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移动医疗APP、微信公众号、医药电商等各种互联网在线义诊活动纷纷涌现。目前来看，这些互联网医疗活动在疫情防控中起到了三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是填补了家庭医生在疫情防控中的“缺位”，包括给予社区居民及时的病情咨询、分诊分流、情绪安抚、心理疏导等；二是降低了轻症患者交叉感染的几率，即通过远程问诊，实现患者就医行为上的“物理隔绝”；三是突破了医疗资源的地域限制，调动了全国过万名医生“随时随地”参与疫情防控。

考虑到疫情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当务之急，需要继续引导和发挥互联网医疗在抗击疫情中的“第二战场”作用，打好这场“阻击战”。

互联网医疗在线义诊

在线义诊中，有像微医平台、京东健康分别联合多地政府、人民日报和健康时报，启动在线义诊，向用户提供免费在线问诊和心理疏导服务。截止到2020年2月3日，参加在线义诊的医生数量高达12775人，累计提供约62万例咨询，其中60%以上因心理作用咨询的民众得到了安抚。更多的是“自发形成”的在线义诊模式。

第一类是互联网公司或移动医疗平台自发的在线义诊。

比如像阿里健康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在支付宝App上定向针对湖北居民提供免费义诊服务，平均每小时有3000人发起在线咨询，超过90%的问题集中在新冠肺炎的防治等内容。

第二类是公立医院在官方微信公众号或移动APP开设的线上义诊。

截至1月28日，全国已有十余家公立医院自愿接入在线问诊。其中，武汉协和医院投入了320名医生进行24小时轮流问诊，一天内接诊了1.2万名患者。互联网医疗在疫情防控中的两个优势凸显：

使患者足不出户就可以随时咨询病情、购买药品的便捷优势。这样不仅可以过滤“轻症患者”，减轻医院负担，减少交叉感染，还能避免患者“盲目就医”，缓解本就紧张的医疗资源。

突破地域限制，扩大医疗服务“溢出效应”的优势。在线医生所服务的患者无本地和异地之分，更无关身份和位置，最大化了医疗服务价值。

社科院的政策建议

互联网医疗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作用巨大，但现实的制约在于，相关政府部门规定，医生“不能对首诊患者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只有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才有资格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等。针对于此，除了尽快放开互联网医疗首诊外，我们进一步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首先，尽快制定一套全国统一、简单易行的新冠肺炎互联网问诊流程和标准。

当前大部份互联网医疗平台采用的是“用户提问+医生回答”的轻问诊模式，医生基于自身的经验判断，提问方式和个人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医生、线上服务平台以及患者来自于全国各地，医疗行为缺乏明确的监管主体。为尽可能规避“医疗风险”，需要标准化在线服务诊疗流程，降低误诊概率，提高疑似病例识别率。

第二，疫情期间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充分调动各类互联网平台在疏导、安抚民众恐慌情绪中的积极作用，有针对性的向“两类群体”倾斜。

一类是农村居民，农村地区医疗资源配置一向处于“弱势地位”，医疗力量也最为薄弱。而在线诊疗医生多是三级医院的医生，相对而言，患者的信任程度更高，可行性和可操行也较高。对于收取一定费用的在线服务，考虑由政府给予农村问诊用户一定的补贴。

另一类是已返城的务工者，特别是流动性较大的快递人员和外卖小哥。他们对在线诊疗、健康咨询等并不熟知，通过“美团外卖”和“饿了么”等互联网外卖平台加大宣传力度，做好这类人群的疫情防控。

第三，将线上诊断疑似新冠肺炎患者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按当前政策规定免除个人负担。

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耽误救治，实现线上线下“合力抗疫”。这也符合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促进线上、线下医疗服务公平支付的要求。为防范道德风险，即在线诊疗提高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便利性，但也可能引发患者消费更多无效医疗服务，造成医疗资源的滥用，建议结合患者是否前往了线下医院确诊进行判断。实际上，在疫情期间，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并不高。

第四，长期来看，互联网医疗的发展还需关注医生的“执业痛点”。

当前，互联网医疗中涉及的主体：医生、医生的线下执业医院、医生的线上服务平台、药品供应商和患者已形成一个完整的医疗服务闭环。

但大多在线医生还是具有编制身份的单位人，线上的“共享”可能就意味着线下的“损失”。如何实现医生线上线下相结合，并保障患者在线诊疗的同时能够便利的获得电子处方，进而完成购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当然，国内现有医疗App数量较多，有的是公司自建、有的是医院自建、有的则是医院与公司联合开发等。为避免“鱼龙混珠”，规避不必要的风险，要加强对网上医疗服务、问诊服务的监管，严厉打击疫情期间利用互联网医疗服务进行的欺诈、投机活动；还要充分利用好社会监督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约束互联网医疗服务从业人员的投机行为。