能炸毁五都大铁桥呢?!

兵贵神速,一旦敌四十九师等部赶过来,红七军团再想撤离可就难上加难了!可如何才能说服固执己见的乐少华呢?军团长寻淮洲当晚唯一做出的决策,就是得悉常山县城仅有警察数十人枪后,从第二、第三师(团)各抽一个营及军团侦察连的一个排共约六百多人,于16日凌晨奔袭二十余公里外的常山县城。

16日天亮后,当面之敌继续向待在大陈岭上的红七军团主力展开猛攻,并从巨州调来六架飞机进行轰炸。遭到轰炸的红七军团伤亡数十人,第三师(五十七团)师长王蕴瑞也在战斗中负重伤。

此时大概乐少华也瞧出局势十分不利,不得不勉强同意红七军团撤离大陈岭,全军迅速向北面的常安县转移。幸好当面之敌因得知常安县城遭到攻击,需要抽出部分兵力增援,同时以弹药消耗太大为由,没有参与追击。

从派出的兵力等推断,寻淮洲并非要进占常安城,主要是为主力的北撤提前打开通道,通过“围魏救赵”的战术将当面之敌引开一部分——据时任奔袭常安城领导之一的赵春和的回忆:“红军在城内坚持二三小时后撤出,回到大陈驻地。……没过一小时,我军撤出战斗,随后封锁常山港。上午七时,截获……二十余艘船只,……工兵用这些船只,于9点钟搭好浮桥,部队从桥上过河。下午3时许,敌机两架飞到常山港上空,此时红军已到丁家坞,当晚在此宿营。”(注19)

由于红七军团此前在大陈一带的徘徊不前,敌四十九师等部已逐渐围拢过来。17日拂晓红七军团经芳村一路北上,急行军一百一十余华里,方甩掉尾随之敌,于下午十五时许进驻遂安的白马。当晚二十时,红七军团收到朱德署名的那封“军委禁止你们继续北进”的急电,但此时早已时过境迁,军委只得于18日十时重新来电,命令红七军团立即向遂安前进,“以袭击的方法占领该城而确实保持之于我军手中,……”(注20)

18日夜,红七军团主力进抵上方镇,准备执行中革军委下达的攻占遂安的任务。但经过这一系列的变故,连乐少华也感到红七军团力有未逮——“因部队自清湖出发后非常疲劳,更因遂安工事坚固,因此未攻。”(注21)19日凌晨一时,中革军委发来的电报:“七军团应于上方镇山地的隘口,有消灭敌人右纵队部队的任务。”(注22)“但候了一天,敌人却没有来,我们估计不管哪一路,事实上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占优势多了,况且战后对伤病员处理问题在遂安附近是不能解决的,因此我们决计脱离敌人向皖赣苏区前进。”(注23)

为此,红七军团于19日当晚发报请示:“我们的意见将主力即在大桥头集结,……这对来的机动较为适宜。”(注24)20日凌晨一时,中革军委回电:“七军团在大桥头停止是不利的,因为这是敌人四个纵队共同进攻的目[标],……”;“因此,你们的决心不适当,而仍应执行军委十九日一时电令,但随情况的变动可变更战术上执行的方式。”(注25)

为了执行中革军委的电令,红七军团不得不在这一带打圈圈,以寻找可能的战机。但时至22日,国民党围剿大军已慢慢围了过来,红七军团又一次未经请示便放弃执行军委计划,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向浙皖边境转移。次(23)日方电告中革军委:“我们因敌左纵队断我西进道,企图合击我们于大桥、钢[铜]山一带,同时因该地一带山地各隘路不变运[动]消息不灵,以及群众条件不好,伤病兵日多无法安置关系,故于晚北移,……”;“……,我们则于本晚向皖边程家以南之哨天龙前进。”(注26)

对于红七军团未经请示就突然转移,中革军委甚为恼怒——24日电令:“A、七军团应即转回至遂安西的地域,并消灭敌左纵队一团至两团的兵力。”;“B、在遂安地域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并根据我们最后的训令逐步向浙皖边境开展游击战争。”(注27)可刚跳出敌军的包围圈,于24日凌晨移至鲍家村的红七军团还没来得及行动,敌军就赶到了!

