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
北京大学法史学博士 金融学博士后
在那时，华洋之间的纠纷，又有领事馆介入，华商是很难占到理的——而且，由于民刑不分，民事纠纷动辄上刑施压，也使这一诉讼在今天看来显得更为令人起疑
重庆老年间有句民谚：太平门，老鼓楼，时辰报准。位于今天渝中下半城解放东路的太平门内，曾有当年的老鼓楼遗址。这里过去曾是全城人校正时刻的地方。不过，太平门在2013年“重见天日”时，只剩破损的门洞和残缺的城墙。鼓楼也只剩一座古代高台建筑基址;反而是旁边的巴县衙门保存得相对完整。
尽管破旧，衙门的老房子却很“讲究”：四柱三开间，悬山屋顶，小青瓦铺面，墙面抹灰，房屋两侧和背面有封火墙。房子的基石上，还依稀可见古人精心雕刻的花瓶、花卉浮雕。抬头间，部分撑拱、挂落、雀替、驼峰等雕花木构件保存完好，木质构件上仕女、武士、雕花、神兽仍清晰可见。
对于这几间老房，渝中区文管所曾有这样的考证：“根据《重庆府志全图》推测，这几间老房子可能为巴县衙门的衙神祠，供祭祀所用。”当年，衙神祠里主要供奉的是萧何和曹参，并称“萧曹”。萧何制定了《九章律》，被称为“定律之祖”，曹参“秦时为狱掾”(《汉书·萧何曹参传》)，当过狱官。从老地图上可以得知，在衙神祠后方，就是捕房所在地。据说，“捕快们开工之前，都会到衙神祠来拜一拜，让祖师神为他们办案提供庇佑”。
可是，待到重庆开埠之后，老衙神遇到了许多新问题。比如1906年11月，德国商号“礼和洋行”前来衙门状告本地商人周吉斋、傅新隆、蹇兴顺三人。诉讼双方未到，德国领事讷尔特的函先来了。领事来函称，华商三人久欠银两，要求“贵县提讯，尚乞严比追缴，俾速还银”。衙门赶紧开庭对周吉斋三人进行堂讯。有意思的是，这三人对于被告到衙门，十分吃惊。他们承认：“欠洋行银百余两，约期付给。”但是时间还没到，怎么就告到了衙门，还找了领事来“施压”。
原来，这是一起鸭毛收购引发的纠纷。“礼和洋行”先支付了三名华商定金200两，后约定日期，一方交货，另一方交足剩银。但是，由于样货不对板，令洋行不满意，洋行要求三人退还定金。至于退还定金是否约定了日期，则是双方各说各话。巴县衙门于是作出判决：“周吉斋差押，限三日交银二百，与礼和洋行议妥交货，如延带比;傅新隆自限三日交保，依限交银;蹇兴顺差押，饬即将账交案候查。”
然而，三人虽被关押，钱却还是没有退还洋行。一周后，领事讷尔特再次致函衙门，要求“贵县严追周吉斋暨蹇兴顺等，限日缴银完案”。致函表示：“周吉斋送来样货，议定价值，甫将订银接去。所上之货概属恶劣，是诚有意套骗。”德方认为，并无“遵守约期”一说，实则是周吉斋为谋利，以次充好，存在商业欺诈行为。巴县衙门紧接着堂审三人，但三人同供称：“约期措给，因他洋行不依，就把小的们函送案下。”
老衙神遇到这样双方扯皮的问题，又没有“举证责任”这一说，于是就用上了“手段”。12月5日，洋行再次提出要求。衙门将三人械责、锁手差押并再限三日。周吉斋受不了了，为免牢狱之苦，时隔一日，承认了“以次充好”的行为。另外，此事还牵扯出洋行柜工翁明山。在这场交易中，翁明山直接参与了鸭毛买卖事宜。县令以其知情不禀，也将其锁押并责令帮同周吉斋出卖鸭毛，以便早日还银了案。最终，三名华商以及柜工一起凑足了款项，这才得以释放。在巴县衙门的档案中，此案告结。
可是，仔细琢磨下来，这些商人为何受刑讯关押之苦，也不肯退还定金呢?是不是这些定金也有一些已经用于他们向下游收购鸭毛了呢?质量达不到标准，假如按今天的说法，查合同看看有没有约定标准，如无约定标准，看有无行业标准——实在没有，那就大家一起承担责任。可是在那时，华洋之间的纠纷，又有领事馆介入，华商是很难占到理的——而且，由于民刑不分，民事纠纷动辄上刑施压，也使这一诉讼在今天看来显得更为令人起疑。
在《巴县档案》中，还可以看到许多华洋钱债诉讼。光绪三十年(1904年)，巴县衙门审理了一起金额较大、时长前后计9个月的诉讼案。本城人钟敬之欠英国昌华公司银350两。因屡次责令其偿还，不遵，衙门遂将其“重枷械责”。后又经几次反反复复的堂讯，衙门才收到“具结状”。知县感到如释重负，钟敬之最终也得以开释。有意思的是，发生纠纷的是双方，主动诉至法院的往往是洋人一方。而且，还往往有领事出面施压。诉讼结果通常对华商不利。
清人葛文浚所编《经世文续篇》中，李文沅所著《论交涉》谈及：“至于贸易一途，华人欠洋人之账，必须控官追案。”而华商则更多依赖地方宗族、邻保及商业团体等民间调解力量。为何“惜讼”，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一讼之费，动辄破家”。有研究者对当时巴县地区诉讼费花销进行计算，一旦告状被批准受理，最低基本费为16千文左右;最高的花费，可以达到130千文左右。这笔费用意味着什么?通过与口粮消耗的换算可知，16千文基本可以供给一名成年男子半年以上的口粮开销;而130千文，可供约五名成年男子一年的口粮。因此，与其争于衙门，不如相忘于桑梓——抓紧生产赚钱要紧。
可是，洋行却管不得这些。而且，到了中国之后，洋人们发现法庭很有“手段”，甚至还出现了“指示刑讯”的做法。1903年，洋行雇工刘绍周被怀疑盗窃立德洋行盘碟数个。英国领事随即将刘绍周提交衙门处理。3月7日，英领事韦礼敦将刘绍周提交到巴县衙门，随即向知县发出“将刘绍周笞责打一百板并枷示该行门首二三日，以儆效尤”的指令。知县最终按照英领事的指示，将刘绍周杖责一百并带枷在立德洋行门口示众三日。刑满后，又将刘送交回了英国领事府。查《大清律例》对窃贼的处理，杖责一百的处罚显然重于律例的规定——只是，此时领事大人威信所在，老衙神们估计也顾不得那许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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