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级不如意，那就把评级机构“休”了！

去年7月的一次评级展望调整，成为运城农商行与中诚信国际分道扬镳的“导火索”。而前者的“霸气”操作，让评级机构与发行主体之间的博弈再次摆到了聚光灯下。

作者 | 王洪臣 雷晨

来源 | 债市观察

近日，山西运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城农商行”）与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国际”）的“分手”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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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主怒了，知名评级机构被“休”

1月3日，中诚信国际发布公告称，终止对山西运城农商行的主体及“17 运城农商二级”债项信用评级，并将不再更新运城农商行的信用评级结果。

对于“分手”理由，中诚信国际在公告中称，自2019年12月以来，在其对运城农商行不定期跟踪评级过程中，公司项目组人员多次以电话、邮件及业务联系函等形式请对方提供所需材料，但对方始终未能提供。

其实，早在中诚信国际宣布“分手”前三天前，也就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运城农商行就已先行提出“分手”。当天其公告称，因公司规划和业务发展需要，即日起终止与中诚信国际的合作，对2017年发行的二级资本债券后续跟踪评级工作安排新的评级公司对接。

原来去意已决。

据小债了解，运城农商行与中诚信国际分道扬镳的“导火索”，来自于去年的一次评级展望调整。

2019年7月31日，中诚信国际对运城农商行存续期内相关债项的跟踪评级结果显示，维持运城农商行主体信用等级为A+，但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此举似乎让运城农商行有些“不开心”。

此后，在2019年12月23日的一份评级报告中，另一家评级机构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诚”）对运城农商行的信用等级评定是主体信用等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

一个展望是“负面”，一个展望是“稳定”，两家评级机构的主要差别就在于此。运城农商行更换评级机构的缘由似乎已有迹可循。

公开资料显示，运城农商行成立于1989年，位于关羽的故乡山西省运城市。截至2019年三季末，公司总资产240.73亿元，总负债223.88亿元，资产负债率达93%。

据小债统计，运城农商行目前尚存续债券19只，存量规模为19亿元。

至此，甲方、乙方之间的“分手”戏码暂时告一段落，但评级机构与受评公司之间数见不鲜的博弈也再一次走进人们的视线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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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故事多，评级要背锅？

提到评级机构，很多朋友的印象可能是下面这样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论，这就要从近年来不断增多的债券违约事件说起。据企业预警通统计，2018年债券违约只数为130只，2019年债券违约只数为186只，违约金额均超过1000亿元。

而在违约主体中，不乏评级较高的公司。比如，2019年7月15日，精功集团债券违约。当天，大公评级便宣布将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下调至AA-。7月16日，大公评级再次宣布将精功集团主体信用等级调整为C。

从AA到C，精功集团只用了一天时间，大公评级的动作可谓迅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评级公司能否在违约之前就能发现端倪，及时发出预警呢？

此类现象并非个案。在中国债券市场第一例违约的“11超日债”事件中，给超日太阳及“11超日债”两个AA评级的鹏元评级就曾遭到点名。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认为，评级虚高是“11超日债”危机的诱因之一。小债在后来的投资者索赔案件中也发现，AA的信用评级，是投资者信任发行主体的理由之一。

为何评级机构对发行主体貌似“偏爱”？其实，这与行业“发行人付费”的模式不无关系。

2018年，大公评级遭到限期整改，期限一年的处罚，震动金融圈，其中一项问题就是大公评级为多家发行人开展评级服务的同时为发行人提供咨询服务，收取高额费用，有违独立原则。

一位机构投资者负责人曾对《证券日报》坦言，“在‘发行人付费’模式下，目前很难改变‘甲乙方式’的依附关系，进而提升信用评级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评级机构的业务增量。”

让“乙方”摆脱“甲方”而独立，小债深深感觉到了中诚信国际的委屈。而运城农商行在评级展望“负面”之后，选择分手换人，底气十足。对此你怎么看？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