实际上红七军团并未在鲍家村停留,而是稍事休息即向北转移——翻越大连岭向皖南的石门挺进。考虑到队伍中有一百多名重伤员,寻淮洲留下一个营在后面警戒并掩护。下午三时许,两路国民党军的追兵先后而至:率先到达的敌四十九师所部位于正(南)面,由姚家沿通往送驾岭的山路两侧展开攻击;另一路王耀武补充一旅得先头第三团进抵东南侧的洪家畈,随即沿浪川口向送驾岭侧后的红军阵地发起攻击。

可能是考虑到一个营的兵力稍嫌薄弱,寻淮洲又临时将军团直属侦察连携带机枪的一个班留下,交由军团参谋长粟裕负责指挥,掩护主力部队的撤退。当敌四十九师所部“爬上对面一座山上,看到了红旗,认为红军在连岭上,就朝插红旗的方向猛烈射击。我们侦察班的机枪也向尾追的敌军开火,打了一个钟头。”;“这时从十五都、十六都方向赶来的阻击红军的另一部国民党军队,从连岭山后赶来,他们看不到红旗,发现对面山上有很多人向连岭这边射击,就认为红军发下了他们,架起机枪就开火了,这时大约下午5点多钟。我们本来想把红旗收回,发现敌人自己打起来了,领导就命令我们往后撤退,于是我们侦察班12人退到连岭脚吃晚饭,后转移到大连岭去了。大部队也于当夜全部进入安徽境内。”(注28)

这个后被称为送驾岭之战的战斗,由于敌四十九师所部与补充一旅所部发生自己打自己的混战,第二天在山中追击时又被飞机误认为是红军遭到轰炸!大约共损失二百人左右。战后敌四十九师指责补充一旅未按时到达,而王耀武部则诡称天黑即停火,双方均隐瞒发生误解相互混战的一事。事后,敌四十九师批评空军的误炸。根据史料记载,此战红七军团的损失不大,但军团参谋长粟裕负伤——右臂被枪击中。

时至25日十一时,军委发来新的电令,“……敌左纵队之四十九师及廿一师之一旅追击我七军团后,并已前去到遂安西北地域,而五十五师之一部亦正向石门前进,……”;“七军团应前出浙皖边界之深渡、屯溪、休宁、婺源间的山脉和浙皖交界山脉的这一地域,……”;“七军团的战斗行动,主要是采取游击动作,……并力求消灭敌人单个部队,……绝对禁止你们继续向北前进,……”(注29)

此时的红七军团,正处于极端困难的阶段,全军只剩下三千多人,仅伤病员就有六七百人之多。轻伤员还可勉强自己跟随部队行进,但那一百多名重伤员则需被担架抬着走,加上医护、警卫等这部分约上千人——几占整个队伍的三分之一。更为不利的是,红七军团在这一带人生地不熟,经常连饭都吃不上,敌军又追得急。而且红七军团自大陈战斗以来几无缴获,所剩弹药(尤其是机枪弹药)很少,几次作战都未能解决敌人。幸好此时乐少华“因痢疾发寒发热,非常厉害”(注30),无法向以前那样直接出面干涉,只好同意寻淮洲等提出的向苏区中心靠拢的决定。

9月27日深夜,寻淮洲给中革军委发去告急电:“七军团自瑞金出发,至今将近三月,在此长途行军与作战,一般的都沉溺于疲劳状态中,日常之军事、政治教育工作已全部停顿,……更因为战争后对伤员亦无适当安置,……因此部分的是怕负伤以是减低战斗情绪。……军团病者及伤员全愿赖部队自行扛运,……因是行军非常迟慢,以不足三千二三百之部队,而行军长径却八小时以上。各团之人数仅五六百之多,……每次能参加战斗者,枪数不满一千以上,故每次均不能完成军委所给的任务。在皖浙边境的群众工作毫无基础,党的组织也未曾发生关系,……据闽浙赣电,祁门以南浮梁以北群众及党的工作均较好,……拟即向婺源以北至流口行动,以便找一适当地点休息而利截击可否,请即电示。”(注31)

