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父母说我是个闷孩子，随便往哪儿一放，只要是有一堆小石头，我就会叮叮当当地玩上大半天；操场上，看到姐姐们那一帮大孩子在奔跑，还不会走路的我会喊着姐的名字，从父母的臂膀里一个劲地往外挣。妈说，从小我就看不得别人跑在前头。不爱说话的孩子倔劲儿足。就是这股劲儿，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个春季校运会上，借着风速加上不被注意的略微抢跑以14秒的成绩打破了师范专科普通组女子百米跑的记录。

民以食为天

我出生在颜真卿的故乡费县方城镇诸满村，在外婆居住的茅草屋里，在赤脚医生的协助下降临人世间，结果我出生后的第一个举动便成了外婆她老人家逢人便说的聊资：我那外孙女啊，生下来饿得呀，一下子就把手指头放到了嘴里，并咂得“吱吱”作响……

崔永元在他的自传里面就这样评价他们姐弟四人年幼时的合影：别人看是四个孩子，在爸妈看来就是四张嘴。

后来我们搬到了妈妈教书的第五中学校内。每当早晨醒后不见了妈，在我张嘴欲“哇哇”大哭之前，外婆总会及时地、神神秘秘地从枕头底下摸出两颗糖，然后美美地告诉我，是我家大黑猫从几百米外的供销社里叼来的。从此，我对我家的大黑猫便徒生了一种别样的敬意。

有时，我也会在外婆警惕性不高的时候，偷偷地爬到母亲上课的教室门口，应然会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

那时父亲在徐州的部队会定时寄来饼干和奶粉等稀罕食品，我和姐那时还不知道我们享受的是城市待遇，只知道吃得腮红脸圆，身体结实，反正与学校里的其他小朋友比起来属于好体格，妈妈曾给我们说过。

启蒙

母亲当时任教的费县第五中学就坐落在诸满村西北，虽说是乡村中学，但是执教的老师却多来自五湖四海，那时的国家有号召，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许多热血青年在完成学业后选择了支援贫困的沂蒙山区，一些“外籍”教师们的到来，给这个乡村中学增添了许多灵性和幽雅的况味。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来自上海的胡老师胡大爷，他一直很关注我们姐俩，在调回上海后曾给我们邮寄来两个县城不多见的带有生动图案、吸铁翻盖的塑料铅笔盒，并装进了铅笔、橡皮等文具，这来自大上海的礼物让我和姐好一阵喜欢。

“文革”时期，第五中学校园四周墙皮上的大字报出奇得多，外婆经常领着我在墙根下“逗留”，撕不尽的大字报给外婆提供了充足的糊纸缸的原料，我想我的书法启蒙教育就来自那时。平时我会在操场上一边捡着小石头，一边欣赏着从各个教室里传出的嘹亮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时的母亲和姨们都穿着灰溜溜色彩、无任何图案的女式中山装，在那时就是时髦。

成长

七十年代初出生的我们这一拨人是听着“东方红、太阳升”的曲子、吃着地瓜秧渣豆腐长大的；在还没弄明白“四人帮”是怎么回事时，就被沉甸甸的书包扼住手脚；长身体的时候，家中那用大字报糊的小纸缸被翻了又翻，顶多能翻出几颗糖；衣服穿在身上总觉短一截，鞋子蹬在脚上总显大两号；胳臂上的二道杠能美好几天；唯一的娱乐便是晚饭时与家人围坐在低矮的四方桌前欣赏刘兰芳那铿锵有力的《杨家将》……童年时的小伙伴，当属“霞”了，她长得黑黑瘦瘦，经常来我们的邻居她姥爷家作客。霞的姥爷是离休老干部，平时的伙食要比我们好很多，霞有时会喊我们姐俩出去，然后用她那干巴的小黑手端着一条小炸鱼或是小肉块来分给我们吃。有时，我和霞会去河里“端鱼”（一只脸盆里面放进用香油拌的诱饵，然后用纱布蒙住盆放水里），还会在县委大院的旮旮旯旯里采遍可吃的小花小草和小果，并翻遍了县委大院那不算太矮的黑砖头砌的小花墙，会结伴大黑天的找地方去看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我跟霞在一起就有种敢玩敢闯的劲儿，遗憾的是上学后与霞渐行渐远。

希冀

父亲曾在我出生后几日回家探亲，给我取名“徐徐”（父亲所在部队驻扎于徐州，母亲姓徐），并赋诗一首：

红日徐徐出碧海，

东风徐徐扑面来。

徐徐红日映彩霞，

徐徐东风催化开。

父母给予我很大的期望，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教育我、不放心我，虽然经过了叛逆的青春期，但是在父母面前仍是个孩子。在这里，祝我的父母身体健康，快乐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