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我们对于宦官的评价大多趋于负面，在历史影视剧中，常常把宦官刻画成异类，比如在《新龙门客栈》当中，宦官说话总是阴阳怪气的，而且他们聚在一起不是残害忠良，就是贪赃枉法。我们需要抛开道德的角度，重新审视下明朝的这些宦官。宦官是除了文官和武将之外，是第三种国家的治理方式，他们担负起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项的职能。

明朝的宦官和士大夫不同，他们没有儒家道德规范，经常能够跳出传统的视角，去审视问题。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他们暗含了现代文明的曙光，是离工业革命最近的一批人。

宦官的发展历程

历史上的宦官经常被儒家士大夫刻意夸大，其实宦官的活动范围极其有限，比如在三国时期的十常侍，他们是东汉末年位高权重的宦官，即使如此，他们的权力范围也仅限于皇宫之内，因此他们假传太后的旨意，把何进骗进宫内，才得以动手。

到了明朝，宦官的活动范围非常大，他们担负起了明朝的各项职能，比如郑和下西洋，他既是一个宦官，同时还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外交家，他的职责是替朱棣搭建好明朝的朝贡体系。

其实在明朝刚刚建立的时候，朱元璋就明令禁止宦官干政，甚至为此还立了一个牌子，但是从明成祖朱棣开始，宦官在他造反的路上，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在当时朱棣的帐下，有好几位能干的宦官，他们在战争期间从事情报工作，为朱棣立下了汗马功劳。朱棣利用这些宦官做内应，了解到南京防务空虚，因此做出了孤军南下的决定。

这些文人士大夫，受到儒家忠君的影响，不大可能愿意做内应，而宦官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朱棣继位之后，也对这些南京的文人士大夫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因此宦官成为他依靠的势力集团之一。

朱棣利用这些宦官实现自己的集权统治，对那些不服官员，采取了血腥的屠杀，同时派遣自己心腹宦官去监督军营。朱棣从京城里挑选14万精兵，组成了一支精英部队，同时派遣自己信任的宦官来统领。从此之后宦官监军逐渐成为一项正式制度，成为明朝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

到了明孝宗朱佑樘执政时期，兵部尚书马文升，需要看掌印太监李荣的眼色行事。有一次马文升想要邀请李荣一起检阅部队，但是这天李荣心情不好，于是拒绝了马文升，让马文升非常尴尬。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明朝的司礼太监，实际上是最高的军事决策机构。

除了利用宦官监军，朱棣还发明了一个特务机构-东厂，专门负责监视文武百官，以及百姓，同时还负责监视锦衣卫。锦衣卫是朱元璋时期设置的，也是一个特务机构，朱元璋常常利用锦衣卫来监视身边的大臣。但是到了朱棣这里，宦官才是自己所信任之人。

今天北京的东安门附近，大堂的入口处挂着一块匾，上面写着四个字：“朝廷心腹”，大堂上还供奉着南宋名将岳飞。这些都特别能反映东厂的本质：充当皇帝的心腹，对皇帝个人效忠。明朝末年的魏忠贤就是东厂的首领，他利用东厂对士大夫进行政治迫害，同时他利用东厂控制军队，也控制住了文武百官。

对于皇帝来说，宦官是自己最忠诚的奴仆，除了管理政治、军事等要务以外，还要替皇室打理皇庄，这些皇庄面积很大，除了皇帝田产，还有各皇子以及藩王的田产等。这些皇庄不用缴纳土地税负，而且面积也在不断扩大，这些都是宦官的功劳。

除了监管田产，这些宦官还监管矿产，尤其是那些金矿、银矿，宦官所开的这些矿，收入都落入皇家手中。万历朝，一个叫陈增的宦官，在山东开矿的时候，时常占用民田，百姓对他怨声载道，但是碍于皇家矿场，地方官员也无可奈何。

明代宦官在军事上担任监军，在政治上担任特务，在经济上担任职业经理人，成为除了文官和武将之外的第三个治理集团。但是这个势力集团经常会和士大夫集团发生冲突，虽然他们人数少，但是由于代表的是皇家的权力，权势非常大，士大夫受到忠君的影响，不能责难皇帝，因此宦官就受到道德的指责。