第二(28)日,红七军团接到军委的回电:“七军团应即在浙皖交界开化、婺源之间山地休息,待机并积极准备侧击与伏击尾追你们的敌人左纵队的先头部队,于开化以北地域对婺源、德兴敌人则警戒之,以便转换被敌包围形势,然后仍转回屯溪、石门以西,执行军委给你们的原任务。”(注32)透过这封电文明显可以看出,中革军委对红七军团的先斩后奏大为不满,虽然勉强同意红七军团暂时休整,但此后还要“转回屯溪、石门以西,执行军委给你们的原任务。”

寻淮洲率领红七军团一路爬山涉水,于30日经段梓进至婺源的沱口、清华街地域。当日下午,红七军团再次向军委提出意见:“七军团最近一时期的行动,还应与皖南、皖赣两特委及红军与游击队取得密切联系与直接配合,……将目前向我们尾追之敌人四十九师与补充一旅,求得在休、婺、祁一带有利条件下消灭他,……对于向祁、浮交界处进攻的敌人,在十分必要时亦应转向该一带,予以严重打击,以巩固这一苏区。只有这样,我们认为才能造成更有利于我们想浙西发展的条件。根据我们最近十天在浙西行动艰苦的经验,由于浙西电话、交通事业的发展,我们的行动敌人很快就知道,……因此放弃对浙西游击战争的任务。……我们这些意见,望中央及军委能予以充分同意,使我们在敌人严重进攻的环境下,能自动、机动的解决许多问题。如何盼告。”(注33)

10月3日,红七军团辗转来到安徽祁门的查湾一带,决定在此处进行休整。4日,红七军团不得不又一次向中革军委报告部队十分困难的现状,以及查湾一带的敌情我请等具体情况。6日接到军委发来电报,就关于侧击敌四十九师先头部队等问题下达新的命令:“依军委本日六时谍报,敌四十九师五号已抵清华,正向我七军团前进中,你们应立即布置侧面阵地,当敌向我进攻时,在有利条件下应突击其先头部队。”(注34)

遗憾的是,红七军团埋伏了三天,却未见敌四十九师的踪影。“该处因群众跑光,给养非常困难,有些部队已有两三天找不到粮食,决计转移地区。”(注35)10月8日凌晨三时三十分,中革军委就红七军团“发展苏区与游击运动问题”发来电文:“甲、七军团线驻地与拟前往活动的地区均系有苏维埃影响的地区。你们的行动不在无目的乱窜,而应有信心地在到达之地发展苏区与游击运动,以利红军主力活动。”;“乙、如流口确有敌人,可向该区行动,并即在该地进行苏维埃运动,以便七军团取得扼[守]之地。”(注36)

8日,红七军团离开查湾,向赣北的浮梁县的兴田挺进。行至港西附近时,与前来接应的中共皖赣分区书记和军分区司令员周成龙相遇。红七军团兵分两路,一路进驻程家山,另一路则经潭口进占流口村。9日,红七军团准备袭击浮梁旧城,但前锋行至新桥附近,遭遇国民党军新编第七旅的先头营。国民党军这个先头营一触即退,顺着蛟潭镇通往南面的大路,迅速向浮梁旧城退去。如此一来,浮梁县城显然偷袭不成,红七军团只好转道由蛟潭镇北上,大约傍晚时分,进驻储田桥一带。

10日早五时半,中革军委又发来电报,要求红七军团队尾追之敌的侧翼进行伏击,“应迅速击破一方面的敌人,一破坏其围镇[剿]计划。”(注37)实际此时中央红军主力已开始向于都集中,即将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但临时中央依然对红七军团守口如瓶。当日下午十五时三十分,红七军团就袭击国民党军追击部队的部署,电告中革军委。大概此时正忙于西征,中革军委并未及时答复,直至12日才回电表示同意。

