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骞，著名文学评论家、编辑家，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当代》杂志副主编等职务。近些年，从编辑岗位退休的汪兆骞开启了个人写作高峰期，几乎以每年八十万字的速度坚持写作，近几年屡有新作出版。汪兆骞大部分时间和书籍、文学为伴，从阅读中汲取养料，又把自己一生的主要精力都用在文学编辑和创作中。

“很笨但非常勤奋的人”

出生于1941年，年近八旬的汪兆骞如今仍然保持着令人惊讶的写作速度。从2014年至今6年左右的时间，汪兆骞在他种着花草的小书房中一字一字地写了近400万字的手稿。其中，已有200多万字出版，这还不包括那些在他的头脑中还没动笔的写作计划。

成长在书香家庭的汪兆骞，自幼就怀揣着作家梦。在他的记忆中，祖父虽然一生经商办实业，但喜读经书，书房总是摆满了书。祖父还和文化名流如俞平伯、沈从文、马寅初等有着很深的交往。小时候，汪兆骞常随祖父到他们家里拜访，这些人的谈吐风度、文化人格使得汪兆骞在耳濡目染间对文学产生了兴趣。自小读书的汪兆骞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每看一本书一定要写心得。他自我评价是个“记忆力好，很笨但非常勤奋的人。”“我的笔记之所以那么多，是因为从上小学时就开始写。后来写作的时候，这些笔记就成了我作品的材料，成为我作品血肉的一部分。”汪兆骞说。至今他仍然坚持每天上午和下午分别写作三个小时，没有什么比笔下流淌出来的文字让他更能感到幸福和满足，是文学让他晚年的生活充实而富足。

回顾一生的文学履历，汪兆骞特别感谢作家王蒙。当年考大学时他报考了首都师范大学，心内多有不甘，但机缘巧合地遇到了在这里工作的王蒙。王蒙当年正在落难中，因为一篇小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因仰慕王蒙，两人时常交流有关文学的话题，王蒙还对他的读书笔记予以指点。“王蒙的出现对我坚定走文学这条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我一度认为在文学道路上行走下去太困难，甚至想要放弃文学改学历史。但是经过和王蒙两年的接触坚定了我走下去的决心。”汪兆骞说。

庆幸的是，勤勉的汪兆骞毕生没有偏离文学之路，退休之后更是愈加多产。因为对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历史感兴趣，所以他写《民国清流》；因为和当代的很多著名作家是朋友，要评价他们的作品，写出他们的人生故事，所以有了《往事流光》；因为喜欢生活了几十年的北京，欣赏诗词的美，所以有了《诗说燕京》……汪兆骞说，他喜欢这种充实沉浸在写作中的晚年生活。

自有一套阅稿方法的编辑

“身为职业编辑，为人做嫁衣裳，倥偬数十载。整日伏案审稿、编稿，经常与文坛名家、新秀打交道，在敬畏、精诚、庄严、隐忍中，看云卷云舒，落日西沉，青春老去，其经历的苦乐悲欣交集，笔墨难写。”汪兆骞如此品评数十年的编辑生涯，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编辑”。

从事编辑工作多年，手头稿件不管是来自已经成名的知名作家，还是籍籍无名的文学初学者，汪兆骞都毫无二致地一一审阅并撰写阅读笔记。他的读书笔记不仅仅是阅读心得，也有对作品的精妙品评和专业评价，甚至是提高和完善稿件的中肯意见。

作为从业几十年的老编辑，汪兆骞摸索出了一套好编辑应该具备的审阅能力。他举例说，比如“互文阅读的习惯和能力”。“我读《白鹿原》，不仅要读《白鹿原》文本作品，还要考虑《白鹿原》的写作背景等相关资料。读《白鹿原》时我发现，作者学习了美国作家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写法，陈忠实走了这样一条路子，最后创作出《白鹿原》。”汪兆骞说，作为一名好编辑，要想通篇全面并且深入地把握作品，不能仅仅依靠单线阅读，一定要互文阅读才会作出准确判断和评价。

汪兆骞还谈到了很多读者都知道的《平凡的世界》退稿事件。当时汪兆骞所在的《当代》杂志收到路遥《平凡的世界》来稿，负责审阅该稿件的编辑看过之后却非常果决地予以退稿。“我理解、认同我的同事对它的基本判断，只是不赞同他退稿的方式。”汪兆骞说，他也给出了个性化的阅读认知：“《平凡的世界》写的是英雄，是一种青年阅读的圣经，因为它很励志。但它离生活确实很远，离生活很近的作品是要有浓重的人间烟火气息的。”汪兆骞说，他评价甚高的是作家梁晓声的《人世间》这种烟火味十足的作品。

汪兆骞说，评价作家作品本来是非常主观的判断。中国自古就有“诗无达诂，文无定法”之论，这是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路遥和他《平凡的世界》也一度经历过巨大争议，所谓“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究自分明”。问题是，作为一名职业编辑，是否不应无视文学的多样性和读者多元化的阅读诉求，而总以个人的审美情趣取舍稿件？这依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描绘上世纪80年代作家群体肖像

2020年伊始，汪兆骞又带着他的新作《我们的80年代》回归到读者视野。

汪兆骞（右二）与梁晓声（右三）、张抗抗（左三）等

在《我们的80年代》新书分享会现场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认识自我、解放个性的年代，是一个思想自由、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朗朗星空，星斗灿烂。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中国文人辛苦耕耘，反思过去，思考当下，展望未来，其作品折射出复兴中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变动中的种种面容，构成了一组宏大的叙事，对中国社会影响既深刻又深远。汪兆骞的这部新作讲述的就是他和那个时代的22位文学大家相识、相知的过程，他们的代表作诞生的故事，以及那个时代独有的文化气象。

汪兆骞笔下的这些作家包括张炜、张抗抗、梁晓声、阿来、王朔等，几乎囊括了大部分上世纪80年代活跃在文坛上的优秀作家。他与这些文学大家打了一辈子交道，熟悉其作品，又熟稔其人。汪兆骞通过与他们相识、相知的亲身经历，对他们的人生与创作进行有血有肉、细节丰富的讲述，展示了他们透视世道人心、探索人的灵魂时的文心与人格。他写阿来：“阿来血液里流淌着藏族康巴汉子的热血豪情，这腔热血和豪情，一直支撑着他在文学之路踽踽独行，并成了他小说的筋骨。他说，书与酒是他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书给他智慧，酒给他灵感和天马行空的想象、豪情。”他写冯骥才：“大冯每天挤在由办公室改成的像大车店般的房间里写与睡，吃着食堂最便宜的五分钱一份的炒菠菜，偶尔到社门口小面馆吃一顿三角五分钱的肉丝面，已如富翁般满足。”

著名作家张抗抗参加读者分享会时说，读了这本书首先令她惊讶的是：“汪兆骞的记忆力怎么这么好！”此前很多交往的细节她已经全然忘记，读了汪兆骞这些细腻的文字后，一切又鲜活起来。另外，张抗抗认为汪兆骞品评作品和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对作品有专业的解读和分析，更大的优势是熟悉作家，所以对作品的理解要比别的评论家更深刻和中肯。“汪兆骞可以这样天然地、无缝地把人和作品结合在一起，这样一种‘介入式’的文本本身就值得肯定。”张抗抗说。

《我们的80年代》虽然是汪兆骞的私人话语，却为文化史提供了一些证词。

本文首发于《新时报》，2020年1月10日

新时报记者:徐敏

编辑:徐征

校对:亓鹤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