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近期出版的英国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刊发评论，关注中国人口变局，这是不能不关注的大趋势，思想潮独家翻译，以飨读者。

译文如下：

在中国的七十周年庆典上，天安门广场轰轰烈烈行进的方阵中，到处都有象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识。

我们认为，其中有两个最具重要性，一个是载有“核导弹发射装置”的那个方阵，另一个是由相当吸引眼球做拍手游戏的两位父母和两个女儿组成的“模范家庭”所在的那个方阵。

中国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已有近四年之久，那套于1980至2016年间得到严厉落实的政策，规定城镇家庭限有一个孩子，很多农村家庭限有两个孩子。

目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行以“两孩家庭”为理想模范。从东北辽宁到江南湖北，各个省市都在探讨推出鼓励人们要孩子的支持性补助和服务，但却没起到多大作用。

中国目前的人口出生率，已属于世界最低水平，而且远远低于要保持人口规模稳定的所需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也相当迅速，劳动人口数量萎缩在2012年就已开始，这比预期的时间早好多年。中国的人口问题，相当复杂。

不过，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官员们观念太过于僵化且总钟情于“控制”，从而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对“限额”进行小修小补是不够的。他们应该做的是，完全取消限额。

目前，计划生育的执行情况，并非整齐划一，且具有明显的独断性，有些父母，依然会因生第三胎而遭罚。

诸如此类的强制性做法，越来越在民众中产生分歧。

广东省云浮市小学老师谢峥玲的案例，上个月上了全国性头条。据网上公布的官方文件显示，针对她怀的第三胎，谢老师被当地教育部门官员催了三次“采取补救措施”（即堕胎）。

最后一次是在她即将临盆的前一个月，即使当时她恳求说，尚未出生的孩子“太大”不能堕胎。

谢老师一月份把孩子生了。然后，她和他当民警的老公，都被辞退了，这是对公务人员超生规定的惩罚。

社交平台微博上，标有“民警因老婆生三胎而被辞”的博文，浏览量已超900万人次。有些网民表达了同情，认为那对夫妇是响应政府多生孩子的号召。其他有些网民则称，公务人员因超生被辞，不值得同情。

能激起这么热烈的社会讨论，相当有启迪作用，因为，很少听到普通民众对严厉实施了数十年的人口控制政策的必要性，提出异议。在山东烟台经营一家化学材料公司的科研人员蔡智奇的案例，是个相当突出的案例。

蔡智奇自己的人生，刚好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密切相关。

蔡智奇出生于1979年，即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实施的前一年。蔡先生回忆到，在农村作为家里三个孩子中的一个在成长时的欢乐，“尽管我们很穷，但家里满是欢乐”。

当与他同是科研人员的妻子2010年怀上第二个女儿时，他们决定生下，申请各种出生所需文件，但却没提蔡先生在美国学习时他们生下的第一个女儿。可叹的是，2012年有人把他的情况向他工作的华南理工大学进行了举报。

尽管他的律师拿官方指导性文件表示，海外学习的中国人允许要两个孩子，但却白费功夫。最终，蔡副教授还是因生了二胎而被辞退。仅三周之后，中国就宣布放松独生子女政策，拉开了最终通往取消限制的序幕。

蔡先生待人相当亲切，带本刊记者转了他的几个实验室，并给本刊记者指出他两个孩子所上的学校，所有这些，都坐落于烟台经济开发区那片摩天大楼和建筑群里。“像是在哈利波特里”，蔡先生笑容满面，指向一栋古堡式的双语学园。现在，蔡先生有三个孩子。

在烟台，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夫妇，第三胎罚款约为30万人民币，但相关部门还没给蔡先生开罚单。“我的同行里，特别是私营企业主，很多都有三个孩子”，蔡先生介绍说，“若你想要更多孩子，你支付罚款就行了。”

但是依然，他没有提出什么质疑，为什么中国要对贫穷的农业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尽管自己因计划生育政策被罚上诉无果，但他说，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表示理解。

很多学者对此并没向蔡先生那么仁慈。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王丰，就批评独生子女政策的辩护者，说他们以独生子女政策让中国“少生”4亿人来附和官方。

王教授解释说，那样的预测是基于1970年代超高的出生率，在这之后的十年间，出生率就急剧下降，而这都发生在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前。

王教授还介绍说，其实，中国出生率的下降，大多发生在1970年代，主要源于城镇化和女性教育等因素，并进而让中国经历了与其他不对出生胎次进行强制限制的亚洲国家如泰国、韩国等国相似的变化。

不管怎样，毫无疑问的现实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了大量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目前总量约为1.5亿个。

而且，很可能，发生过的数亿次堕胎和结扎中，很多都是非自愿的。曾几何时，如若反抗，计划生育官员就会把他们的房子给捣毁。

妇女们的经期，会记录在黑板上，这样大家都能看得到。随着独生子女政策逐渐发力，杀婴和性别选择导致的堕胎，造成性别比开始更为失衡。

目前在中国，女性比男性少约3000万。不管以何种方式，中国的人口大概都会降到相应的水平，但现实却是，通过了一种极其残忍的路径。

截至目前，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依然存在。

本刊记者在烟台时，事先没有预约到访了一个负责人口计划生育的部门。满脸写满厌烦的赵先生回忆说，曾经那会儿，若谁超生，就会马上派几个人出发，“上门立即收取罚金”。赵先生所在的部门，已有“好多年”没进行过那样的惩罚了。

而且，当被问到广东云浮那位教师的案例时，赵先生依然态度坚定，“按照规定，就该那样。”

这样的心态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而且毫无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