12日,红七军团离开储田桥,沿小路向西南方向转进。没想到先头部队刚行进了三公里左右,即在新居附近遭遇敌四十九师前卫部队。按照乐少华的说法,双方相持了接近一天后,红七军团撤至西北方的鸦桥一带。“我们预料敌49师定要尾我前进,决计诱敌进鸦桥村而后包围消灭之。但战争结果是没有能满足我们的愿望,因敌人换了李文宾[彬]旅八个营并且是轻装的。他们进了鸦桥村,因我们兵力分散,动作不一致,致遭了敌人的各个击破(当时我们是不了解的)。”(注38)

如前所述,其时的红七军团总共只有三千二百来人,抛去伤病员及非作战人员等,能够投入作战的兵力不到两千人,而敌李文彬旅足有五千多人,红七军团如何能围歼两倍于己的敌人!?更何况此时军事指挥员严重缺乏——军团参谋长粟裕及五十七团(第三师)团长王蕴瑞等负伤,五十六团(第二师)团(师)长等牺牲。所以“战争没有解决,我们连忙撤进苏区。在黎痕附近休息整顿了三天,并安置了伤病员。”(注39)

那么,到底是谁不顾敌情我情硬要打呢?

时任随军中央代表的曾洪易在14日给临时中央请示电中透露:“最近,七军团的战斗均处于被敌优势兵力进攻而使我军陷于抗战的形势,军事行动未有充分的协商讨论。”(注40)不言而喻,这几次战斗都是乐少华独断专行坚持要打的!

经过这一个多月折腾,红七军团已经十分薄弱,乐少华也不得不电告中央:“我们的意见,如果要继续作战,那我们必须要补充,……”(注41)在黎痕休整的三天时间里,皖赣区委陆续给红七军团补充了五百多人。得到补充后,乐少华疮疤未好即忘了痛,又提出要打尾随之敌。幸好有朱德15日八时半发来电报,命令红七军团“立即侦察转移到赣东北苏区的道路,并迅速隐蔽的转移到红十军苏区,以便进行部队的整理补充。”(注42)

根据乐少华的回忆,最早提出转移至闽浙赣苏区的是曾洪易,但遭到了寻淮洲的坚决反对:“他不但反对穿堡垒线去闽浙赣,并且根本反对去闽浙赣。”(注43)那么,寻淮洲到底为何反对去闽浙赣苏区呢?这在10月17日“寻乐关于七军团是否回闽浙赣苏区休整致朱德请示电”中说的明白:

“……如闽浙赣对我无大的补充,而我们工作任务仍须向[皖]赣、皖南行动。则不如不去闽浙赣。因由此进入苏区须以战斗才有可能工作。出苏区则更不容易,且我们会闽浙赣对苏区无甚帮助,而对皖赣苏区则将使敌人有可能抽兵来进攻与摧残。如不必要我们回闽浙赣时,即以主力向皖南之石节[埭、太]平、祁门、休宁地域,……”(注44)

18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朱德、周恩来回电(火急):“1、同意你们不回闽浙赣,但应利用现苏区加紧进行动员补充工作,扩大来之新战士最少要有一周的训练。”;“2、不要向长江及鄱阳湖方向去。执行情况,忘记电告。”(注45)

19日,红七军团攻克青浦县陈家弄敌堡,缴枪八十余枝及部分弹药。随后部队掉头南下,准备准备攻打鄱阳县的石门街。半路上皖赣分区委告知,敌四十九师及新编第七旅正向黎痕地区进击,要求红七军团返回支援。但遗憾的是,红七军团还未赶到,国民党军三路大军就已进占了黎痕。

当晚二十一时,红七军团就派挺进队及军团改编问题专门发报向中央请示:“(一)……我们决计派王天龙、周葛并将我教导队侦察连组织200多人枪之挺进队,去皖南石埭、大[太]平一带帮助并布置该地工作,……该挺进队决于明日出发,并带有大批工作团。”;“(二)……我们意见,决改编为四个营,每营设步兵三连,机枪一连,……”(注46)