皇帝的代理人

宦官是皇帝的代理人，他们不会受到政治派别的影响，做事也只看效果，而士大夫所代表的是地方利益，而且还受到儒家道德观念的影响，所以时常和宦官们相冲突。

在明孝宗时期，黄河发生了水患，朱佑樘先是派工部侍郎陈政前去治理，结果陈政还没有完成任务，就死在任上，后来皇帝又派了刘大夏前去治理。刘大夏的正直是出了名的，曾经担心朱佑樘再次下西洋，劳民伤财，把郑和的航海图给藏了起来。

可是正直的官员来到地方却四处碰壁，因为他政治影响力有限，各地方官员很难协调，后来皇帝又派宦官李兴前去帮忙。当他来到抗洪前线之后，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不但从皇帝那里要来了2万两的救济银，同时还协调各地方官投入12万人的劳工，征调了河南、山东的粮食用于赈灾，在李兴的协调下，这场洪灾很快就解决了。

如果正常的国家事务，这些士大夫能够按照规章制度，有条不紊地去执行，但是遇到像黄河决堤这类突发事件的时候，士大夫就不好使了，还是需要宦官来帮忙。宦官代表的是皇帝，他们也只对皇帝个人负责，可以打破各部门利益的壁垒。

这些士大夫内部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尤其是那些地方官，他们兼顾的利益更多。所以遇上这种紧急事务，皇帝总喜欢派宦官去解决问题。宦官来到地方之后，即使地方发生冲突，也不会让皇帝背锅，肯定都会拿宦官泄愤。

比如土木堡之变之后，这些士大夫一边倒丑化宦官王振，其实英宗本人的意志决定了政局的走向，但是朝臣不可能批评皇帝，于是所有的锅都让王振来背，夸大王振对英宗的控制，夸大王振对政局的破坏力等。发展到后来，王振成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借王振来打击宦官，把他树立成反面的宦官典型。

明代宦官和士大夫的冲突，本质上是源于双方做事逻辑上的差异，宦官代表的是皇帝，而士大夫代表的是部门利益，以及地方利益。而且宦官和士大夫对事物的看法也不同，士大夫经常背负儒家的道德伦理，用道德尺度来衡量万物。而宦官做事的方式就比较简单直接，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就造成了理念上的冲突。

宦官的进步性

在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当中，如果你没有优先顺序的排列，而是被各种事物牵扯，那么整体上，你这个人会处在“布朗运动”的状态，也就是无序的生活状态，时常忘记自己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

宦官做事情不会顾及儒家的伦理道德，身前身后之名，他们只会考虑实际效果，还有是否会利己。在儒家道德规范里，利己主义是常受到批判的行为，可是在实际行为当中，却又时常割裂的。比如万历朝每逢除夕的时候，前来给兵马司送礼的官员把道路都给堵塞了，明朝中晚期，更是贪污横行。

利己主义是人的天性，一切的社会财富就是在利己主义下创造出来的。我们常常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宦官，是最接近第一性原理的一批人，站在对立面的儒家士大夫们，由于其复杂的利益纠葛，常常是历史阻碍者的角色。

儒家的道德，本质上是农业社会的行为规范，其中的很多清规戒律，都与农业社会的生产条件相适应。比如儒家鼓励节俭，反对浪费，这是因为农业社会生产率很低，对环境的依赖程度又很高，总得存点余粮，防范灾年吧？再比如儒家提倡孝道，注重家庭，这是因为农业社会是定居社会，一个大家族长期住在一起，可以互相帮助，那当然看重亲情。

但是明朝中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可是固有的农业社会思维，往往起到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明朝和宋朝不同，几乎完全依靠农业税，占到整个财政收入的81%，相比于宋朝只占19%，而且税负比例也是各朝最低的，这样的财政收入，如何应对国家建设以及突发情况的发生呢？

工业化就是要打破原有的家庭关系，让农村里的青壮年进城打工，成为工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骨肉亲情在这个时候只能降为次要了。工业化能够给人类带来文明和财富，但工业化的过程就是这么残酷。

明代的士大夫当然不可能理解，比如刘大夏把郑和下西洋图藏起来，就是典型的农业社会思维，认为把闭关锁国不折腾就是好日子，殊不知整个世界正在因为大航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所奉行的儒家道德，无形中成为工业化的阻碍。而宦官做事没有道德包袱，只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不自觉地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从这种意义上讲，明代宦官和儒家士大夫之间的冲突，已经孕育着现代文明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