21日晚,红七军团接到中央复电:“(甲)同意你们二十日二十时来电,袭取石门后向东转移之秋浦移动及东南苏区活动。”;“(乙)七军团以后仍应逐步转回闽浙赣苏区,但兵力决不应分散。尤戒意志不专,行动无计划,作战无决心,这是最影响士气,疲劳兵力。”;“(丙)七军团可暂将三团改编为两团,初步补充仍应编入此两团并充实之。”(注47)

通过中央复电(乙)的内容可以明显看出,确有人向中央反应红七军团内部问题(也许用“告状”来形容更合适)。内中批评的对象只能是尽量避战的寻淮洲,而具体指挥作战的似乎是乐少华,但几次作战都未打好。

此后几天,红七军团主力寻歼敌先头部队,而敌主力则紧跟在后,形成敌军在两头红军在中间的盘转式。就在乐少华指挥部队与敌四十九师及新编第七旅打转转时,时任“湘鄂赣粤闽五省剿匪军预备军总司令”的陈调元,已指挥国民党军第二十一旅、补充一旅、独立四十三旅、第十一路独立旅及浙赣各一个保安团等,连同四十九师及新编第七旅共约二十个团的兵力,企图将红七军团围歼于皖赣一带。

24日早六时红七军团开始转移,但被留下的伤病员们纷纷返回部队,表示就是死也要与部队死在一起!军团首长只好将他们继续留在部队,可如此以来,部队快速机动的能力大受影响。行进至浮梁的磻村附近,遭到国民党军第二十一旅的强力拦截!在皖赣红军独立师的掩护下,红七军团折向江村,尔后于当夜转移至西北处的程家山、龙源一带宿营。

26日,红七军团准备冲过(浮梁)庄湾与鹅湖封锁线时,遭到浙保四团的拦截。冲破拦截后,红七军团南下至内饯、外饯一带宿营。然后辗转经婺源县的西坑、朱坑,于29日夜在石田附近冲破第五十五师碉堡封锁线,分三路徒涉过婺水河,进入德兴县境内。

11月1日,历经千辛万苦的红七军团,终于进抵闽浙赣苏区的重溪,受到苏区人民的的热烈欢迎。由于队伍中约三分之二(不包括皖赣补充的那五百人)来自老红十军,等于是子弟兵回来了!在闽浙赣省委的动员下,苏区老百姓送来大量的慰劳品,仅生猪就有一千多头,鸡鸭和粮食糖果等堆积如山。

第二天,方志敏等省委领导就由葛源赶到重溪,与红七军团的领导见了面。“于是我就利用时间和洪易商量召集了政治委员会议,来一次比较原则的检阅,并邀请志敏同志参加此会。”(注48)从常理讲,首先应该召开军委会或军团首长会议,乐少华和曾洪易为何非要先召开“政治委员会议”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要避开军委会成员之一的寻淮洲,通过“比较原则的检阅”,为红七军团这次北上定下基调。

那么,乐少华召开的这次政治委员会议,会做出何种的结论呢?

注释:

注1、4:均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3页。

注2: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84页。

注3、5: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86页。

注6: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88页。

注7、8: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3页。

注9: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89页。

注10: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85页。

注11: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94页。

注12: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97页。

注13: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448页。

注14: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98页。

注15: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385页。

注16、18:均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98、99页。

注17: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00页。

注19: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89页。

注20: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02页。

注21、23:均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6页。

注22: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05页。

注24: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07页。

注25: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08页。

注26: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11页。

注27: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12页。

注28: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326页。

注29: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13页。

注30: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7页。

注31: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15、116页。

注32: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17页。

注33: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19、120页。

注34: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23页。

注35: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7页。

注36: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25页。

注37: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27页。

注38、39、41:均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7页。

注40: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29页。

注42: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30页。

注43: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4页。

注44: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32页。

注45: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33页。

注46: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34页。

注47: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35页。

注48: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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